７０年代末考取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时，曾因“专业思想不牢固”而令先生不满。我的确喜欢“旁鹜”，“不牢固”是真的。那专业确也不能满足我的所谓“求知欲”。那些年里，我几乎不买专业方面的书，除了为写作论文的阅读外，所读多属“界”外的书。那时自然没有关于“学科—权力”的觉悟，倒是意在恶补，一段漫长的荒废之后满足知识的饥渴。同时也有模模糊糊的“相关”的感觉——其实在一种大视野中，所有那些知识门类无不相关。行文至此，竟油然而有廖廓之感，浑浑莽莽如鸿蒙初开——我自己走神了。近些年来则更擅离专业，在文学与史学的边缘游荡，若先生有灵，当不致蹙额的吧。人生在世，“界”已够多，以此自限，更划地为牢，岂不可叹！
说“越界”，自然也因有所谓的“专业壁垒”。在你是“越界”，由“界”那边看，则是“阑入”，都像是有点出常。其实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史”本不分，分应自本世纪尤其近几十年始。其间更因了文化破坏，以至“隘”“陋”成了几代人的标记。“隘”“陋”的又岂止学问，更有人格的吧。你事实上经受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因而气象自与前辈学者不同。“经历”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亦如时间之于皮肤上的刻痕一样无从磨灭。如我似的，在前辈学者不见其“界”的地方作“跨越”状，想来也不禁心酸。近些年关于“学科划分”与“文化权力”谈论渐多，开放“边界”的呼声渐高；但“壁垒”的拆除较之搭造，未见得容易的吧。过去有所谓“通才”教育，久已不闻了。专业划分的日益细密，本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却终成限囿，也如人类的其他制度性设置。９０年代以来，我所在的专业，渐多逸出，而出走者多一往而不返，未见得不是好事。只有逸出，方知别有洞天，你的世界也会因之而扩展。就我的体验而言，那确实是一种美好的感觉。
读书不妨“越界”，却大可不必一踏上别的地界即以“成家”为目标。一位极聪明的小说家，谈到其养花的失败，说她悟到了人一生只能做成一件事。古今中外确有在多项专业成才的人物，但作为“常人”，较为切实的目标，确也是“做成一件事”——这目标已难以抵达，何况“做成”的“成”，又该如何度量事实往往是，经由“越界”，你更验证了你“知识占有”的限度，看清了你所能到达的极限，故而更能安心、甘心地经营一小块“自己的园地”，对收成不抱过分的期冀，甚至就如小自耕农似的，以收获几畦菜、一囤粮食自喜。
读书而仅以自我完善为目标，确也是别一种境界，在我是虽向往而尚不能至的。我自己即使到了“界”外，也仍不免于“职业化”的读书。但这种读书也另有补偿。即如近些年接触史学著作渐多，竟有一种像是飘浮之余，踩到了坚实的地面的感觉，于才气、灵气等等之外，切实感到了“工夫”的分量。在书店的架子上瞥见“漕运”“赋税”一类题目，甚至会油然生出敬意，自以为能想象那份枯燥与繁琐，想象其人爬梳钩稽于故纸中得一线索时的难以与人分享的快慰。我并非以为惟此才叫学术，却相信这一种训练对于造成“学术态度”的必要性。当然我也明白，我的上述感触，多少也因了年龄。记得读阎步克那本《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后记时，遇到“游于艺”的字样，曾为之心动，以为这意境在“学人”中业已古老。京城从来不缺少聪明人、巧人，却也总有“笨人”、韧人（这名目或是我杜撰），能用牛劲，耐得住寂寞，青灯黄卷，乐此不疲。
也仍会有新的盲点、误区。即如多读了史学著作，以史学规范衡度文学，即往往不免苛求。向文学要求“信而有征”，无疑方枘圆凿。但我也仍在继续得益于“文学研究”这一背景。即如对“文献”的态度。文献非即“史实”。依了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宁以诸多“文献”为“记述”，由此有了自己“读史”的方式，也算一种意外的收获的吧。
《中国文化报》
文章来源:人民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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