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集伟 出处：孤岛客 2007年8月
本书第十五章名为“父亲的战争”，其研究主题与多年前我读过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多有相似处。《生而有罪》一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的另外一本著述《无可救药的德意志》我也读过。不同的是，在本书里，作者野田正彰先生对战争参与者后人的关注乃至个案研究时间跨度更长。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在《生而有罪》等书中完成的，相当于横切下十余个纳粹子女的心理切片，放大后仔细揣摩研究；而野田正彰先生的努力则是纵向跟踪一名战争参与者后人心理路线，伴随其曲折环绕颠簸撕裂矛盾惶惑，一问究竟。
一九八六年，父亲大泽雄吉患食道癌去世前一周，女儿仓桥绫子拿到一张满是皱褶的小纸片。那时，大泽雄吉的肝硬化已非常危险，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的身体已骨瘦如柴。大泽雄吉用没插输液针头的右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死了以后，把这个刻到墓碑上，别忘了，拜托了！”一周后，七十一岁的大泽雄吉病逝。几年后，一直忙于照顾家庭和工作的仓桥绫子想起父亲的遗愿，去跟哥哥商量，遭到拒绝：“我不愿在家族墓地上刻上这样的东西。”
这样，父亲大泽雄吉的遗愿无法兑现，一再延宕。父亲希望刻到墓碑上的，是下面这段文字：“在旧军队勤务十二年八个月。这期间有十年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中国的天津、北平、山西省的临汾、运城、旧满洲的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做出的行为不容辩解，真诚地道歉。”这段文字对自我履历陈述清晰，虽无细节，可其概念、态度确凿无疑：自己参加的，就是是“侵略”战争，而不是日本教科书中说的“进入”……所以道歉，真诚地道歉。
野田正彰跟踪研究其女仓桥绫子的心路历程超过十年时间。在父亲去世后，每当闲暇来临，父亲留下的那张满是皱褶的小纸片在她心里就显得愈发沉重。退职后，她一点点慢慢回忆父亲一生中的言谈举止，她一位位拜访战时父亲的故交、亲人、熟人。拜访伯父时，仓桥绫子发现，同样的小纸片父亲临终前也给了自己的兄弟一份。不在家族墓地上刻下父亲的遗愿的决定是伯父与她哥哥共同做出的。
父亲去世四年后，仓桥绫子将未能履约父亲遗愿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骚动写成了的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小李》，公开发表；父亲去世八年后，仓桥绫子再次发表纪实色彩浓郁的作品《悲伤的河》，其开篇即以父亲大泽雄吉临终嘱托写起；父亲去世十年后，仓桥绫子的哥哥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即仓桥绫子的侄子郑重向姑姑承诺，他将实现爷爷的遗愿，将爷爷的生前嘱托——那段认错、道歉的文字——补刻到家族墓地的石碑上去。
这个长达十余年的委婉心路个案罕见而珍贵。作为后辈，在整个国家都否定曾经发生过的侵略战争时，独自询问自己的父辈是否参加过不义之战并非易事。作为子女，仓桥绫子最开始没有力量去倾听。在作为慈父的父亲与作为恶魔的父亲等多重矛盾的纠缠中，她一直寝食难安惶惑不已，可最终，她理解了父亲——这个过程是在逐步探寻、探究、探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是一个后世代个体逐步获取倾听历史的力量的过程。
仓桥绫子的父亲在他的国家不想对侵略战争谢罪时，作为一个人谢了罪，他用谢罪为自己七十一年的人生画上句号。而他的后代则在一个比想象的漫长更漫长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事实。那是一个从无力面对无力倾听到敢于面对敢于倾听的心路历程。完成了这个心理认知过程，他们才可能将那个所谓的“被迫参加战争”还原为“自己从事的战争”。
2000年本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今年，该书改由昆仑出版社再版。2000年那一版印了5000册，其命运跟今年公映的纪录片《南京》差不多。本书日文原版1998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第一年即重印7次。先入为主，我总觉得，这次重印将书名《战争罪责》变更为《战争与罪责》有点别扭。在我看，“战争罪责”这四个字在作者野田正彰的阐述中，已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固定词组”：它是对“战后”（灾后）当事人乃至后世代诸如“过度适应”、“洗脑人生”、“没于集团”等的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的一种总括性指代，甚至适用于多种由天灾人祸所导致的“后心理”认证、梳理、调整或重建。它是一件关乎民族心理构建与不断修正的大事，也是一个民族不断成熟的一项必须有人肯做、会做的心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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