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肖伟胜《现代性困境中的极端体验》
文：骆晓倩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现代性问题如今已成为国内外知识界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近些年，国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很多研究纠结于何谓现代性这类大而化之的问题，而未能对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困境及其内在特质有一个较为深入地开掘和推进，肖伟胜先生的《现代性困境中的极端体验》（以下简称《体验》）一书另辟蹊径，择取了“极端体验”这一命题作为切入点，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的困境，开启了现代性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对此类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
作者把“极端体验”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对这种现代性现象的内涵作了一个大致的界定。他认为所谓“极端体验”，即一种着力于追求生命情绪极端性发散的倾向。现代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窒息生命自由和灵性的枷锁，“极端体验”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产生的。这种体验主要存在于现代文化艺术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借助自足独立的审美形式对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否定和颠覆，试图以美学政治化的方式对现代性困境进行突破。它的价值观是早期浪漫派的本真性理想，在艺术创造上以直觉原则为指导。它的核心目标是寻求肉身和精神的直接统一、感官和精神的完美结合，通过激发内在的本真自我，提供一种使人幸福的东西，从而实现世俗的救赎；在审美特征上，由于着力于表现非理性的内在神秘世界，因而呈现出震惊、恐惧甚至丑怪的审美特征。这种美学极端主义思潮隐含着政治激进主义的颠覆倾向和艺术的乌托邦诉求，昭示出一种从刻板的日常生活、从理性主义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自由价值，因而较典型地代表了美学现代性的理想和追求。
事实上，作者认为，这种打着“反传统”的旗号，痛斥平庸、刻板、单调的日常生活，渴望一种近乎崇高的、超凡脱俗的英雄体验；赞美个性甚至危险的个性，崇拜权力和力量甚至强权和暴力，对各种各样的“极端情境”和极端倾向大声喝彩的共同倾向，不只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现代哲学的理论主张和先锋派艺术之中。他首先考察了“极端体验”文化艺术思潮发生的文化社会学根源。在文化社会学方面，作者认为这种思潮的涌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发展的结果；其次，它与现代性的困境，即韦伯所谓的“理性化悖论”直接相关；第三，从社会历史层面看，它又与19世纪中叶社会领域的兴起和“大众社会”的形成密不可分。我们知道，随着18世纪开始的社会合理化运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都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传统社会秩序逐步走向衰微。与此同时，工具理性向社会领域渗透和侵入，整个日常生活世界被纳入到了韦伯所谓的“科层制”的统摄之下。这种以效率为最大追求目标的社会官僚化管理体制，同时造成了非人格统治的普遍化，使得整个日常生活变为窒息生命自由灵性的“铁笼”。此外，随着“大众社会”的来临，由大众传媒所制造的没有个性与性格的“抽象幽灵”也日渐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监控不再仰赖于赤裸裸的暴力，而是通过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幻象来赢得大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这种隐蔽而神秘的监控很快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侵入到生命的情绪之中。这些最初本身是为人的解放而设计发明的“工具”，现在反而凌驾于人自身之上。这种异化现象就是韦伯所谓社会现代化的“理性化悖论”：我们驾驭自然界和社会之工具能力的增强却导致了“自由”与“意义”的丧失。为了寻求生命的解放和个性自由，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反抗由工具理性和市场抽象量化的同一性逻辑所铸造的“铁笼”，对千人一面“恐怖的非实体”的大众也非常痛恨。他们在工作之余，开始走出户外，寻求蹦极、飙车、高山滑雪、险滩漂流、紧张刺激的飞降、惊心动魄的牵引横渡，以及令人耳晕目眩的时空转椅等，借以释放激情的“极端体验”。这些对都市生活的整一化和日常生活的单调化的反抗，被现代人热衷推崇。这些生命情绪的“极端”发散方式虽然能够暂时获得一种解脱的自由感，但对生命本身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而往往只限于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少数人。而且，即便是这些渴望重新恢复的人类诗意的品质，也依然面临着被统一化、规范化以及单调化的危险，从而逐渐丧失了否定和颠覆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的潜能。美国社会学家里茨尔认为，现代社会里，包括旅游、教育等在内的几乎整个人类生活都被麦当劳化；在效率原则的主导下，一切活动都变得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他认为，这种以麦当劳化为代表的现代合理化过程最终将整个社会编织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冷酷地控制了每一个人。[1]
我们知道，因为艺术世界是一个想象性的虚构王国，它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避免了现实情境的直接的危险性。这样，创造者和观赏者一方面自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又摆脱了现实中各种道德和功利的羁绊，自由自在地进行各种精神的冒险。因而，艺术世界较现实生活无疑是更适合精神历险的场所。它能够凭借审美的无穷想象力为生命情绪的“极端”发散提供更多自由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重申亚里斯多德那个古老的命题：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2]艺术家甚至哲学家们更多地到艺术、审美世界寻找生命情绪的“极端”宣泄与发散，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在现代性的严酷条件下，不管是在现实情境还是在艺术中的极端体验，其共同的倾向就是否定与颠覆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寻求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在“极端体验”艺术中，人类的深层自我被激发出来，在一种近乎崇高的状态中寻求到自我的完善和幸福。这种思潮力图借助美学的政治化以寻求现代性困境的突围，在理论主张上大力倡导以审美化生存来反抗现代性逻辑，否定资产阶级的平庸趣味，痛斥千人一面的大众，从而赢获生命的救赎。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尼采、韦伯、西美尔、弗洛伊德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学理念之中，在他们所申张的几种生命情绪的极端性发散方式中，一方面既反映出非理性意志主体的各个侧面，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它们在现代性条件下与传统方式不同的新特点。
其次，该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揭橥了极端体验在实践审美形态上的现代性品质，也就是探究先锋派艺术中的几种极端体验形态：波德莱尔现代诗学中的英雄现时型、以未来主义为代表的未来革命型和达达与超现实主义的本真回返型。论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划分，是缘于他深信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于是，他根据时间性的三种表现方式：现在、未来和过去，将先锋派艺术中极端体验作为三种类型加以考察。作者认为，英雄现时型主要体现在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性想像之中，即注重在当下生活的瞬间感受中创造；而形式不断翻新的先锋派如立体主义、抽象派，尤其是未来主义等组成的未来革命型则显示出对未来的新的感受，表现为一种逐新的理想，在艺术形式上日益走向抽象；至于现代主义艺术中诸如野兽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组成的本真回返型，则存在着一种原始主义的倾向。高更对塔希提岛粗野、质朴的原始生命力的向往，马蒂斯试图“回到无掩无饰的单纯”的努力，“桥社”对大洋州和非洲原始艺术的青睐，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对潜意识、非理性欲望的热衷以及对孩童般纯真眼光的追求等等，无不体现出对生命本真存在的回返与重溯。不过，这种本真回返明显不同于浪漫主义的怀旧情愫，它追求的是当下救赎的乌托邦。这种保守主义的乌托邦想像，充分展现了乌托邦作为原型的功能。在此基础上，论者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这些极端性艺术使得艺术趋向自足独立，充分显示了意志在非理性世界所取得的胜利。同时也因为艺术自律性原则的获得，使得这种反叛艺术成为了审美现代性的主要表现方式。此外，极端体验艺术作为先前担当救赎功用的宗教的替代品，这种艺术宗教无疑提供了各种乌托邦想像，从而承负起赎救自我的神圣使命。
最后，在前面理论考察和实践形态辨析的基础上，论者更深一步地勘察了极端体验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审美风格。在作者看来，由于“极端体验”艺术追求审美的自足独立性，从而促使现代艺术从传统的模仿美向表现性的“消极美”转型。同时这些极端体验艺术在形式上表现为日益晦涩、扭曲变形的抽象化，使得震惊与恐惧成为了极端体验艺术的主导审美风格。此外，由于极端体验艺术都是用不和谐的形式表现不可表现之物，即对非理性的内在神秘世界的呈现，因而表现出丑的审美形态。
《体验》的下篇将这种“消极美”与那些奠基于超验基础或二元对立关系之上的审美形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区分：主要将极端体验与“狂欢”和“高峰体验”进行了仔细比较，从而凸显出极端体验独特的审美品性。作者认为，极端体验虽然与巫术宗教的神秘体验、狂欢、崇高、“高峰体验”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作者总结道：“作为审美现代性主因的‘极端体验’与‘狂欢’和‘高峰体验’既存在着许多相似甚至共通的地方，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极端体验’艺术由于第一次获得了艺术的独立自足性，即摆脱了传统艺术或体验形式所必须依赖的诸多外在权威的支持，因而‘极端体验’在与传统、启蒙现代性以及自身辨证对立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消极美的审美品性：震惊、恐惧与丑。”[3]在全书结尾处，对“极端体验”文化艺术思潮试图以美学政治化来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利弊，作者进行了总体评价：“极端体验”艺术通过对主体内在性的认可，运用魔幻化的审美语言，粉碎了现代日常生活的“铁笼”。“极端体验”艺术创造了一个与灰暗的现实迥然不同的新世界。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它是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他认为，个体努力从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中撤离，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主体性经验必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精神领域：激情、想像和良知。但是，作者对此的态度并没有如此浪漫，他认识到“极端体验”艺术积极的方面：“极端体验艺术就使得个体摆脱他的功利性生存和施行活动，从而让那些身心疲惫的人们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和放松，同时它所倡导的审美化生存方式，提供了另一种现实的生存，一种对抗现存社会工具理性压制的自由空间，感受到一个重新解放感性、想像和理性的世界。”[4]另一方面，作者也理性地指出，极端体验并不是救世主，“从纳粹的历史经验、斯大林主义以及散布在世界的各种专制的集权主义来看，极端体验利用审美经验的解放潜能，试图对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作出有效的回应和解决，这种美学政治化之路证明是偏颇和失败的，历史告诫我们非理性主义文化政治的解放潜能是存在问题的。”[5]
《体验》一书通过对这种由英雄主义、极端方式和自恋倾向相混合所塑造的现代精英主义冲动，这种着眼于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和颠覆的“极端体验”的考察，在较为深入和透彻的层面上解答了西方文化艺术为什么会从波德莱尔到20世纪中叶的近百年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分析了这种颠覆过去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的“激变”到底与现代性困境有何直接关联。总之，《体验》高屋建瓴，为深入探究现代性论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参考文献：
[1]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6-37。
[2]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81。
[3][4][5]肖伟胜，《现代性困境中的极端体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98，30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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