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赋宇
林达先生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是把美国的自由等中国人关心的问题阐述得很好的一本书。作者把对身边具体事例的生动叙述与深刻的理论分析有机结合，读来耳目一新。但我以为，本质上与其说是在“近距离”地审视美国的自由，不如说是在“远距离”地用中国人的自由观、中国人的自由去凸现美国的自由。这一远一近，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运用。诚如作者所言，“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会经常骤然直率地在我们面前相遇碰撞。一开始真有无所适从亦无可躲避的窘迫，”有一种“边缘人”的苦闷。“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它们的差异，我们发现，它们(两种文化，具体指中国和美国文化)不仅有各自圆满的价值体系、甚至有不同的语系、语境和逻辑。有时，从一个大前提出发，顺着各自的逻辑走去，竟会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来。”如费正清、马尔罗看中国，托克维尔和韦伯看美国，之所以看得令人信服，是因为他们站在一种文化参照系上进入另一种文化。正因为如此，作者才能把美国人看似平淡的东西写得津津有味。
其实，“远距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审视方式。因为其中隐寓着跨文化的比较。记得潘光旦先生说过，经常流动的人做不成学问，不流动的人也做不成学问，适当流动的人才能做学问。这“适当流动”里边就有跨文化因素。故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路和读书并重。
以往名牌大学的教授颇重视“留洋”、“游学”的经历。西南联大的教授就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不但有精深的国学根底，还有留学欧美的特殊阅历，都对西方文化精神有直接的生活体验。(谢泳《西南联大启示录》)在两种文化中相互审视，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短视，在比较中获得启示，正是此小文所要表达的。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