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晓
我回来了——重逢
总是比告别少
只少一次
——北岛:《黑色地图》
一
很有可能，读过北岛诗歌的人，或者仅仅是知道北岛这个名字的人，都会想读读他的散文。长久以来，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所谓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视野背景之中。当然，根据个人的喜好，每个人还可以在他之后填上其他人的名字，比如芒克，比如多多，比如顾城，比如舒婷等等。尽管在世界甚至仅仅是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是一份值得炫耀的名单，但是，能有这样一份名单，作为同时代人，我们已经可以为此而骄傲了。不同的是，或者因为传奇的消息，或者因为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因为频繁在媒体出现，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公众熟知，变得不那么神秘了，而北岛却因为他本人的缺席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从我们的视线消失，更准确地说，他从来就没有正式出现过，这成为他如今向着我们走来的前提。
神秘带来的可能是光环，也可能是阴影，那么对于北岛来说是什么呢？我们巴不得通过对于他个人言行举止的报道来了解他的生活、创作和个性，但遗憾的是，读者并没能得到满足。虽然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媒体总是持有怀疑和保留，但是不能否认，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媒体，而不愿意花点力气从作品下手。
近十年以来，散文，当然还有界定极其广泛的随笔，在中国几乎取代了小说，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挤满了每一个书籍热爱者的书架。有不少人为此而感叹中国作家创造力的低下和中国读者的懒惰。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现实之中，对于书籍，趣味和情调的欣赏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实用所取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非虚构性，虽然仅就文学的品质来说，我们不能说虚构与非虚构相比，哪个更好，或者更难，或者更纯粹，但当你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时候，比起小说，散文肯定更加“文如其人”，更别说与抽象而隐晦的诗歌相比了。
因此，读者对于诸如北岛、高尔泰这样的作家，阅读的期待，首先不是作为文学的文本，而是文本背后的作者本人。人们试图通过作品进入作家的世界，进而通过作家进入历史。
二
想知道北岛在国外的日常生活，只需看看《失败之书》第三辑中的篇章。从搬家到赌博，从朗诵到喝酒，像是豁出去了，北岛把自己一锅端了。我们仿佛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是什么样儿就写成什么样，朴实和自然就行！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家的后院，像灯一样突然熄灭的玫瑰，巨大的蚂蚁王国，多少有点像哲学家的蜘蛛……（《后院》）知道他曾经在六年内换了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在一无所有地漂流的日子里，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搬家记》）还知道他是个酒胆比酒量大的饮者，只要旁边有沙发，他就敢连干三杯，他最不敢冷落的是酒，这个最忠实的朋友，陪他打发那漫漫的长夜（《饮酒记》）。通过这些琐屑的细节，北岛把个性带进了散文，其中穿插着一些好笑的遗闻轶事和意味深长的思考。
《失败之书》的第一辑，或许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北岛把金斯堡、帕斯、特朗斯特罗姆等等国际知名的作家带进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他的得天独厚之处，正是由于他个人在国际诗歌界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像当年与芒克、多多这样的哥们儿一样与这些名人交往和相处。但是，他写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世人承认；他写逝者（不只是死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与他一道站在舞台上朗诵。北岛写他们的癖性，写他们个性上的真实之处，因为他知道，仅仅高尚、博学和才气，并不意味着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或一个能够被别人记住的人。其中写得最传神的，是“垮掉的一代”之父艾伦·金斯堡。北岛写道：艾伦像个仆人似的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纽约袜子大王身后，因为这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是他的赞助人，艾伦许多诗歌活动的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这或许会让我们的诗人感叹，中国的袜子大王，或者胸罩大王、卫生巾大王、方便面大王、房地产大王们，什么时候也能变出点艺术活动来呢？北岛还写道：艾伦用一只眼睛看你，用另一只眼睛想心事。在描述了作为摄影家的艾伦的一幅自拍照之后，作者发问：“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文章的结尾是，“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而事实上艾伦已经在九天前死了。这种表述在文中比比皆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北岛散文的诗性，也可看成是他在偷懒。相对于诗歌来说，散文是加法，当他使用减法的时候，他又折回到了诗人。
《失败之书》的第四辑写了几个城市，巴黎、纽约、布拉格以及他生活了近十年的加州小城戴维斯。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也不是旅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作家的城市，是诗人艺术家们活动着的城市。地铁，街灯，鸽子，航空港，出租车，死去的卡夫卡，活跃着的桑塔格，还有新知与故交，行色匆匆的北岛在其间穿行，一会儿吃地道的上海菜，一会儿喝匈牙利牛肉汤；有时候是英文，有时候是中文；和某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狭路相逢。北岛的生活中多是前无来处、后无去向的际遇。一个“在路上”的人，行程永远是不确定的，像是剪接后的蒙太奇，有场景而没有剧情。
三
评价一个作者，或者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得在比较中进行。就说散文随笔，同样是拿历史说事儿，吴思对历史思考的力度和穿透性无疑比余秋雨不止高出一筹；同样是写人生，哲学界人周国平成了偶像散文家，而文学界人史铁生则用散文架构哲学。拿杨绛本人的散文比较，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那种在现实生活的基调上散发出来的超然的人生境界，时至今日仍然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但是，到了《我们仨》，还是散淡，却通篇透露出一种刻意的游戏氛围。
再回到北岛。正如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前期的诗和他近期的诗加以比较，得出哪个重哪个轻的结论一样，有些人又会不由自主地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加以比较，得出哪个深哪个浅的结论。因此，《失败之书》出版之后，有些读者有不满足之感。这部分读者认为，他的题材过于狭小，叙事也过于琐碎，与原本印象和期待中那个思想深刻并且富于哲理的北岛有落差。
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有人问：所谓“虚无的压力”指的是什么？有人问：在漂泊的日子里他的心理支柱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但这些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完全生活在不同处境中的人是不容易进入的。有些人注意到了北岛散文中的幽默、调侃与自嘲，这与传说中严肃得不苟言笑的北岛似乎有所不同；另一些人注意到了北岛散文中的怀旧与怀乡，这与大家熟知的英雄般的诗句背后的北岛也有所不同。我们不可能在北岛的散文中寻找到宁静的、从容的温情或者夸张的、专注的激情，温情与激情都还在，但却是淡淡的。无处不在的，惟有无可奈何的落寞。正是所谓“虚无的压力”使他处于一种缺乏张力的、失重的状态之中。我们能不能说，“狭小”恰好是他的生存处境的本质，而“琐碎”正是他的心理支柱？如萨特所言,“在忧郁中建立的平衡”。他自己声称，写散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交易行为与他的作品一道，构成了他真实的生活境遇。北岛与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相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从来不强调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权，却从来不放弃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特权。与其说他用文字换取生活，不如说他用生活换取生活。
一个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有一群假定的受众，当鼠标一点，这些文字发到编辑的电子邮箱之后，他应该知道，在稍后的某一天，它们将与作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刊的某一版或某一页，出现在订阅者的案头或者床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习惯，但他们在写作时都自然而然地意识着特定的读者的存在。
我想，读者的落差正是来自这里。我们原本并不是作者的假定受众！一个每天操着英语却用中文写作的人，他意识中存在着的，既不是可能成为他对手的读者，也不是可以与之倾诉肺腑之言的读者，他和我们不是以同一个坐标观照生活。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人都可以说北岛的散文好看或不好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说北岛的散文好与不好。我是想说，完全无法想像，如果是我或者你，将怎样面对那样一种生活——孤独，落寞，绝望，拮据，隔绝的屈辱，荣誉的折磨……
另一方面，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成为思想家，说一个诗人有思想也不一定是他最愿意接受的赞美。没有谁说芒克思想深刻，但没有谁不承认芒克是天才诗人。如果你指责一个天才诗人没思想他一定不会抗议，但如果你说他是思想家，说不定他反倒会和你急。正因为北岛回避了宏大的题材，所以避免了云山雾罩的空话和神气活现的大话。就现代汉语的现状来说，这绝不是一个低标准。我们可以把北岛写散文，看成是诗人自己给自己放假，或者是写作疲倦后的散步。我愿意将其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我甚至认为，他之所以将它们结集出版，正是对于人们期许中的那个思想者的北岛的反动。他希望以一种平常之心回到家乡，与久违了的读者重逢。
四
这本书的书名也是读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是“失败之书”？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曾试图说服他用他早期的诗作《一切》中的第一句——“一切都是命运”为本书命名，我觉得，那不但可以唤起人们对于作者的记忆，而且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以“失败之书博大精深”的诗句说服我，我认为以此诠释书名反而过于通俗。
北岛是以失败来概括他文中的人物吗？还是以失败自况？
历史上，不乏因失败而获得成功的伟大人物，有的被失败所造就，有的主动地选择了失败身后却获得了功名。金斯堡生前虽然也狼狈过，但与像卡夫卡、本雅明、凡·高这种生前无比失败的人相比，没有什么失败可言。当然，不是失败者并不意味着就是它的反面——成功者。李尔克也说过，“没有什么成功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但是，像洛尔迦这样优秀的人民诗人，死得又是何其荒谬！可见，失败与成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更经常是互为悖论的。
有记者问，《失败之书》是不是“（北岛）生活的堕落”，北岛的回应是：“在一个追求物质化全球化的完美之夜里，我的书是一种沉沦，一种堕落，在其中留下了对完美之夜显得多余的动作与阴影。”这可以理解为是他在抽象的诗人语境中、在西方的语境中对于失败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阐释。但在我看来，在并不完美之夜，说《失败之书》中的“沉沦”与“堕落”“是多余的动作与阴影”却显得过于诗意了。
《失败之书》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书城》杂志记者二○○二年在波士顿对北岛进行的专访，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北岛回答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那些诗“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如果北岛仅从文学的角度否定自己的前期诗歌，应该是正常的。但是，这多少伤害了甚至冒犯了那些一直热爱着他的读者。
不愿意接受对他前期诗歌的否定，与其说是出于文学的理由，不如说是出于历史的理由；与其说是出于理性，不如说是出于情感。因为，虽然看起来产生和传播那些诗歌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些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观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诗歌本身的重要性也依然存在着。而北岛却改变了，或者说北岛对于诗歌的价值判断改变了。诗人自然会更多地从诗歌本身评价诗歌的好与不好。但是，诗人有诗人的一厢情愿，读者有读者的一厢情愿。北岛的成名是历史的选择，历史不负责鉴定诗歌的好与不好，历史只管一种文学现象的重要与不重要。所以，如同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北岛对早期诗歌的自我否定一样，北岛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放弃对早期诗歌的肯定。我不知道文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情况，这本质上应该是作家与生活、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值得文学史家研究的一个课题。
诗人从来是与社会和读者保持距离的，往往距离越大，其作品的成就也越大。北岛早期的诗歌之所以影响巨大，正是因为他的超越性。当年，北岛从共同走上诗歌道路的同时代诗人中，曾经完成了时间的超越，因此，被记住的是北岛而不是别人。如今，北岛面临的挑战则是，是否能够完成空间的跨越？如果说，惟美，惟思想，惟技巧，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作家、诗人，在自己的美学追求之外，该如何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呢？毕竟，他“得天独厚”地满世界跑了一大圈，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
在同一篇访谈中，北岛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然而，在摆脱革命话语之后，如何建构“非革命”的话语呢？这是我和很多人的难题，我相信也是北岛的难题。我猜想，否定早期诗歌的北岛，也许不习惯再谈“使命”，但事实上，他已经向自己和整整一代人提出了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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