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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家、评论家费振钟近年来对晚明历史、人物与思潮进行深入考察与体悟之后创作的系统文化散文的结集。

    全书分四辑收录了20篇文章，以各种史载的晚明文人的思想操行为纽结，透析了晚明知识界的思想潮流、文人操守行状及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从另一角度揭示了晚明文人的末世之感和当时士大夫的心路历程，重新演绎和审视了一般所谓的晚明文人的“狂放”与“觉醒”，指出晚明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堕落时代，极富创见。同时，作者通过对晚明文人历史的考察与描述，向人们提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腐朽专制的年代里将面对怎样的历史与可能，发人深省。

文：洪治纲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6月

    中国历史上的明朝实在是一个让人诉说不尽的时代。尤其是嘉靖之后，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民间生活水准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开放；另一方面是封建专制的老水车仍在喘息不已地运转着，各种传统伦理纲常依旧散发着浓重的陈腐之气，社会文明的演进出现隐秘的错位和严重的危机。这种独特的历史境域，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文人)自然带来了许多无法言说的疼痛、无奈和绝望，也使他们的生命形态呈现出异常纷繁甚至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观。

    费振钟先生的《堕落时代》就是着眼于这个特殊时代里的特殊群落——一群文人繁芜驳杂的生存景象，对这个时代的人文情怀进行了一种独特的现代追思。作者把这本书叫作“堕落时代”，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一时代的文人都是一些声色之徒，心甘情愿地沉迷于腐化堕落的生活，对社会对生命很不负责任，而是试图通过一个个文人命运的叙述和内心精神的剖析，让人们洞悉这种历史文化的沉疴给中国文人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和摧残。“生在此时代，文人们失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是学者还是名士，无论退居朝野者，还是仕于庙堂者，都在一种强烈的末世感中怀着被抛向文化深渊的惊惧。从王阳明‘觉悟’下的对于世道人心崩坏的痛伤，到一百年后袁中道、董其昌面对个人和社会的彻底的彷徨无奈和无情的自毁，所有人物都在这个颓败时代里扮演了一个绝望的突围者的角色。”作者在书中道出的这番话，不仅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的独特体悟，实际上也表明了他写这本书的真实意图。

    在《堕落时代》中，我们看到，明代的文人生活的确是“丰富多彩”。既有视“杀头不过碗大的疤”的李卓吾，又有捣碎自己睾丸的徐文长；既有像方孝儒、海瑞等刚直不阿、不卑不亢的反抗者，又有依傍于权贵张居正、四处标新立异的所谓“山人”；世道之拯救者如王阳明及其弟子，心怀宏愿四处奔走，而隐居逍遥者像紫柏老人、王世贞等则寻山觅水渴求独善其身，放浪形骸者如屠隆、范牧之等却纵情声色，有时甚至浪漫得一塌糊涂，浪漫得让人伤心和无奈。但更多的人，可能还是像《末世幽默》一文所写的张岱、王思任和袁中郎那样，在各种近乎疯狂的“嘲谑”中安慰自己或麻醉自己……这些人一方面享受着“堕落的快意”，寻觅各种自我心灵突围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失衡之中，一生都被极度焦灼的精神所折磨。作者用一种相当尖锐的眼光和体恤性的笔触，不断地切入他们的灵魂内核，揭示出他们心灵深处无所归依的悲凉和无奈。

    这种悲凉和无奈，或许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表征。他们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庙堂与江湖之间、都市和山林之间、社会与自我之间，“永远的矛盾，永远的彷徨，永远的进退失据、首鼠两端，永远的缺乏生存的主动。”他们不断地被权力异化，被欲望异化，甚至被世俗伦理异化。譬如王阳明先生由兵部主事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之后，便开始主攻“良知”说，想用自己的思想来拯救业已崩坏的世道人心，使社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应该说，他的这一启蒙愿望还是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并激起了无数思想追随者前赴后继，但结果却被人讥为“蛤蟆禅”，不仅使一些人饱受身心残害，还让不少人背上历史的黑锅。而袁中郎等人因为从理学的深潭中根本找不到思想奔泻的出路，便不断地退回到自己的方寸之心内讨生活，导致“他们的个性就越来越内心化、趣味化”，并转而对个人性灵和生命情趣进行反复的体验和把玩。在《道德主义者的悲喜剧》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是一个打屁股的时代”，一方面讲究理学道义，但另一方面则大力发扬“打屁股”哲学。无论何种文化人，一旦触怒龙颜，不再像以前那些就着衣裤来几下杖刑，而是要当着百官扒光裤子猛打，从而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达到“伤其体、辱其志”的目的。明代中后期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用相当夸张的形式给文人的生命设置了许多乖张的形态。

    但我更看重的，还是《堕落时代》在写法上的诚实和鲜活。它完全不像时下的一些历史读物，动不动就将诸葛亮的“空城计”说成“唱卡拉OK”，试图用一种后现代的腔调“激活”历史和“大话”历史，而是处处依托于扎实的史料，却又极少见到掉书袋的话语。它的诚实品质，源于作者是在用自己的身心与历史对话，用自己的真情实感与那些远去的亡灵默默地絮语。而它的鲜活，则在于作者用了类似于小说的笔法叙述着一个个文人的命运际遇，并将自己的理性分析隐藏于人物鲜活的个性之中。全书看似仅仅截取了明朝历史的一小段，选择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实则却隐喻了作者对整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因为，读这本书，我常常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当下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类似际遇，甚至某些表演方式都是一种惊人的重现。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对《堕落时代》来说，颇有些点题的意味。

文：夏　涵  
出处：博览群书 2001.1

　　冬雨连绵的日子里读完了费振钟的历史散文集《堕落时代》,一时感触良多却又理不成行。于是,只能默默地坐在窗前,看外面如泣如诉的青灰的天幕,以及小屋内一灯流荡的明黄。蓦然间,想到去年的冬天,也是雨季,好像更寒冷些,读完的是另一部历史长篇《北大之父蔡元培》。有些巧合的是,在这两个雷同的时空里,所读的两本书虽涉及的时代不同、且各有精彩,但内容都是关于我们民族知识分子旧事的。而当我读罢掩卷时,同样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惆怅弥漫开来——这惆怅夹杂在江南的冬雨里,益发显得湿腻、阴寒。

　　而此刻,我的眼前还有另一幅图景,那就是象征着历史的一潭青黑的湖水正漾过来,拍击着现实的堤岸。而现实的堤岸冰冷、残损,似不堪承受水波的冲刷与拷问。回忆和反省因此变得深沉,理想的光却也愈发飘摇不定了,晦明之间,无法给来者以更大的照耀——这大致也正是我读《堕落时代》后的感受。

　　《堕落时代》是一部以晚明社会为书写对象的心史。全书以王阳明开笔,其重心则是王艮、王畿之后的晚明士人及其心态。这几年来,学界对有明一代(特别是中晚明)的文化历史颇多关注,以笔者有限的阅读,尚具水准的专著当不在五六部之下,但用典雅、朗畅的散文笔法较准确地深入到当时人物心灵的佳构,费氏此作当属上乘。如我此刻重新翻阅的这篇压轴的写袁小修的《生命如飘》,一股文字与意涵格外凑泊的笔墨情韵便扑面而来:

　　……

　　这一年,诗人袁小修三十九岁。我们注意到他头上发已斑白,一江春水向东流,说不清他心里到底几分欢欣,几分悲伤。

　　现在,他是如愿以偿地乘船远游了。……

　　我们此后就能顺着袁小修的这条叫“泛凫”的木船,一点一点地品领着他对于生命意谛和现实功名的矛盾心情,看到这个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他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一些似乎本该严肃地加以论证的原因和人物心境就在这种自由而富有修养的散文叙事中生动地凸显出来,这是文学的、艺术化笔墨的优势。当然,其背景是必须建立在认真的学术的考量之上。

　　看得出来,费振钟对中晚明的史料是好下了一番工夫的。这自然不必说书中对相关史料、相关书籍的准确引用,也不必说他揣摩撰写出每一个历史人物时必然得进入该人物的文行出处的细部,仅从他书中最后敲定的十数位晚明士人的名单,就可见出他的考据工作已基本涉及到了当时士人阶层的各个端点。王阳明以下,王艮、王畿、颜山农、罗汝芳、何心隐、李贽、公安三袁,都是中晚明思想史上“心学”一派的流脉,作者在此敏锐地指出了这个代表着当时思想文化界先锋的群体在众声喧哗之后,实际上并未给时代文化奠定深沉稳健的根基,这使得其时的整个文化及至社会最终只能迈入溃败的泥淖。汤显祖、梁辰鱼、屠隆,在此皆以戏曲家的身份出场,前者与“心学”关系亦密,但他最终找到的戏曲实践的道路以乎倒比那些“心学”大家更多一份踏实履践的功夫;后二者则从另一些维度展现着时曲(昆腔)与时代审美风尚、与个人命运的象征关系。张居正、申时行,是万历年间的先后宰辅,在他们前后展开的诸如赵用贤、海瑞、李三才、东林党人等,则显现着庙堂政治的变幻以及晚明道德理想主义的变质和虚伪、功利主义的浅薄和深入人心。至于身处于野的山人名士,其时亦躁动不安:乐新炉因卷入权力漩涡致死,张幼予以狂傲姿态博名,张大复以病、张宗子以自嘲、徐文长以自残、王思任以谐谑、范牧之以恋妓女……各各上演着他们畸变的末世情怀。还有方外之人:僧的紫柏老人、道的昙阳子,其实亦不过是尘俗闹剧中的一份子。有些人物,如宋懋澄,名虽不显,但作者却从他的一生中读出了颇为完整的典型意义,可谓别具只眼。临末,作者又把笔融伸到了略显清净的书斋,只见那些从政治场中败退的先生王世贞、焦��,正以笔墨事业托庇余生。但是,即便在这些归乡隐老的宦绅中,仍有董其昌这样的鱼肉乡里之徒,显示着明末士人德行上的败坏、一种无法挽回的颓势。

　　在这一番上下前后的搜罗之后,作者得以用甚具全局感的眼光为那个时代下了结语:“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所有人物都在这个颓败时代里扮演了一个绝望的突围者的角色。”的确,作者这张覆盖广阔而有代表性的名单最终良好地说明了晚明时代及其士人的特质,也显现了他作家和学人的双重功底。

　　然而,震动和忧患并不止于这些对客观历史的叙写,时代和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往往有对等之处,更有对话的必要。我们看到,作者书中的议论每每能令人悚然一惊,如他在附录中对晚明士人的概括,使我分明察觉到了当下时代的影子:

　　一些人在无边的风流中消磨了意志,一些人虽然在精神上踔厉奋发,却仍然归于更大的虚无;一些人希望拯救和被拯救,一些人则沉醉在快乐主义的怀抱里乐不思蜀;一些人坚定地固守,但于固守中变得更虚弱和虚伪,一些人敢于革新、自由思想,可革新只不过意味着玄想和空谈,而思想意味着离现实越来越远,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

　　这真是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巧妙的叠合。面对四五百年前的一代人文,我们不得不思量其间存在的种种顽固的遗传。也许,我们从那里就能找到我们今天遭逢相似的困窘的原因。而有别于过去的历史——其经验总结已有它自身的结局作为基准和证明,我们的时代则有赖于我们当下的思考和实践去完成。我们无法视而不见我们面前仍有着人性、道德、制度、终极价值等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无法尊崇理智和高尚的人文理想,无法勇敢地为这些“人”的普遍价值说话,无法切实地把这些人文关怀贯彻到每一个人的心灵与行为中,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个时代也将被颓废的旨趣全然占据——。

　　这也正是我在“堕落时代”面前的一点杞人之忧。

文：吴义勤 出处：文学报 2007年7月

    晚明历史研究，是近些年广受学术界和文化界关注的热点。前些年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现在则有大量“正说”、“野史”等等坊间流行的版本。为什么关注晚明呢？不仅因为晚明是中华文明由开放走向败落的转折点，更因晚明知识分子处于文化转型和外族入侵背景下，显现出的独特个性与风度。晚明的确很古怪。一方面，封建专制走向极端，诏狱不断、厂卫横行，连大臣都不免廷杖之苦，另一方面，长期和平又造就了经济文化繁荣和知识分子力量增长，张居正夺情案、议大礼案、海刚峰上书案，都是名重一时的文人涉政的案例；一方面，社会普遍推崇道德主义，而知识分子挟道德而邀名的行为屡屡发生，以至于儒生误国，终酿成朋党之政，使风雨飘摇中的国运更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则是阳明心学大盛，身体解放大张，狂禅运动势不可挡。毫无疑问，对晚明文化的研究，对晚明士人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史，从而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期重建知识分子品格，有着重要借鉴作用。

    费振钟先生的《堕落时代》，则是一本有关晚明的、与众不同的“历史小书”。它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也不是“百家讲坛”式的闲话演绎。它是一本有品位的学术随笔，一本格调高雅的文人笔记。同时，它又不板起面孔来说教。它娓娓道来，生动有趣，注重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却常常见微知著，以小而见大。可以说，费先生的这本书，对于我们在目前消费时代如何介入学术提供了一条既保持学术品格又切实可行的道路。就体例来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以嘉靖朝至万历朝的百年历史为界，汲取18位晚明著名文人的个案研究为“经线”，以文人与思想、道德、政治的关系为“纬线”，深入浅出地刻画了“盛世黄昏”中的文人的复杂生存体验。它摆脱正史自以为是的“专横”，多以明代野史记载为切入点，选取历史人物身边发生的小事情，铺陈点染，试图在揣摩历史人物内心真相的同时，用现代人的现象学眼光沟通历史情境，在许多看似极端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事件中寻找到内在的历史逻辑线索，从而思索“文化危机中的文人颓败”这一主题，进而思考身处百年文化转型的中国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知识分子行状。

    作者以阳明心学的发端“龙场悟道”为引子，记述了王阳明、王艮、王畿、罗汝芳、焦竑、何心隐、颜山农、李卓吾等一大批著名的阳明学派学者的逸闻趣事，既赞赏他们执着理想的追求精神，积极入世的民间情怀，叛逆的怀疑精神，充满浪漫个性色彩的个体文化行为，也质疑了他们的空疏、狂悖和内心的虚无。从阳明心学到泰州、龙溪两大支流，直至“狂禅”运动勃兴，儒者的信守、任侠、特立独行、甚至内心的焦虑，都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最强音。他认为不管是“日用是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还是李卓吾对知识分子真性丧失的批判，都包含启蒙哲学因子。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明儒学案》式的学术褒贬，而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在话语幻觉中中国儒家学者对语言乌托邦的盲信和悲剧。何心隐的简傲、张幼予的狂谑、宋樊澄的清高，屠隆的放荡，都是晚明知识分子深陷话语幻觉的悲剧产物。费振钟深刻指出，正由于这种对话语的妄执，导致晚明道德主义的泛滥以及与西方科学理性的精神阻隔。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从资本主义萌芽期转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重大思想关节。

    从阳明派学者的精神气质出发，费振钟先生又考察了晚明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千奇百怪的思想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他以尖锐笔触，描写了海刚峰上书案、张居正夺情案、万历科场案、妖书案等晚明故事，对晚明知识分子道德化背后的“谄与讦”的虚伪性，以道德邀名的做法，进行了无情嘲讽。他也毫不留情地揭示帮闲文人“山人们”假清高、假名士的做派，传神地勾勒出了赵用贤、邹元标、紫柏老人等一干所谓朝野清流们虚妄的心态。而对王世贞修私史以泄私愤，李三才以打击矿监而谋入内阁，董其昌大师风度下的鱼肉乡里等等遗事，作者则不仅从人性角度评判，更从文化危机的视野，深入这些历史人物古怪言行里隐藏的时代特质。从这个出发点进行分析，作者也对袁小修、张元长、徐文长等晚明文人以病为美，以病为反抗基点的惨烈而无奈的心态，进行了准确的剖析和解读。

    “前朝柳色江头水　明日桃花马上天。”虽然晚明文人的那些风流故事，早已成历史遗迹，但谁又能说，晚明文人的道德虚荣心、私欲放纵、文学话语妄执、权力政治迷恋，不是当今知识分子应引以为戒的“历史幽灵”呢？谁又能说，在当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转型期，“晚明文人气”已离开了我们这些当代知识分子？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文：费振钟　朱小如 出处：《文景》 2007年第10期
      
　　费振钟，1958年生于江苏兴化，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多年从事文学理论和思想文化研究，以及散文随笔写作，著有《堕落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黑白江南》（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古典的阳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为什么需要狐狸》（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
　　
　　朱：上个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共同召开的《堕落时代》讨论会上，我们碰了面，我在会上的发言，觉得意犹未了，现在就你的几部作品，想和你再深入谈一些我的想法。
　　费：好的。以前我们零散聊过，这次我们可以集中话题谈一谈，我也希望了解你对我近数年写作的看法。
　　朱：我从你的《悬壶外谈》开始，一直在读你的《堕落时代》、《黑白江南》、《为什么需要狐狸》等，由于我对你写作的了解，我的阅读感受可能是比较贴近你当初的创作想法。如同在《堕落时代》研讨会上我说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大陆学人学术研究的大转折期，也是文学创作的大转折期，这里面确实有着一个很强烈的社会文化背景投影的关联问题。我记得你在《悬壶外谈》中几乎否定了你自己在八十年代所从事的文学评论创作。我当时读的时候也曾有过疑问，因为，从你对江南士风与江苏作家创作的研究中，你已经自觉，而且也是比较早地完成了从传统的文学理论向文化研究的转型。这样的学术转型在当年也还是很“时髦”的。同时，你就立刻反思起来，让我心里总感觉着有些别样，但又猜不透其中的原委。你能详细谈谈你这方面的心迹历程吗？
　　费：你说得没错。《悬壶外谈》是一部在我的写作中显得比较别样突厄的书，它的写作与我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文学评论没有关联。好像是种突然的转变。我在书序中说，如果能够回到以前，我想安安静静坐在自己的院子里，做一个中医，不用写什么不三不四的狗屁文学。
　　朱：真的做一个乡村中医？
　　费：当然不可能。作为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实际上反映了我1990年代最初那几年的心态，那种对文学与社会失望心情的流露。做中医的想法，其实只是设喻，所谓“以筏筏喻”。对我来说，需要有一种文化寄托，才能够改变这种日渐空虚的状态。要说这样的转型，与现实文化背景有关，这是很明显的。当你被某种东西抽空了以后，你对于自己就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是一种对文学身份的焦虑和不安，它促使你转变，以寻求从空虚中突围。也许有点“时髦”，但不是被文化时尚裹挟其中，而是有个人的内在根据的。当然，对我来说，写一本医学文化的“追思”之作，研究并非主要目的，而是有所寄寓。恰巧我有这方面的根基和准备。高中毕业失学在家，在祖父的要求下，我曾读过若干医学典籍，何况我从小生活在乡村诊所里，也算有直接的医药熏染。我在八、九年前朱竞的一个访谈中说过，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本药物学著作，就是我少年时代在我祖父的医案上读的。现在我仍然认为，我所有读过的书中，《本草纲目》的影响最深入内心，它并非知识的影响，而是文化经验的影响。记得张新颖看过《悬壶外谈》后，曾开玩笑告诉我，他夫人对他说，如果不搞文学，像费振钟可以行医术，你们能做什么呢？可知1990年代，大家或多或少对于文学的前途都有惶惑感。你对我写作中的异样感觉，是很明白的，那些一样的困惑，也一样潜藏在你内心深处。
　　朱：其实，我自己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过于彰显文学的社会作用，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社会作用几乎跌入“无用”之境，也有很深的体验。这样的大变化使得已从事文学数年的我辈多少有些不适应，生存空间一下子变得十分逼仄。这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窘迫而又无时不得不面对社会上物质欲望的诱惑问题，更多的还是思想找不到出路的困惑，以及面对自己的未来压力重重。我那一段时间心里也特别惶恐，总感觉生活和工作（包括文学写作）太不实在了。我后来想的是，造成这样的心境的原因，可能还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对我辈的需求，或者说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将我们的人文理想自视过高，把自己当作一个世俗之人不就解脱出来了吗？
　　费：事情不一定如此简单。回到生活，回到日常，回到世俗之中，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喜欢将个人建立在某种虚空的价值上，其中文学尤重，这不是一件好事，很容易失脚。也就是你说的那种生活的不实在，不在场，无处立足。怎样在现实环境中，把自己从自视甚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这是我们回到生活，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一个起点，一个理由。日常价值世俗价值，既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之中，也在历史生活经验之中。一种文化追思，正是为了寻找与发现历史生活经验，及其伦理价值。我曾强调说，人文知识分子首先要学会什么是生活，懂得什么是生活。非如此，不足以言人文。
　　朱：这就可以说到你稍后的《堕落时代》了。《堕落时代》虽然说的是晚明文人，但我读着总感觉有你自己的影子和文人心结在其中蹒跚。
　　费：你的意思是说，作为写作者与其写作对像之间有着某种同构性？
　　朱：我认为你可能更多地把个人性情投影到了晚明文人的心像上，从而在反思中带着强烈的怀疑与困惑。
　　费：当你怀着历史的同情与体认写作时，不能不产生一种比类之感。何况对晚明历史以及那种历史情境中的文人生命和生存的发现，感同身受之下，不仅对他们生命的堕落做出合乎历史真实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传承着这种文化因子的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个人在内，进行自我内省与追问。这就是你说的“文人心结”。一方面你要解开它，一方面你又要深入其中，与它纠缠，甚至越缠越深。所以，《堕落时代》与单纯的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不同，而是个人化的历史写作。
　　朱：但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未能从历史与现实的纠纷中超脱出来，所以是一种蹒跚。
　　费：不过，你也注意到了，《堕落时代》中最着力的主题，在于揭出被道德理想主义淘空了精神和思想的晚明文人，其生存空虚的事实真相，这是继续“文人何为”的历史反思思路。晚明文人无法避免他们的生存堕落，他们种种努力都不能摆脱思想困境，对此我虽然不能给出答案，但我的描述，至少可以从不同类型的文人身上，发现他们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
　　朱：你的意思是说，在道德理想主义之下，晚明文人克服不了他们面临的价值虚置的危机，相反，每一种努力的结果，反而在危机中陷落得更深。
　　费：对。在虚置中堕落，在堕落中越来越丧失现实能力和生存意义。没有现实感，没有现实能力，生存是不可能超越的。
　　朱：又回到了生活、日常、世俗经验，你是否认为现实能力应该从这里获得？难怪读你的《黑白江南》时，我已经能感觉到你的“超脱”，你的写作中不再是与自己过去纠缠的心态了。但是，即便我们在面对生活、日常、世俗经验的现实中“安身立命”了，而我们的心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安心”才是“安身立命”的重点，也显得更为重要。
　　费：《黑白江南》这个题目不太好，让人误以为是江南的风花雪月。里面的摄影图片，也限制了读者的阅读想象。你是读出了这本书的特殊意味的。《黑白江南》只是关于江南民间社会的日常叙事，用短章写法，记述了不分时序，不论真虚，既是记忆又是记实的世俗生活故事。当然你同样可以把它当作历史写作来读，从里面读出被安置在历史中的世俗生活经验及其价值世界。
　　朱：古人说大隐隐于市，或者有点“禅”意地说“入世”也即是“出世”。读你的《黑白江南》我有这样的体会，文学能让读者学会审美大约也算完成了使命，尤其是能让人学会审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不容易。也许是因为年岁长了的缘故，我们也学会了“世故”，学会了“圆润”的生活。江南文化我一直认为是有空间和谐，有弹性和张力的文化和真正自足的文化。由此，江南的这种地域性的比较固定发达的农耕文化和相对贫瘠的黄土高原文化以及那种强悍的游牧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别和矛盾的。这种文化差别和矛盾看起来似乎彼此可以相安无事，一旦这种文化差别和矛盾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相互纠葛起来，江南的这种地域性的比较固定发达的农耕文化反而会暴露出柔弱无力的一面。中国两次游牧文化战胜农耕文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其关键点我想是这种文化差别和矛盾的互相关联的点出了问题。我想过去“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多少有点害了我们。我还想到中国的人文理想有时候似乎也太过于“宏大”和“理想化”，以致于中国的文人难有真正做到穷则修身养性，达则兼济天下。穷是无法济天下的，只有达了才有可能去济天下。所谓匹夫有责，是指危难时刻，平常日用就有些过了。其实这样一些想法早在我们打算组织江南文化散文研讨会就已经谈到过。
　　费：这一点你说得很到位，江南生活提供了一种自足的经验和文化，它可以成长出一些我们需要的精神。但问题在于，我们并非只求安身立命，我们应该超出安身立命的传统思想局限，首先要有清醒的现实感，要有面对生存的强劲的现实能力，然后才是根植现实之上的安身立命。传统中的江南文人，包括生活在晚明的江南文人，他们寻求“安身立命”的方式还少吗？他们的努力还不够吗？但为什么最后还是落空呢？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呢？顺便说一句不客气的话，现在一些江南文化散文，以江南文人为题材，写来写去，抒一点情，感慨议论一番，给读者的感觉浮薄之气太重了，“在文化的脂肪上跳舞”啊！
　　朱：这就是我一直想在江浙两地组织江南文化散文研讨的原因，检讨江南文化散文的得失。我总觉得江南文化散文在总体回望历史的记忆时缺乏反思。当然也不仅仅是散文创作中的问题。就当前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八十年代的小说家功成名就后，不也转向了从文化历史的尘积里打捞资源，从所谓的民间世俗情态里获取审美，用以规避现实的尖锐矛盾。当然，更可怕的还是现实中的“知识”演变成了“权利”，而“权利”又与“资本”紧密勾结在一起，以致于原本的文化“苦旅”变味为现实的文化“消费”。所谓的读经、读史也无不如此。
　　费：你读过我的《为什么需要狐狸》，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这部文集里，我提出了一个“感性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写作命题？我想通对感性和经验的重整，获得一种自由主义的个人能力，以之应对现实。记得你说过关于我的“保守主义”的话，与我的这个“感性自由主义”有共同点吗？
　　朱：《为什么需要狐狸》当然我也读了，在文中你再次谈到中国学界面对现实的趋利避害和关心知识超过了关心真实的社会需求和思想需求。因此我也认为在这样的语境里，所谓的“学者散文”只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播而已。我说过你的关于对物质现实的“保守主义”，可能恰恰正是你个人精神自由选择的结果。但你从读以塞亚·伯林深刻体会到的这个“感性自由主义”是自今我所见的对于现实问题切中肯綮之言。尤其从你对“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以及“东方文化拯救说”的理性分析中我看到了一种面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积极发言的能力。而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能力才有可能创造出“感性”的自由思想的空间，多元价值共存的现实社会生活，而不是那种虚妄的单一价值的人文理想。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