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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鸿泰 出处：《文景》 2007年第10期
      
　　这是一个浅薄一一肤浅、薄幸的时代，我们的感情多只是扰嚷现实上的浮光掠影,飘风骤雨，轻易来去，少有积累。我们缺乏一种“沉重的”，具有时间深度的感情。我们缺乏历史感，最多只是在生活的缝隙间，略窥荒谬错乱的历史剧，嘻笑怒骂，但求一快，过水无痕。
　　传统士人性喜藉古讽今，论理时动辄以史为鉴：激情时，则读史佐酒，痛快古事。而今，我们已难能尚友古人，更无暇替古人担忧。幸?或不幸?总之，我们对历史薄幸，因而情感肤浅。
　　初逢此书，直教人有“惊艳”之感。如许幽远深沉(或庄重浓艳)的“散文”，实属罕见。此书之写作，可谓“难能可贵”。作者挟其深厚的文史功力，出入穿梭于晚明文献间，悠游涵泳于历史情境中，与晚明士人共俯仰呼吸时代气息，设身处地，同情了解，而以深沉哀感之语调，娓娓道来，缕缕解析当时文人的悲情心绪。如此，横越时空隔阂，涉身历史，体察古人心事，罗织营造已逝时代之氛围，实属难能。
　　然则，读此书，个人的理知与感情不无些许矛盾。在情感上，极易为作者常带感情之笔锋所感动，自然融入历史情境，不自觉为古人担忧感伤，或藉史以消一己块垒。然而，清明之际，学术理性也难免对之有所疑虑：作者直接以“堕落”命名一个时代，这已几近于前提性设定，在此基调下，解读史料，行文论述，自然不免将种种言论、行为，归纳于此。悬此以贯穿一切，则历史复杂性难免流失，而历史人物的“创造性”，也易遭抹杀。可能，过于厚重的感情论断，容易压缩历史的思辩空间。
　　具体而言，作者太喜作主观论断，如谓：相较于宋代，明代文人在胸襟气度上“十分狭隘逼仄”；又如：以“谄”与“讦”断定晚明士人的行动特点。此固有画龙点睛之效，但也可能以偏盖全。更有甚者，其所谓：明代文人有异于唐人之为润笔写作墓志铭，而“好为自己写墓志铭”，这恐怕更是一偏之见。实则，明人如徐渭、张岱之自为墓志铭者，究属少数，而为人写墓志铭以求润笔，则更属普遍行为。再举其大者：本书以“道德主义”作为明代士大夫的集体心理、文化“丛结”，此犹如黄仁宇之以僵化的礼法概括万历时之政治困境一般(事实上，《堕落时代》深受《万历十五年》影响，甚至仿其以“本朝”称呼明王朝。其道德主义之说，可能即脱胎于此)，这种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因简易有力，极具吸引力。然而，致远恐泥，推论太过，用以含盖一切，难免流于浮泛。
　　尤其此书中，政治的影响力，极被强调，以致成为世间幽暗的根由，士人之狂肆、扭曲与堕落，亦皆溯源于此。如此，政治成了乾坤袋，归纳了一切，吸收了一切，可能也因此遮蔽了一切。
　　部分研究显示：明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造就城市生活的丰富化，以致士人积极流动于城市间，频繁互动，这应该是刺激士人开展出新文化形态的重要动因。然而，作者过度聚焦于政治，将明代士人圈禁于政治范畴中，忽略社会经济面向的思考。或许因此，理解上不无偏颇。
　　当然，此书并非学术论著(其未加注，不知是作者本意，或出版编辑之裁决?实则，不妨详加注明。)作者本意应也不在从事结构性研究，而在提供一特定的思维角度，藉此与一般读者共享历史情怀。因此，执意以学院标准衡量此书，或许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不过，此书终究不可轻易视为历史“通俗”读物，因作者的学力与论述深度，皆已足与一般学术论述并列。故亦不妨将它纳入学术范畴中，相提并论一番。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书的论述角度也饶富趣味。过去历史学界关于晚明的论述，往往刻意强调其“解放性”与“进步性”意义：当时士人的激烈言论，多被视为冲决礼教，个性解放的表现，由此伸论其中蕴含着“近代性”的历史进步因子。费氏此书，则独具只眼，重新审视晚明。在其解读下，当时士人的激狂言行，成了政治腐败，精神失范下的疏离、浪荡。而诸如李卓吾等人的沉迷于禅学，则只是语言迷阵的陷溺，并未“带来任何新的思想能源”。如此，以往诸所强调之解放、启蒙意义，率为否决。这，或许是一个知识风向转变的表征，是历史思考的新起点。
　　此书让历史突破既定理论的框限。它重新“同情地了解”历史，因而“解放”了被贴上政治符咒的历史人物，重新赋与其血肉，体贴其情感。这，应该是比较好的历史切入面。或许，也是我们培养“历史感情”的良好机缘。
　　晚明是个丰富精采的时代，可供思辩的空间极大，值得再三寻访探索。大体而言，这书是相当好的导览。这也是继《万历十五年》后，另一本极具趣味性与思考性的历史读物。
　　
　　王鸿泰，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