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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开卷》杂志以“我的书房”为题，向《开卷》作者的征稿专集，收录了五十八个富有特色的书房，文章短小耐读，图文并重，每篇文章后都有作者自撰简历。

文：阎燕子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8月

  “吃笔杆子饭的人，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当是最大的快慰。”看到这句话，真是感同身受。我目前虽还不是吃笔杆子饭的人，但高中时代便做出计划，要为自己将来的私人住房中辟出书房一间，至今未实现。所以，有幸至董宁文先生的私宅，并目睹其书房，很是羡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专用书房。房内除书橱、书桌及流沙河题匾，外加一桌一椅别无他物，确是一专心致学的好地方。或许正是出于此，有了董宁文先生所编《我的书房》一书。
  凝重大气不失稳重的封面——即便是初识者也能一眼看出其中的书香墨气。著名作家陈子善、王稼句，专职画家刘二刚等五十八位前辈执笔述说书房之趣事，诗人流沙河为其作序。更为可贵的是，除王世襄书题名页，更有于光远、吕剑、王元化执笔题“我的书房”四字，以墨底白字分置于书页之中，更显其书卷气。
  自古文人雅士好起斋名，常以斋、堂、室、轩、栈、居、阁，以及山房、草堂、精舍等为名，取字都很典雅，如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沈括的“梦溪园”，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书巢”等， 它们或示志向，或示节操，或示情趣，或示爱好，以自策自励。而今众多学者再起斋名，多偏重于个人喜好及特色，如《我的书房》中，朱正因书室藏有《鲁迅全集》、《孙中山全集》、《蔡元培全集》等十部全集而谓之曰“十全书室”；高莽因了书房中大大小小的布老虎称其为“老虎洞”；刘俊只为嗜睡而欲将睡觉和读书“对立统一”起来，为自己放胆睡觉求得合法性而命之为“睡斋”……
  各人对书斋之看法亦有不同，范用称：“书斋当是朴素的，书生本色”。苏叔阳将其视为与自己生命相连的第二生命所在。马振骋说：“人知道活着在哪里坐下，也会安下心来的。”柯文辉也有文曰：“不入暮年，怎知世界之大，书斋之清寂静照；不坐寒窗，难悟生命岁月互相充实，相反相生，达于天极。”可见，书房于文人来说，乃一安身立命之所。置身其中，所求无过于舒心、安逸。一位长辈曾经谈笑说：“家就该乱，乱中才能显出温暖。”所以，纷乱而有序又成为诸多书房之共性。作家写作、学者治学最怕不能专心致志，不仅思路易被干扰，心境也因此变得躁动。鉴于此，书房于他们应是可以完全随心随性之处。值得一提的是，除文字叙述，书中亦有诸多书房之掠影。一一扫过，众多书房之中，最乱乱不过邵燕祥、车辐二位。高莽曾将邵燕祥之书房喻为坟堆：新旧书籍报刊堆成的“坟”；车辐自称书房“乱如鸡窝”，并在壁上题“一床明月半床书”。乱归乱，读书只求乐在其中。谷林文中有云：“桌上是报刊乱书、来信去札、本子散页，尽管一团糟，我则举手可得。”可见，乱得是不失章法的。最像“书房”的，我觉得当属卞孝萱笔下所描述的：“一间书房，没有装修。水泥地，没有铺地板或瓷砖。白灰墙，没有贴花纸或涂颜色……”或许这正是我理想之中最为朴实的书房。最赏心悦目的当属陈子善的书斋，目睹其貌，脑中只闪现一读音：jing。至于到底是何字：静？景？净？境？……任凭猜想吧。
  从《我的书房》书中作者们对书房的描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书房与他们各自的渊源，而且能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作者经历人生春秋几十载之后于人、于事之态度，如苏叔阳自觉年过花甲而得到的新书房缺乏温存，记下“共苦的友人会永难忘怀，同甘的伙计大约总有些隔膜”。辛丰年自搬家将大部分书送与友人，“留下自己最爱读也值得我用剩下不多的时光、视力和脑力去温读的书，好好消化它们，这比一味沉溺于浮光掠影的杂览是更可取的吧。”恐怕人过米寿，能有这样的想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了。除此之外，我们亦能从书中感受到诸多作者的人生起伏，尤其众多作者同时提到六七十年代被划为右派，不得不遭受长期文化桎梏，对当今我们珍惜读书的大好时机更是很好的激励。
  与书房之息息相关者当属书了。继《我的书房》之后，有幸又得董宁文先生所赠《我的书缘》。
  与书为伴是读书人的一大乐事。来新夏的《书缘》一文似为“书缘”作了诠释：“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书缘。”“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其爱书之心，令人感慨。来新夏幼年在读书方面便受到祖父良好的启蒙之教，为一生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高中时期由读史书起搜集文史资料，撰成其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读书多了，遂产生藏书和写作之冲动，来先生以“蚕吃了桑叶，必然要吐丝”来述说这种冲动，实在精妙。
  八零年代人似乎与书有如此深厚之情缘者不多矣。回头再浏览全书，发现作者多为二十世纪初所生。其时限于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所得之书确实数量有限。加之之后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立四新”及“文革”等文化浩劫，许多爱书之人、读书之人多年累积之心血付之一炬，也有为避免灾祸，忍痛自行处理掉的。于是读书人惜书、爱书便也在情理之中了。现时，书海泛滥，但真正有价值的可读之本却是少之又少。陈平原久不逛旧书店，以“让你怦然心动而又买得起的旧书已经越来越少”阐释其因。旧书如此，新书就更不必说了。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绿原也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所购和所藏的书越来越多，甚至多到令人不耐烦。我对书的感情逐渐平淡下来，开始认识到书籍不过是一种工具，其价值在于使用。”另外，文中有几位先生提到厌恶人问他们所藏之书是否都读过。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或许是出于许多书藏而不用自觉心里有些愧意吧。
  读书人有以一书为所爱者：文洁若视巴老的《家》如珍宝；戈革不顾身家性命买下十本“志摩遗书”《萨克雷集》；陈子善精藏《猎人日记》……也有独爱一类书者：陈诏喜淘旧书，戴逸如钟爱线装书，龚明德好藏毛边本……更有以书会友者：蓝英年以《第三帝国的兴亡》识董乐山，李文俊以“爱书”觅得知音梅绍武，张佩芳以《世界文学》而与刘白羽有机会笑谈，范用因买书得以与贾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可见，书简直充斥了爱书人生活的全部而成了其精神支柱。
  遗憾的是，我自己至今还未找到自己对书的真正兴趣所在。但是作者们对各自书缘的描写不禁钩起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最早对书的印象不是字典、词典，也不是课本。而是父亲所喜爱的一本《唐诗宋词一百首》。父亲初中毕业，我不知道对诗中的字句他能有多少理解，也不知道他对诗词的鉴赏有多深入。可我知道，父亲也是个爱书之人，对知识、对文化有着我所不能理解的崇拜，也许正是因了他自己错失做一个“读书人”的机会。那时我自己不懂爱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课本父亲都有保留，直至我高中毕业，自己为图一时之快将那些书全部清掉。现在即使想找回童年关于书的一些琐碎记忆也是无从下手了。
  家里楼上仓库厚厚堆起的几百本小人书也是我对书的最早记忆的一部分。跳过多年记忆的空白期，忽有一日，我脑中闪现出三四岁时翻看那些书的情景，便去问父亲。父亲感到震惊，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时隔多年，如果不是我再次提起，他自己也已淡忘了。父亲说那是他十几岁时积攒下来的，当时对小人书到了痴迷的程度，手上一有闲钱就去买，还有一些似乎是换来的。后来全部送给我的堂兄。现在已不知所踪了。我常常想像当初若将那些书一并留下，现在闲时再拿来翻看摩挲，会有一种怎样的情怀激荡于胸。
  《我的书房》、《我的书缘》虽不是治学之作，但正如编者编后记中所述，文章之短小耐度、图文并重、文后作者自撰简历、精心的内页设计、封面装帧等使其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品赏性和资料性，这些足以成为我们对其爱不释手的理由。
  同时，期待《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之问世。

文：秋 禾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8月

  我的雁斋里藏有两册有关书房的同名专集，一部是光明日报社原“周末生活”版编辑组编集的《我的书斋》（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年3月版），另一部也还是叫《我的书斋》（文汇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是由新民晚报社“读书乐”版编辑曹正文先生编集的。到去年春夏之交，南京《开卷》杂志的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又编集了一种《我的书房》（岳麓书社2005年5月版），如此京、沪、宁三本并肩于我的“书之书”专橱中，大、中、小各有形制，不经意间见出一种相成之美，已是当代书文化的一道小风景了。
  关于书斋，京版《我的书斋》的编者在前言中有过一段出色的叙述：
  书斋，一个属于个人的能静下来读书、思考的地方，一个人知其有而不得其详的领域……书斋如同一本摊开的书，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好恶，写着他的学养、情趣、风格，听得到一颗颗真诚心灵的砰砰做响——这是读作者的其他学术著作时难以体味的。书斋又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历来与国同运。从书斋这个窗口，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一面历史之镜……不独作者“醉”在了书斋里，他们的文章又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令更多的人心向往之。
京、沪两部同名文集虽说从公开发行的时间上看去，时差不到三年，可其中实际的时空人文含量却有着几乎一个时代之差，其“代沟”还是十分明显的。
  “京版”《我的书斋》中68篇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出生于20世纪前叶的作家或学者，且不乏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沐浴和影响的那一代人；不过这些作家与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同命运共呼吸，因此遭灾受难也最深最重，这甚至从标题上即可瞭然，如冰心《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钟敬文《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萧乾《我总算有了书斋》、端木蕻良《我的书可受了委屈》、唐弢《有书无斋记》等等皆是。
  “沪版”《我的书斋》中120篇文章的作者，则是遍布于江南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面广量大地体现了读书对于当代人的重要，以及书房对于一个家庭的必要。可本书能够具名的社会名流已经是寥如晨星了，编者在后记中也仅仅列出了冯英子、流沙河、邵燕祥、刘心武、邓伟志等六七人。徐中玉先生的序言题为《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其中陈一愿道：“但愿凡天下读书、爱书人，很快都能有间小小的，直到有间大大的，足够工作使用，得以从容、安静、自由徜徉、翱翔其中的书斋，皆大欢喜”；杜宣在题为《书斋和创作》的序言中说：“书斋是供人学习、研究学问的地方……一个作家或学者，有了一间书斋，等于一个科学家有了一间实验室一样，这对于推动文学创作繁荣，起着难以估计的巨大的作用。”
  董桥先生说“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那么，以书房为话题的文字，总是以温软馨香者为上品。他在香港只是先读了《我的书房》中的几篇校样子，就做成了一篇文思灵动的锦绣小品，如今作为序言已经印在了卷首，人人皆可品读之以为快了。
  我注意到，董桥与南京董宁文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小本家”的交往，本身就是以文为缘、以书会友的一个生动例证。他说：
  这位董先生主编《开卷》杂志多年，每期都寄来给我看，偶尔也选登我写书写人的随笔，有事没事还通通信，算是没见过的老朋友了。姓董的人不多，人海里结交一个是一个，总有几分万壑惊雷的喜悦。这些书房文字好像都先在《开卷》上发表，董先生年前好像也约过我写，我拖了些时日没有交卷。“我的屋子，也叫做书房？”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寒舍远远响起了回音。
  我们不必说民胞物与之类的大话，只要能够像董桥先生、宁文兄那样，以斯文同怀而惺惺相惜，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世俗的交往里，既惜缘于人海，又惜福于文坛，并不断推己及人，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会多一份文雅多一份书香。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就是这样具体而琐屑的吗？
  今年暑假，案头又喜添了一册由宁文组稿编集的新书《我的书缘》，仍由岳麓书社出版。眼见封面上王世襄先生的行楷书题签，摩挲着由速泰熙先生设计的褐色书衣，一切都觉似曾相识。原来这是一套书系，《我的书缘》是继《我的书房》之后问世的第二种，而第三种《我的笔名》和第四种《我的闲章》也已做了预告，大抵有藏书癖的书友对此可以翘首而待了。
  《我的书缘》则收录自述书缘的随笔文章61篇，以1915年出生的于光远先生的《我的书缘》为开篇，1963年出生的笔者本人《童年的书缘》为压轴，仅作者之间的年龄跨度就有半个世纪，则书中有关书缘的丰厚语境已由此可知。
  所谓“缘”，佛家是指人物或事物生起或坏灭以至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即所谓“因缘”也，俗子也常以“缘分”为口头之禅，不过后者对于事情的起因，类多茫然心态。宋代苏轼《朝云》诗中有“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之句，清人蒋士铨《题壁》诗中也有“脚跟犹带九州烟，山水争留文字缘”之句，至于书缘，则如彭燕郊先生在《书缘》中所说：“缘分看起来很玄，其实很现实，很具体，说白了就是通常说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书痴书迷，能不能得到一本想要的书，没有别的，只看你有没有条件，不光只有钱买没钱买，还得看有没有条件见到遇到。更重要的是有了书能不能保存下来，能的话，才叫美满书缘。”
  我翻阅《我的书缘》时所掌握的一个视角，就是时刻关注作者们书缘发生的“条件”：作为一个个与文字缔结了不解之缘的文人或者学士，他们的爱书情结是如何生发出来并固化下来的？到底是幼年童时的什么因素，让他们在三百六十行中偏爱起了钟书从文这一行？先辈们的书缘给予今人的启迪又在哪里？
  ——有说自己的书缘，发生于幼时“抓周”，长而弥笃的，如天津来新夏先生之《书缘》：“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书缘”；
  ——有说自己的书缘，来源于所在的“书香之家”，从此情有独钟的，如上海周退密先生之《我的书缘》：“我自六岁上学识字开始，就和书结下深深的缘份。有些事情在《我的书房》中已经提到过，如晒书、修补书籍等细琐事情，都是和书有缘分的人才肯做……书缘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情。它是一份清福，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
  ——有说自己的书缘，归因于少年时逛过的旧书摊和旧书店的，如上海陈诏先生之《我的旧书缘》：“平生与书结缘，买的书也不算少，但值得我久久怀恋的，却是几本从旧书店、旧书摊淘来的残卷旧帙”，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复兴中路马当路附近有几家破破烂烂的旧书店和几个用旧肥皂箱垒起来的旧书摊，是我每天上学时驻足浏览的地方。”他感慨道：
  近十来年，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令人惋惜的是旧书业却悄悄走向式微……旧书业在城市中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业，但它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历史积淀。如果没有旧书店和旧书摊，即使高楼林立，富丽堂皇，也只像一个浅薄的暴发户，缺乏内涵，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此所以巴黎和东京，也因旧书业繁荣而引以为骄傲！
  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由认字而读书，循着先读旧书后读新书的顺序，然后一步步地走向文化天地和文明世界的。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阅读过旧书的人会去捧读所谓的新书；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旧书店百不存一、新书发行难以上万的国度，会是一个在文化上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我们更不能想像，一个任旧书业衰落下去的时代，会是一个朝着更高尚的文明进化着的“书香社会”！  
  这话不免说远了，且说《我的书房》和《我的书缘》，在编辑上极有章法，每篇文章均穿插有主人在书房生活的内景照片、文墨手迹或者著述书影，甚至还有不少名家题签的书名插页，文后又缀有作者简历和著述简目，因此是一套不可多得的阅读和收藏佳品。
  由“《我的书房》系列”，不禁想对编者的成长道路说道一番。
  当我九十年代上叶供职于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业务时，金陵癖斯居主人董宁文尚非“吾道中人”。也就是说，他起初——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年前——还只是成千上万个热衷于征集名人签名题词的文化青年中的普通一员。在那时，他是根本想不到也没有什么资源和能力去编书辑刊的，更无论创意选题、策划出版之类的知识创造性事务了。然而，他长期主动亲近文坛老人的结果，是在强烈的人文光源的诱引下，终于凭借《译林书评》和《开卷》两份本不起眼的小报小杂志，发展着自己的爱好，延伸了自己的人脉，终于交往日广，见识日长，如今已由十来年前身在边沿的文坛观光客，而成长为一个宁静致远的金陵舞文士了。
  有意思的是，宁文自2004年4月起为《开卷》创刊而启用的笔名“子聪”，正是他家小儿的大名。最近远在成都的知名学人、四川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龚明德先生，在题为《为书香社会打工的子聪》中写道：
  继2003年10月《开卷闲话》和2005年3月《开卷闲话续编》，子聪的《开卷闲话三编》已经编定，即将公开印行。这，是爱书家们的喜讯之一。南京有一本仅仅一个印张定期赠寄各地的书爱家的《开卷》，办得颇具品位。具体主事《开卷》的董宁文，即《开卷闲话》、《开卷闲话续编》、《开卷闲话三编》的作者子聪，真是一位罕见的成功的传播书香的志愿者。相比之下，我这个在国家正式出版单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专职编辑，便是一个失败的传播书香的志愿者了……我是吃够了坚守的苦头的人，看到比我年幼十二三岁的子聪也如此更执著地坚守，说实话，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文章发表在河北石家庄编印的《藏书报》第27期上，大概是即将问世的《开卷闲话三编》的序言吧？
  记得陆游诗有句云：“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斯癖不可医。”我想，这应该也是董氏书房名的出典了。昔贤曾诫人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也。”那么，癖斯居主人当是可以交往而且深交的人了。既“为书香社会打工”，则金陵有董宁文，岂仅是南京人文之幸？据我所知，如今，连癖斯居主人自己也已说不清到底收藏了多少知名文化人的题词、墨宝和签名本了。至于他感动过的文坛老人和书界读者所在多有，不过写出来的仅只是明德先生等有限的几个而已。
  书房一间几多缘？因见《我的书房》和《我的书缘》两书中，都没有编者自述其书房和书缘的文章，因此凭借见闻，补缀数语，为之广而告知如上。然则金陵癖斯居主人的“书缘之旅”（《我的书缘·编后记》），对于所有今日仍然服务于编辑出版界的“业内人士”，或者有所启迪，也未可知也。

文：杨小洲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7月

前些日子读到《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我的闲章》四册书，属闲书系列。豆棚瓜架下或是江村小屋里展卷一读，苦茶甘酒相伴，偷得浮生半日闲，终是颇愉快的一件事。

这套书里，《我的书房》与《我的书缘》在书的封面设计上略取一致，书名由王世襄老人题写。《我的笔名》与《我的闲章》设计上别于前两册，书名请黄苗子题写，是另种风格。前两册为与书相关的闲情，后两册则为书外的闲逸，但大抵在个人情趣上相去不远，集为系列。四册书开本与版式相同，都用十六开，从版式上讲，版心略小而留宽边，有阔朗感，看上去颇为大气，一展风姿清雅的面貌。

《我的书房》收有六十人谈自己书房的文章，前有董桥《五十八个人写书房》和流沙河《序“我的书房”》两篇为序，作为书房的引言。董桥的文字一向作得幽美，书间闻得到香气，缭绕书房。只是董桥不谈自己的书房，因为“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将自己的话题轻轻带过去，不泄露半分雅室消息。但是董桥写英伦访书的故事有好几则，可知他收获的好书不少。知堂老人说书房最易显出主人的性情趣味，董先生要为此隐而不宣总有自己的道理。不过书房本是风雅之所，爱书人大多对别人的书房有一窥究竟的喜好，看到别人家收拾的好书房也是自己的一番喜悦。而书房的堂号也多留人遐想，李文俊“静轩”、戴煌“蜗牛居”、苏叔阳“寤斋”、田原“难得清闲斋”、卞孝萱“冬青书屋”、刘俊“睡斋”、黄裳“来燕榭”、朱正“十全书室”等等，都有自己的故事或心事藏入其中。“我开卷就闯入许多名贤书斋，觉得很有趣。”杨绛老人写“我的书房”这样说，倒是给了这本书的读者一个启示，因此我径直寻到陈子善先生的“梅川书舍”里去溜达，探访他新文学的初版本、毛边本、签名本。书中每篇文章都配两帧书房小照，读者可以捧着书本，悄悄地、悠闲地循文字踪迹到别人的书房里静静观览，探询书房主人的得意所在。湘人彭国梁先生说书房是“偷懒的地方”，正是读书人喜爱书房闲适情调的恰好比喻。倘若闭门读闲书，书斋生活不免显出一些落寞，排遣不开就如同春雨如丝，到底有些清冷。书房的流风余韵传到今天，与急匆匆的生活相比，正可安静下来寻找自己的感受，也是文人的寂寞心怀。因此“我的书房”用简单率直的文字谈着各自的读书生活，求一份雨天读书的境界。

《我的书缘》收文章六十一篇，加前序两篇后记一篇，共六十四篇。董桥代序的那篇文章《谈读书》原是应北京某报约稿所写，“好看是看文采，看故事”，一句话概括读书，所以董先生文章注重文采故事，旨趣也在要给读者“好看”的文章。用他的文字作代序，读者最容易被吸引到书中去，追着“学问家的情敌”和“爱书人的情妇”全世界周游，收获别人与书结缘的故事，使自己赏心悦目，也是件美事。书中文章大致为两类，一是书与人的故事，一是淘书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有过程细节，生动撩人。范用《买书结缘》回忆早年去书店读书、结友、进入出版社工作等旧事；陈平原《老北大的书缘》记京城报国寺淘书的故事；止庵《我的书缘》谈与谷林老人所结书缘；彭国梁《兄妹书缘》写一个朦胧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往事，都是读着有趣的好文章。人生世态都变为简单的交往，倒是很受用的超然态度。这里面一些文章我于别处零散读到过，将这类“为书所累”的文字结集，便于爱书的读者信手翻阅，闲暇时择几篇读来，也是爱书人的一种心情。前些日子读到王洪波君一篇《读书是安静下来的一种方式》，尤对标题这句话大赏。从“书房”到“书缘”，都在书的引领下得到安静的心绪，足以视为快慰平生之事。

《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两书大抵属于文人闲趣。前书收九十篇谈自己笔名的文章，另在附录里收五篇谈别人笔名的文字。这些自我解释笔名的文章有点像交代材料，解释自己给自己取来的名字原由，自难掩一番多情。这种个人的一点小心思，读来总有新发现。尤其一些作者写文章既用笔名又用本名的，可从此书中寻得些许答案。叶兆言说取笔名是自恋，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作文章的人自恋自己的文章，取个笔名来表达一点私心，往往也能体现一种性格。另有一说是笔名多有所寄托，如“止庵”则说“我是想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儿”，则为一种意境，借笔名自勉遣怀。

《我的闲章》收文六十篇，收印三百十四枚。此书版式略有不同，版心收敛，留出余地安排印章。这个系列此书最得闲趣，也最为耐读，可反复翻阅以供冬日围炉或夏季消暑。过去玩闲章多为高人，因此对治印布局文辞颇多讲究。这种文人雅趣，寓寄情写意，是将自己喜欢或心境抒发在方寸之间，合以刀法与布局，久之则成为一门艺术。舍间有一册《中国闲章艺术集锦》，多收明清时期闲章，阅读那些印文甚有趣味。譬如“向醉里谁扶满身花影”、“心闲神旺”、“寻芳载酒”，掩卷品玩都有深意在焉。此书中最早的闲章为战国时期，已有“敬命”、“宜生”、“千岁”、“富贵”、“君子有志”、“千秋万世昌”等句，虽是简短，足以表明心志与愿望。以此推想，闲章的发端或早于战国也未可知。罗福颐先生一九二七年编有《汉晋以来官印目索引》一书，一九六四年辑成《汉魏南北朝官印汇存》与《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专在“官印”上治学问，与“闲章”无关。可见考古学家对待闲章另有态度。大抵闲章旨在闲趣，只对文人产生趣味。书中收藏书家韦力先生《我的闲章》，谈自己十八枚闲章，“嗜书好货皆为一贪”、“人生几见月当头”、“读古人书友天下士”、“独有书癖不可医”、“有好都能累此生”这几方文字与篆刻都好，一副寒夜闭门读旧书的情怀。董桥说“画梅画的其实是胸中的学问和怀里的清气”，这话可移来谈闲章，也合道理。

写这类文章的好手，我喜欢董桥、止庵、谷林等几位，在意他们对文字的恭敬与爱惜。文人心头花事玲珑，作成锦绣文章亦多好看耐读。唯不喜那些大白话的作文，只顾叙事，不饰文采，显出一些苍白。这四册与书相关的情趣小品，著文者皆学者作家艺术家，看他们往来无白丁的读书生活，所含文人逸事颇多。此书主编董宁文先生这些年荡漾于文趣之间，另还主编有“开卷文丛”三辑，每辑编有十册，统共已出版有三十册。而他自己每月还在编辑《开卷》、《书脉》、《译林书评》三本内刊等物，一番心思都在与书相守。虽岁月老去，旷达与苦涩，都与书房案几上那几枚青田小印一样，值得好好珍惜和玩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