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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止庵

    《梅娘近作及书简》(梅娘著，侯健飞编，同心出版社2005年8月版)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提及这个话题，论家多循此说，然而却有两点可议。第一，张爱玲在“1942年末”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都没有写出来。据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她1942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11月辍学，开始专事写作。1943年1月，首次在《二十世纪》月刊发表英文作品。5至6月，《紫罗兰》杂志连载《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为《传奇》之第一篇。至于《传奇》单行本出版，则是1944年8月的事情了。顺便说一句，梅娘在《我与张爱玲》一篇中说：“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确。1943年11至12月，《金锁记》连载于《杂志》月刊。至于梅娘自己，“1942年末”确为华北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所作《蚌》《蟹》《鱼》等均已面世，更早还在长春出版《小姐集》(1937年)和《第二代》(1940年)两本集子。论家比较二人创作，讲过梅娘，再讲张爱玲，辄言“与此同时”，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二，《宇宙风》杂志在“1942年末”不可能参与此项“读者调查”。该杂志社最初是在上海，1938年5月迁广州，1939年5月迁香港，1944年8月迁桂林，1945年6月又迁重庆。这不是沦陷区的杂志，不会去调查那里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查该刊1942至1945年所出各期，均无此类内容。《宇宙风》迁穗后，上海“孤岛”倒是有份《宇宙风乙刊》，不过1941年底就停刊了。

    《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一期所载范宇娟作《梅娘著译年表》，说法略有不同。“1942年”项下云：“本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梅娘和张爱玲分别当选。自此流传开‘南玲北梅’之说。”《梅娘近作及书简》附录柳洁《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一文，亦取此说。如前所述，假如真有这一“调查活动”，也不可能发生在1942年。而且活动如何办法，亦语焉不详。须知当时南北交通并不便捷，譬如《传奇》1944年8月面世，12月《苦竹》杂志发表沈启无《南来随笔》，尚且说：“张爱玲的文章，我读过的没有几篇，北京书摊上还没有《传奇》卖。”

    虽然梅娘表示：“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致刘洁信二通》)此说毕竟已属约定俗成，而且见载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类文学史中。但是到底因甚而起，出处何在，从事该项研究者理应考订一番。若真似《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代序《评说梅娘》(Norman Smith作)所说，曾“有一项民意调查”，那么应该载诸当年报刊；而且所涉及的时限并不长，不早于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迟于抗战胜利。有关人士下点工夫就是了。

    《我与张爱玲》一篇又云：“正是那年(按指1942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炫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为未能搭话。”可以断定，那位“似乎是张的女士”并非张爱玲，因为1942年她根本未到北京。非但如此，此后张爱玲也没来过。只是两到八岁家住天津时，其间“北京也去过”(《流言·私语》)，但与这里所说显然无关。在他人转述此事的文章中，梅娘所说“似乎是张的女士”则径直写作“张爱玲”了。当年人物容或记错，后来学者应该明辨。

文：所思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5年11月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个女性在政治的雷暴与生活的风沙中艰辛跋涉的消息，时移事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欲说还休，不过，不变的是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刚强、独立，一如她的文字，紧密、结实，有种倔强的纯洁。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做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多了一个“南玲北梅”的称号，“南玲”是张爱玲，“北梅”是梅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两位当年在文坛上非常活跃的女作家经历不啻南辕北辙。张爱玲在命运的辗转中寂寞地客死异乡，连同她的作品被塑造成一个“传奇”，为无数中国人津津乐道。而梅娘的人生更为坎坷，她相继失去了丈夫和一双儿女，长期戴着“汉奸文人”、“间谍”、“右派”等数顶大帽子，为了基本的生存备尝艰辛。近些年，她的身影终于在“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中重新浮现，她依旧笔耕不辍，新旧作品开始陆续结集出版。

　　今天重提“南玲北梅”，让我想起一首宋诗———“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妄议前辈不敬而且危险，不过我仍然愿意做这样一个比喻：张爱玲有雪的凛然，散发着冷冷的光辉，而梅娘却有梅的品格，迎风绽放，老而弥坚。以文才论，梅娘不及张爱玲，以风骨论，在同样寂寞的境遇里，梅娘却散发出她特有的刚健清冽之气，沧桑中充满尊严，尊严里蕴涵开阔，气概足以傲雪。

　　新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主要收录了梅娘的散文近作60篇，书信88封。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个女性在政治的雷暴与生活的风沙中艰辛跋涉的消息，时移事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欲说还休，不过，不变的是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刚强、独立，一如她的文字，紧密、结实，有种倔强的纯洁。

　　梅娘是一位真正见过大世面、经过大磨难的老人。她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有种罕见的明智：“我既无法诅咒过去，也不愿意渲染当前。”“我一直很反感人们拿我无可奈何的过去做煽情文章。这种廉价的叫卖，实质上是心灵的残缺，对我等同伤害。”电视台有记者找上门来，她却拒绝接受被编排，因为她明白，年轻时真诚的呐喊在今天会被包装变形。相反，以往岁月中的温暖她铭记不忘，看了《回忆赵树理》等几篇文章，我终于明白了她当初为什么放弃稿酬，一定要将《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翻译出版，那并非仅仅出于友情或感念，也是对于朴实、善良理想的惺惺相惜。

　　梅娘有篇散文叫《我忘记了，我是女人》，写的是她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面对满屋盛装的人悄悄逃离会场，换下自己简陋的衣服，穿上一件考究的丝质长衣重新赴会，获得了友人“不老”的赞叹。不过，梅娘这篇文章流露的并非对青春流逝的感慨，或者对往日磨难的控诉，她写道：“所谓的不老对女人来说，就是高扬的女性、母性。生命赋予女性的天职就是要把美播散到她所在的任何角落。高扬的女性、母性是那种执著于创造性劳动的不懈。”这就是梅娘的“女性意识”。

　　当代理论早已重新为女性意识、女性写作定位，将女性对身体欲望的展览视为挑战男权的一种方式，可惜，“挑战”与“诱惑”的界限很难区分，女性写作依然徘徊在男性的目光下。这种尴尬的当代策略与梅娘的视野无关，她相信：“持久不衰的是女性的宽宏与深邃。”从青春时代起，她就用小说《蚌》、《鱼》、《蟹》来呼唤女性的独立自主，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爱情。1949年之后，她曾为女性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自主权欢呼雀跃，她也用自己的命运见证了女性如何在人生的磨难中“不坠青云之志”。到了晚年，她的声音中增添了一丝悲怆：“尽管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男女平等的世象，有些女人仍然处在被男人消遣的境地。痛心的是：容忍男人消遣，是她们自愿的选择。”

　　梅娘从来不谈什么“女性主义”。可是，她的人生、她的写作都画出了这种已被扭曲变形的“主义”最本质的追求：女性应该摆脱人身的依附性，自尊，自信，自强。她阅尽沧桑，初衷不改。其实，梅娘从来没有忘记，她是一个女人。她活出了一个女人的境界。

文：荣挺进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5年11月

    1942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读者调查评出来的“南玲北梅”，读者评语或书店的说法都不易找寻了。三、四十年代，沦陷区有影响的作家可不少，女作家当中，北方的雷妍和南方的苏青都出版过畅销书，“南玲”与“北梅”胜出的理由尚未见探讨；再者，既是并称，二人之间的交际情况，也未有人形诸笔墨。一段佳话，似乎十分平淡；一截历史，也很快湮没无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成为内地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都获得重新发掘，苏青和胡兰成，都因张复活。但梅娘的重新评价与此无关，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长夜萤火》，选集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作品，梅娘的六篇名作《蚌》《鱼》《侏儒》《黄昏之献》《春到人间》《行路难》重光于世；随即《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1990）、《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1990）、《大师文库·百年百部争议小说》（1996）纷纷收入梅娘旧作；《梅娘小说散文集》（1997）、《梅娘》（2002）等个人专集也随之出版。作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杰出代表，梅娘迅速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美国康乃尔大学E.Gunn先生1980出版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已分析其小说的意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她写进了文学史，张泉先生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给她辟出专章，而在加拿大和日本，以东北沦陷区文学及梅娘创作为研究题目的硕、博士论文接连出现。1997年，梅娘以其创作的独特价值入选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梅娘的复苏，与张爱玲的盛名并无瓜葛。

    然而，“南玲北梅”之说又不胫而走。1992年出版的《南玲北梅》，汇录二人部分作品，已探出研究领域，向更广阔的空间传播梅娘的声誉和影响。“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梅娘语），这“策略”如同一柄双刃剑，渐渐使普通读者视“北梅”为“南玲”传奇光环的照亮物，每欲语梅娘，先道“EileenChang”。对此，梅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这本《梅娘近作及书简》收录的两篇短文、一个故事，和致朋友的三封书信，记录了梅娘一方对“南玲北梅”关联的论说。

    梅娘首先讲述了她与张爱玲始终不曾交流的三次“交往”：第一回是1942年夏初，中南海的赏花游园会。张爱玲簇拥在众多的淑女、男士中，慕名前来的梅娘不愿插足，未能搭话。第二回在1944年冬，上海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时在上海的梅娘冒雨前来，又见张簇拥在众多名艺人中间，她未便上前搭话。第三次已经是1995年初夏，梅娘乘逗留美国的机会，托《中国时报》的朋友联系张爱玲，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 “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由此看来，夺魁之前，两人似乎都不知道对方，之后也并不特别在意。在40年代日本记者高森笔下，梅娘是一个“华衣俗女”，在那个艰难的时世，梅娘韬光隐晦，大家闺秀却一副普通、甚至凡俗的面貌；而张爱玲截然相反，刻意表现自己的贵族血统和特立独行，大放异彩，充分享受成功成名的喜悦；梅的内敛和矜持，与张的高傲和张扬，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并非能相投合的人。

    但是，面对张爱玲的作品，梅娘用四个词——“冷隽”、“深邃”、“浓艳”，以及“惭愧”，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敬意：“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我真佩服张那不动声色的冷峻，反正我写不出来。”对于《秧歌》《赤地之恋》这两部评价分歧的小说，她坚持自己的欣赏和理解：“张爱玲晚期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是有她的政治偏见在内；但从张对社会民情黑暗的洞见来讲，这未必不是触及了光环下面的暗影的描述。”——因为“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从创作来看，表达“人生安稳”的“南玲”，与飞扬理想的“北梅”也是不能投合的路数。对此差异，梅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理念，自然会导引出不同的生活实态。”（2002年11月1日致刘洁的信）“张爱玲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因而她“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才有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的铺陈；梅娘“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带来的两个无法交汇的创作走向，“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然而在一个社会公共信仰哗然碎裂的日子里，现实生活变动莫测“平凡的传奇”的华丽与苍凉，寄予了大众自我安抚与精神存在的确证；梅娘的意境自然不同于“传奇”，却并未“被冷落”，她的复苏已经在证明。“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从来是人类心底永恒的潜流，如地火潜行，给大地及其生命以温暖的滋养。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南玲北梅”虽然是种“商业策略”，这种“并称”，还会不自觉淹没两种趋向的不同价值，但是商业的策略能将好奇心诱入探索求知的方向，让更多的读者步入梅娘创作的精神殿堂，这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文：老颓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有“南玲北梅”一说，玲是指张爱玲，梅是指梅娘。可以想见当时梅娘的风头正健。然而当今，张爱玲红透半边天，甚至有“张学”一说；可是梅娘的文字，却太少有人留意。时势使然，倒也没什么可说。可有人还记得，还整理出版，毕竟是件有意义的事，至少我们可以对照南玲北梅的种种遭遇，求得对文学、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若想比照南玲北梅，不妨看梅娘2001年写的一篇文章《北梅说给南玲的话》，大致可以看清二人的风格异同。文中说：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

　　梅娘还写道：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北梅如此说的时候，南玲早已寂寞地客死异乡，北梅则于相继失去丈夫和一双儿女为生存而备尝艰辛之后，终于开始陆续结集出版新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