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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殷  实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血色苍茫！

血色者，历史中之血色，苍茫者，历史之苍茫也。一如书名般率直、简明，这部厚重文集的文学质地也是轻捷的、透彻的、奔放的。如此文风，自然关乎作者的美学旨趣，但更多当归结到其生命精神和感受世界的胸襟。阅读此书，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在健全的心智下，只有在澄澈的大脑中，才能映照如本书所映照出的那些历史光影、人物故实；而且，也只有这样不耽溺于高妙玄虚、不流连于知识杂物，“快刀斩乱麻”式的明快写作，方可使我们免于陷入阅读的泥沼，从而获得清洌甘醇的文学享受。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认为，诗歌是一道带着山野之冷峭的溪流，“关键并不在于它的宽度之小，而在于它的新意中那清澈的，让舌头感到麻木的冰凉，这冰凉的感觉在最巨型的作品里仍然像一泓未受污染的清泉一样闪烁”。在我看来，《血色苍茫》正是具备了这类品质的作品，虽然它是一部散文集而不是诗歌，但是，当考虑到作者朱增泉的诗人身份时，这一点很容易就能够理解。

收入本书中的二十余篇作品，可以说是作者近年来独特散文追求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字，许多篇什已为读者熟知和喜爱。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当作者不断地勘踏史迹之时，他总能让读者也仿佛置身于中国的万里疆土。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确足迹所至，亲临过哪怕是数千年之后的“史实现场”，另一方面与作者脉络清楚、甚至连地理方位也正确的精准叙述才能有关。另外的原因恐怕就要让人联想到作者的军人身世、职业生涯了：几乎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既存在一幅自然地图，又存在一幅文化地图，读者往往有在作战模型或沙盘前，倾听一位胸怀全局的将领描述战场态势的惊异感受。如果说这与众不同的表达，是将朱增泉的散文与时下一些同类散文作品区分开的形式原因的话，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作者的军人情怀、英雄情结。没有这个重要的因素，支持作者行文规模与气势的那个宏阔思想构架就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本书中，尤数《渥巴锡东归》这样的文字，最能体现作者的上述散文特质。

文章中，作者于现实中的寻踪跋涉和历史上土尔扈特人西迁与东归的壮烈行程，并行不悖，交替展开，形成层次分明的自然结构，低沉绵长得刚好能够承载一部遥远年代的史诗。就连作者虔敬舒缓的语气中，也似乎浸染上了如蒙古长调般浓郁而古老的忧伤。今天再读此文，跳开故事的来龙去脉，按下“牧歌”的旋律节奏，终于在字里行间发现了作者坚定而明确的初衷，这就是：对英雄之与蒙古人天性契合的秘密的考察，对蒙古人实践英雄梦想的非常壮举的解读，以及在一个已经不再有英雄的时代里，对英雄价值的特别的怀念。在朱增泉的笔下，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历史，的确够得上是经典范例：“成吉思汗发动西征是为了征服别人，渥巴锡率部东归是为了逃避别人的征服，他们分别处在本民族生存状态的两个极端。”当攻城略地开拓疆域的使命不再，种族存亡的危机进逼之时，“率领土尔扈特部落万里东归，同样是一种英雄壮举，因为只有蒙古族人才具备举族大迁徙的非凡胆魄和能力。对渥巴锡本人来说，只有率部万里东归，才能向他的敌人展现蒙古民族永不屈服的英雄性格，他自己也只有到万里东归的厮杀中去实现精神上的超越了”。成吉思汗的伟大征服人们早已是耳熟能详，但对渥巴锡这位西蒙古历史上的英雄，除专业史学工作者外，恐怕少有人知道更多。在一个率领数十万之众的部族，沿途遭遇哥萨克骑兵和各游牧部落军队的围追堵截，自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东归中土的故事中，实在蕴涵了太多民族、宗教、政治乃至军事的意味。不过朱增泉最为关切的其实是渥巴锡，是这位年轻首领的勇气、信心和力量，也包括他的孤独和创伤——这样的一次远征所突现的英雄价值要远甚于其他，因为别的因素似乎都可以随历史情势的变化而作所谓学术上的不同求证，但唯有英雄及其壮举是不容商榷辩驳的。这也就是当有人自今天的角度发问：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地那么肥沃，土尔扈特为什么要回来时，朱增泉试图替渥巴锡回答“为了让古老的土尔扈特部落永远生息繁衍下去，不被灭绝，必须回来”的原因所在。

何谓军人情怀、英雄情结？就单纯的问题而言，这并不难回答：军人，即怀有英雄情结的人，英雄情结即军人情怀，二者正可以互相反证。但要理解一个具体的军人，特别是，要理解像朱增泉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军人作家，体会他寄寓于诗文中的军人情怀、英雄情结，恐怕还需格外留心和慎察。除了汉代霍去病、近代林则徐，朱增泉也将笔触伸向了当代中国的彭德怀、苏联的朱可夫这样一些功勋显赫的人物。然而无论古今，我们不难发现，除霍去病以外，他写到的数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悲剧英雄。在一篇评说“汉初三杰”的文字中，朱增泉曾经就韩信的谋“生”与张良的谋“国”进行有趣的比较。不管有心还是无意，当一路读过作者倾心记述的英雄们的行状，我们便会发现，凡谋“国”者，也就是在关键时刻都本能地以国家利益为重者，皆悲剧英雄也。这当然不无讽刺，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政治传统，确有不断塑造这类英雄的神秘力量。

在《血色苍茫》中，《孤独的陵园》无疑是一改“英雄之见”的一篇。此文解析清朝孝庄文皇后墓葬轶事中的诸般“蹊跷”，勾勒元出于游牧民族的征服者，在汉族儒家礼教的巨大同化力量下，所受“文化煎熬”及“成功者的尴尬”的图景，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某些汉族知识分子在该问题上所做的手脚——由堂而皇之的反清复明旗帜而最后落实到和一位坚强卓异的女子过意不去。朱增泉指出，孝庄文皇后的陵园之孤独冷清，是对汉族文化眼光褊狭局促的无言批判。不知那些憎恨这位皇后或是顽固纠缠于“礼法”者，今天到底搞清楚此事的始末了没有。其实，在作者所引述的孝庄文皇后临终遗嘱中，仅一句“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已让人为之动容。我们藉此就未尝不可以知晓这位女性生前的磊落、确信她身后的光明。难道还非要什么戴“汉学”眼镜的学究们经年累月地考据下去不可？不久前，读唐代诗人韦蟾的一首诗，其中几句颇有些过目难忘：“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诗中言及“书生”，乃是对已经千锤百炼的军人的加冕，但反过来理解也无不可：看那横戈马上者，实则一书生矣。当读到朱增泉书中这篇打抱不平的文字，特别是当看到他为破流言，不厌其烦地设想该事件的多个结局时，不仅为这样的“有情”而心生感喟。放下透视历史苍茫与血色的豪迈手笔，如此审慎周详的检点，这般宽厚仁慈的界说，竟让我在一瞬间读出了大出于军人豪情、丈夫气概以外的另一类情愫。这样的对一位封建时代女性的优雅态度，反映出的其实是对人性价值的诚实的尊重。朱增泉的许多气势磅礴的诗文，一向都有引发人们对他写作中放达一面想象的特征，猛然遇到这热心柔肠，还真的是有点“马前不信是书生”呢。在这里，借韦蟾的诗向《血色苍茫》的作者致敬，不知当否？

  文：鲁平原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随着现世越来越多的忙乱与浮躁，国内军旅作家的传统也变得日渐疏淡。翻一翻几种发行量还算可以的文学期刊，便会发现其中关于军旅生活的文学作品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所致，另一方面便是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的同时，曾经占主流的军旅作品影响力逐渐弱化，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军旅作家转移了写作方向，甚至放弃了写作。但有一人例外，他便是朱增泉，这位从士兵成长为高级将领的散文家，这位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就开始写诗的将军诗人，至今笔耕不辍，数获重奖，令许多专业作家都钦羡不已。

　　《血色·苍茫》是朱增泉新出的一本散文选集，偶有旧文，多为新作。书分三辑：《历史的回响》意在吊古，《星空的光芒》重在诵今，最后一辑《彼岸的涛声》着笔于国外一些战场的枭雄和军事家。一书三分，涉及到的基本上都是跟军事、沙场、战争有牵连的古今名人。朱增泉以军人的视角，纵览历史风云、洞察世事沧桑，在戎马倥偬之余笑谈寰宇的沙场斗士、指点古今的英雄成败。

　　笔者粗浅，第一次读朱增泉的文章是几年前，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他的散文《朱可夫雕像》。那时还不知道他是一位将军，只是感觉在文风萎靡的背景下，他那种行文大气、开阔、沉稳的风格，确实让人为之一振。后来知道了他是一位将军，也读到他的几本书，最喜欢其中两本：《秦皇驰道》和《西部随笔》。读《血色·苍茫》中《历史的回响》一辑，从《秦皇驰道》到《孤独的陵园》，这样的吊古文章，自然会让人想起余秋雨。

　　同样感慨历史瀚海的深邃，余先生的文章有一种浸淫良久的文人气脉，让人在感怀中怀有一种凄凉，一种叹息；而朱先生无论写两千年前下令修驰道的始皇帝，驰骋荒漠英年凋谢的霍去病，还是写东归的民族英雄渥巴锡，都有一种豪气，这就是写作风格的迥异。将军笔下的历史不但丰富，而且走笔之间开阖自如、气韵磅礴，洋洋洒洒之间却又是惊人之语时出、骇俗之见屡现。细读之下，面对那些笔下的历史人物，令人感叹而不感伤，使人悲凉而不凄凉，并且使人知事明理，鉴史明今，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清澈。

　　朱增泉的这些散文随笔，缺少军旅生活体验的专业作家写不出，缺少文学修养的军事专家也写不出，他把文学修养和军旅的人生体验和感悟集于一身，自然融合，这已经是朱增泉独特的写作风格。

　　无论是吊古诵今，还是着笔于国外那些军事巨头，朱增泉的散文都在印证着一种对现实主义的自觉传承。

　　反思历史来观照现实，审视战争以渴望和平，便是朱增泉散文作品中现实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朱增泉的文字里到处都是先人留下的痕迹，到处都充盈着历史沧桑的回响，到处都渗透了作者那种对民族前途安危的哲思。

　　此外，朱增泉还以一位高级将领的觉悟放眼世界，写出了一系列描写当代海外军事巨头的散文作品，目的即在于给中国新一代军人以更深的理性思考，使他们不光着眼于国内的军事发展，更可以聆听彼岸的涛声，放眼于寰宇军事风云的变幻。

　　朱增泉这种用文字关注现实状况、弘扬现实精神的文学理想，势必会给当下流行的所谓完全“隐私化”写作的萎靡文风以某种程度的震荡，显出一种卓尔不群的文学境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