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集伟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5年10月
读完本书,凑巧看见上海学者徐来在他博客里贴了篇“仅供玩赏”的短文,叫“监狱用语及其解释”。小文介绍在监狱里流行的一则短语,叫“七剥一,八剥二”。意思是说,被判刑期为七年的,多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而被判刑期八年者,则多半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这个凑巧让我想,尽管躲过了“七剥一八剥二”,可对本书作者来说,那些里面的故事写或不写,都难以忘记。甚至,如今已然成书的这些故事也不过挂一漏万。与作者繁复琐碎的往事比,我相信更多的真相不及复述,也难以复述。它就像那种没有疮疤的疼,毫无声息的痛,一个寻常黄昏里莫名的发呆,似无还有。
所以,我很理解这本十来万字的故事其写作过程为什么持续了二十来年,且时断时续。我相信,那该是个不断反刍、不断遗忘、不断隐痛也不断释然的过程,好比剥茧抽丝。于是,从本书中看见的,不是鲜血环绕的创面,也不是委屈环绕的自顾自怜,而是监狱生活心平气和的白描,兼有自省、自嘲。当然,在那线条工稳、不急不躁的白描后面,确有一种力量。它当然不够强大,可有足够的韧。
是,它一点不声嘶力竭,一点不震撼人心,更没有话剧腔式的愤怒乃至骂骂咧咧。相反,将近三十年后的那一组组回味像一个医生给自己的旧伤开诊,其独白与自嘲的部分尤其感染人心。相比而言,尤其是那些聪明人写的回忆录多半是在需要时量出需要的伤。如你所知,那些亮相在“做秀”聚光灯下的伤口要么被妖魔化,要么被神圣化,只要输入准确的“功利”密码就可以打开。
所以,我的想法是,比那些应景回忆更难得的是,真正铭心刻骨的种子不是在某个“周年”忽然怒放。“还是让我再借用一次加缪吧,他说:‘人们真是缺乏想象力啊!他们总认为自杀要有一个理由,其实自杀完全可以有两个以上的理由!’我想,活着或者做其他事就更是如此,写作自然也不会例外。”作者在“跋”中写下的这段话让我看见文字之外远比眼泪更斑驳的东西。对牢狱之灾而言,眼泪太简单了。它不会就是文艺片里那些挥动的手臂,那些止步于眼泪的戏剧修辞。
在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太平洋的故事》一篇。为了保外就医,作者决定砸断自己的腿。担心一次不行,作者用滚子砸腿一砸就是两次。第一次砸他大喊“苍天有眼”,第二次他喊的,已是“我日你烂妈”之类的粗话。我相信伴随那一组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记忆,那两声吼叫在作者心里已被重复过千百次。它当然不是“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之类的修辞,而是一种此生不灭的隐痛。而这也仅为写作本书的理由之一?
自1971年7月12日入狱至1975年9月18日无罪释放,朱正琳坐牢总计4年零两个月外加9天。朱的狱友有句顺口溜总挂在嘴边:“好马不离槽,好汉不离牢。”这顺口溜念起来朗朗上口,好读好记,可它的背后却一定弥散着一团团或许已无法完全说清的故事。我相信离开牢狱,很多人也便好了疮疤忘了疼,可本书作者没忘。本书最想说的,或许仅仅是这一点:我没忘,我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