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稳社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读书》杂志是一本以书为媒的思想评论月刊，自１９７９年４月创刊后，它就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传媒经典和广大读书人的一面文化旗帜。２０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富于精神象征意义的标识、一个带有文化隐喻色彩的符号系统。要了解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不能不对这本杂志给予极大的关注。它的风格和品位已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倍加真爱的精神食粮。特别在它创刊后的２０年里，以其坚守的人文光芒，温暖了追求真知灼见的人们，照亮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其思想启蒙的理性诉求，驱逐了浩劫乍息时的混乱、百废待兴间的阴霾和精神荒原上的黑暗。联系《读书》诞生之际的背景，可以说，作为中国当时少有的思想传媒，这本期刊曾一度影响着那个时代。
沈昌文这位从一个普通校对员成长为著名出版家、高级编审的蔼然可亲的老头子，对《读书》来说是一个线索式的历史见证人，在陈翰伯、陈原、史枚等出版界领军人物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多年间，在他周围团结聚拢了冯亦代、倪子明、范用、丁聪、陈四益、戴文葆、劳祖德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业务骨干；而像黄裳、张中行、金克木、吕叔湘、张隆溪、赵一凡、刘小枫、陈平原、黄子平、葛剑雄、王晓明、吴岳添等这样一群海内外顶尖的优秀学者，成为《读书》的铁杆作者队伍。编者与作者的“对流”，使一个普普通通的杂志成了一种口碑不凡的文化品牌。正是这一群“阁楼上的疯男痴女”，传续着文化的香火，播撒着思想的种子，让读者收获精神的愉悦、高雅的书香。这些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人，是文化建设的脊梁、出版事业的基石、读者朋友的知音。他们那种礼贤下士、兼收并蓄、民主和谐、温婉诚敦的编辑作风，成了读书人记忆中一段颇堪回味的情境，至今仍被口耳相传、成为佳话。沈公昌文将他每期为杂志所写的编后手札结集成《阁楼人语》一书，为我们保留了“《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
之所以把这些“鸡零狗碎”的文字叫做“阁楼人语”，是因为作者悟得：“在阁楼里可以做大事，中外通例。我等阁楼中人决不可自怨自艾，更不必自轻自贱。要时刻想到，阁楼外有那么多眼睛望着自己，彼此相睇，心灵相通。”读者、编者、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随和、温馨、友善的人际交往，共同营构了《读书》的文化氛围，这在今天的传媒出版界已成了怀旧的资料，这也是《读书》走向成功的秘密武器——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和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书中对此多有阐发，虽不挂在嘴上，字里行间却无不体现。这些文字，就像当年的杂志一样，随意自如、含蓄蕴藉、意味隽永、闲散澹定，不拿腔调、不端架子、不作高深、不唬读者，是一种有感而发的随想。其中，或谈编读往来，或叙办刊宗旨，或述组稿之趣，或说读友所盼，皆是娓娓道来、委婉言说，一如三五知己在茶馆聊天，令人联想到乡野的豆棚瓜架、雪天的拥炉煮茶，是一种骨子中的雅韵，散发着令人迷醉的芬芳气息。
对一个民族来讲，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不绝，文化传承的根脉就不会断层。俗话说，“留得青山在”，这座山在此就是书山。沈先生说，陈寅恪、陈登原、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这些人，正是借着《读书》把“话头”接上的。那些年里，《读书》以译著评介、海外书讯、学子新论、读书短札等专栏为平台，艰难而又坚定地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和思想的门窗。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这本专爱发“不伦不类”文章的“不三不四”的杂志，以博学平静的知识话语为表，内隐着深切的价值关怀和现实关注，给读者留下思考与品味的空间。沈先生在书中多次言说过 “不是”主义的办刊旨趣：即，这是一份“不是书评的书评杂志，不是评论的评论刊物”，“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文化的文化，不是消闲的消闲”。这套举重若轻的编辑思想被概括为 “三无”：无能，无为，无我。王蒙则将这正面概括为“七无”：“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总之，《读书》始终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编读互动、亦庄亦谐的鲜明风格而成为通往“精英文化”彼岸的出版津梁。一种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杂志办到这样的境界，大不易啊！
从这本随笔不难发现，作者沈昌文确是一位读书出版界的性情中人。他所倡导的“说三道四”的编刊之道，其实与读书之道是一致的。过于端严整肃的读书姿态，不免刻板枯燥了些；只有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点，在学术训练与浪漫性情之间找到恰切的结合部，方不失为读书为文之道。书中，沈公像一位谦和恭谨、循循善诱的导游，把《读书》的每一处风景指点给我们，使人款款地跟他领略了一段《读书》小史。每篇文章不过千把字甚至几百字，实属上佳的小品文。但从做书的角度，完全可以改进得更好些，利用每篇文后的大块空白，插上当期杂志的书影，并注明文章出处，使其文图并美、摇曳生姿，且更具资料价值，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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