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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贾晓伟
出处：中国网 2006年10月

    D.H.劳伦斯作品翻译热潮的第一波出现在十几年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劳伦斯的名声基本定位在“性爱”这个稍稍有些刺眼的词语上。他1928年完成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1921年创作的《恋爱中的女人》、1915年的作品《虹》先后被人翻译，三部长篇小说是当时翻译界与文化界的热谈。劳伦斯1930年去世，过了半个世纪才以“性爱小说家”之名完成在中国的第一次全面旅行，不能不说是时空自身的错位。但以“性爱”之名或者说是“性爱”的“光环”笼罩在他的形象上，恐怕是国内读者认知上的有限与故意的错位了。
    劳伦斯是大思想家，是一位对生命有独特阐释、深刻解读的哲学家。正因为思想与认知的完整、系统，他才在一系列小说创作中延伸、发扬，二者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融会贯通。迄今在欧洲批评界与学界，劳伦斯最知名的作品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法国《理想藏书》把此书列为“英国文学”的前十部著作，各种版本的电影是拍了又拍）；但与此同时，劳伦斯的散文作品在欧洲文学史与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相当的深刻与洞察力，生命力一直在延续。国内读者十几年前对劳伦斯作品认知上的偏执，在于历史境况已经允许当年的中国人关注个人情感与肉体解放的诉求，劳伦斯无疑成了眩目的符号与隐秘的出口。至于劳伦斯立体与完整的形象是什么，劳伦斯真正说了些什么，人们无暇他顾了。
    劳伦斯的文学作品与散文的全部意蕴，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人，要真正地活着。活着，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形态，但要负担起“真正”二字，生命就充满了诘问与冒险，“活着”就有了一个必须要承受的使命。这个使命使“真正”活着的人必须从麻木不仁、愚蠢的现世中把自己拯救出来，以诚实对付残酷的虚假，烧掉文明与他人强行戴在自己脸上的面具；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自己一生的长度对着反复说“是”的世界说“不”。由此看来，劳伦斯描写性爱，不过是这一总体思想与看法之下的策略与计谋，因为性爱最易触动道德与伦理，挑战僵化文明存在的基础。但策略与计谋的完美与成功，也多少让认知劳伦斯的眼睛角度发生倾斜。这种倾斜甚至直接导致劳伦斯的作品遭禁。劳伦斯与他的妻子弗里达用人生的实践完成了对“文明的束缚”的彻底反抗。
    《在文明的束缚下—劳伦斯散文精选》与《不是我，是风—劳伦斯妻子回忆劳伦斯》的重新出版，可以看成劳伦斯的第二次到来。尽管与第一波劳伦斯热仅仅相隔十几年，国内的商业潮与全球化的来临已经形成对生命意义的严峻诘问，今天似乎比当年人们认知与回味劳伦斯，有了更为真切的现实背景。世界依然故我，束缚层层叠叠，谎言无处不在，单独的生命个体如何面对世界，情感，如何在精神世界冒险？每个人怎样称得上是真正地活着？在这个时代读劳伦斯，能真正觉出他生命里那股不屈的力量究竟涌动着什么，也大致懂得他为何如先知一般地吁请人们严苛地审查生命。他渴求重回伊甸园，那个生命纯净无染的王国。但世间的残忍在于，听到先知呼喊的人受了感召，却痛切地感到自己无法如劳伦斯一般敢于斩断束缚，毅然前行与出走。这也印证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则寓言：每当家鹅看到野鹅飞来，总不自觉地拍打翅膀，但等野鹅飞走，家鹅才发现自己是在圈栏里，并没有可以飞翔的翅膀。
    D.H.劳伦斯的再次到来，为新一代读者重新带回了那阵环绕生命的巨大气流。这股气流飞旋着，生命也因此在劳伦斯的选择与吁请中有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