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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淑容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文学史上，毛姆的个性是出了名的，他也喜欢有个性的人。他在《月亮与六便士》开篇写道：“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赋有独特的性格，尽管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正因如此，1920年，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去拜见他心目中“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辜鸿铭，并把他写进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

　　辜鸿铭果然个性十足。他不断尖酸刻薄地跟毛姆抬杠，嘲弄西方哲学，临别还把自己写给妓女的诗转赠给客人——毛姆后来才明白。一切都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很有趣，在毛姆看来，辜鸿铭所有的狷狂、孤傲、迂腐、落拓、悲哀甚至恶作剧都证明了他的一个观点：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毛姆毕竟是毛姆，只寥寥几笔，便刻画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形象——传统中国最后一个狂儒、哲学家、才子。事实上，中国人都认可并喜欢毛姆笔下的辜鸿铭，而说到辜鸿铭，则又必提及毛姆——这也是我阅读此书的理由之一。有意思的是，毛姆始终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而是用“那个哲学家”来指代，就连他们会晤的所在地重庆，他也只含糊提到——坐舢板需要五天才能抵达长江上游。

　　这正是本书的一大特点：除非万不得已，毛姆绝不在文中提及具体的地名、人名，也从不交待行程，更不会提到向导和伴侣，你只能根据他所写的细节和风土人情来猜测他的足迹。有时候他在北京，因为他写到了天坛，还有内阁部长与大使馆的晚宴；有时他在南方一个小城客店住下了，读着一本好书，听着隔壁一个苦力的揪心咳嗽；有时候他在长江的舢板船上听江中号子；有时候他刚刚在上海赴一个豪华的英式宴席，很快他又到了深山中的一座教堂；长城他也去了——非去不可，可是他对长城无话可说，草草写了200字了事，远远比不上一个无名的小镇、一片原野、一条乡间小路更让他兴致勃勃。毛姆是故意这么干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观光客，而是独来独往，无拘无束，他惟一的乐趣是结交有趣的人和邂逅意外的风景，然后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上把感受草草写下来——坐在轿子里，或在船上。这种“保鲜”的处理方式，让毛姆的旅途有点飘忽，有点流动，读起来很新鲜，还带着些微的伤感——比如他笔下的那位“哲学家”，他的细长的辫子，他诡谲的笑容，他亲吻女儿的姿态，都让人伤感。

　　这种记录方式并不是猎奇的或浮光掠影的，相反充满了创造性和独特性，有一种深刻文化震动。因为在毛姆的“中国屏风”上，主角是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毛姆以西方人的新奇和小说家的敏感，揣摩旅途中所遭逢的每一个人——他的特点和习性，他的独一无二的经历，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和利益。对中国人，他是好奇的，蒙古首领，苦力，官员，歌女，学者，牵猪的老人，祭神的老妇，他观察他们，不动声色，多用白描和记叙，丝毫没有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转过身，他却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投以怀疑和冷嘲的一瞥——冒险家，大使，传教士，修女，大班，船长，海关专员，银行家，汉学家……他喜欢或者讨厌他们，但并不妨碍他讲故事。毛姆的语气中有一种超然于小说和读者之外的英国式的冷淡风度，有时不免笔触尖酸，但也并不剑拔弩张，而是轻松而又尖锐地表达自己所见所闻。这是他的一贯风格：轻松和幽默只是表面，底下还隐藏着更多黑暗。

　　黑暗是“中国屏风”的底色，毛姆只能隐隐触及。毛姆毕竟是小说家，他和罗素不同——1920年，罗素也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讲学，他回到英国，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专著《中国问题》。毛姆有意无意地在自己和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架了一副“屏风”，所以不免雾里看花，比如他在客栈看到一位官员跟一伙衣衫破旧的苦力抽着旱水烟，平起平坐地愉快交谈着，他写道，“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在他看来，在中国，“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这也许是一种错觉，一种西方对东方的误读——但我宁愿视为一种浪漫。毛姆游荡在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所到之处满目凋敝，光怪陆离，毫无浪漫可言。可是偶尔他也会丢开观察者和批判者身份，展示出纯粹的审美情怀：晨雾中的竹林“有一种出自名门的优雅，看去宛如大明王朝的一群倦怠的贵妇在大道边休憩”；鸦片烟馆“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如同“柏林的小酒馆”。最动人的浪漫发生在长江上的舢板船上：夜幕降临，船泊在码头，寒风刺骨，船头一盏防风灯在轻微晃动，该睡的人都睡了，有人在打鼾，一种久违的狂喜突如其来——这就是毛姆的中国“罗曼司”，它就像一块明亮而美丽的光斑，照亮了1920年黯淡的中国屏风。  

文：黎戈
出处：中国博客网 2006年9月
  
　　《在中国屏风上》，S.M.毛姆1920年的中国游记。我这么说不对，游记是另外一种以观者的视角为容器，盛放沿途风物人情的的物事，而这本书里，全是沿途所见速写，断片状的，并没有浑然的线索。它更不是一部小说，因为它没有仿真的三维立体情节，活水活鱼的情境故事，它就是本意上的屏风。平面堆积着一些零碎印象。

　　屏风就其使用功能可分为二：一，展示和呈现。连缀一些断裂的风景人物浮世绘。在毛姆笔下，有落日昏红中的断葺残墙，中蒙边界上的驼队，拎着鸟笼终日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当街跨马绝尘而去的跋扈少年，补丁连补丁，脚臭加体臭的苦力。如果把这本书给普里什文或东山魁夷这类风景散文作家去写，这些活动场景也就是他们笔力的终点了。而在毛姆笔下，这才不过是个起点。他真正的兴趣点，一定是人。有人收集植物标本，有人收集动物标本，毛姆热中收集的，是人。

　　二，屏风的功用二：遮蔽,隔断和截景作用。任你毛姆堪称人类灵魂的娴熟掌柜，你的眼风一转，心里的秤砣一掂量，心里波澜化笔底波澜，所有人的灵魂斤两立现于你笔下，毫厘不爽。可是你仍然写不好直接经验之外的东西，这是毛姆的天赋贫弱处。一个好的作家，就是在把玩一个等式。等式左边，是人物的性格成因，一个人的行为，象一棵树一样，必然有其有机成因，他应该有个很清晰的动机脉络，等式右边是他呈现出来的外部行为。

　　而毛姆是：他可以把这个等式的左边堆叠的非常精彩，大量厚实肉感的情节，等式右边再堆出个趣味盎然的人，可是他常常做不平这个等式。比如《刀锋》里的拉里，还有《月亮和六便士》里的高更，都是不成立的，缺乏说服力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毛姆是个太务实的人，他骨子里根本就不理解象拉里这样生活在世俗生活之上，绝尘于人际的精神化人物，所以他只能把他写成一个遥遥的精神图腾，模糊的象雪山顶的轮廓线。他写的最好的，是和他自己同样日常质地的，一块布料上裁下来的，市井人物。就是在本书里，也就是和他自己同样来处的，流离在中国的外国人。而他看中国人的视角，明显是偏狭和扁平的。他把鸦片烟馆写成一个明净温情，非常家居氛围的所在，就是一种文化误读。

　　彼时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人，基本上以淘金者，外交人员，传教士为主。他们中的有些人，商业头脑发达，胆大心细富冒险精神，利用身份的高压优势，住了大洋房，成群的仆佣伺候，倒一杯水都不用起身，找最漂亮的中国姑娘泄欲，兴尽后往妓院一卖了事，反正社会道德水准默认值低下，没有人会谴责他们的不义之举，他们在这里是无根的，也不用顾及到社会影响。这是他们在本国再也不会得到的优厚待遇。毛姆本人，我得说，他是有淡淡的人道精神的，苦力的拘偻背影，油灯下骨瘦嶙峋的一张脸，婴孩被冻哭的凄厉寒风，都让他凄恻不已，但是他没有立足的切入点，他只能把他们视为经验之外的异己。这算是温情了，比较于视中国人为牲畜的那些人，也可能是思路自保，对自己的宽容视角，大力挥发，看别人呢，都是苛刻不洁处。严于待人，宽于律己，呵呵，人之常情。毛姆体内，何尝没有精英的锐角刺出？那是一种强势的文化本位主义，形容一条中国地毯好，“差不多接近英国货了”，形容一段江边雾气迷离的美景，“令我想起雨中的英国”。

　　他们接触的中国人，也是悬置在贫富两极的，苦力，或买办，外交官。所以在他们眼中成像的中国人，都是野蛮，低级，只有体力没有智性生活，臭气熏天的驮畜，或是狡诈，残忍，角铢必较的商人，他们在中国起居，却不屑于学中文，他们顽强的保持与母国的文化共振，他们天天看本国的报纸，报纸飘洋过海而来，新闻早变成陈腐的旧闻，他们收听本国的广播，絮絮于零碎的八卦与边角时事，他们的交际半径很短，每个人都可以猜出对方的下一句话，因为彼此天天应酬，熟稔之极。最讽刺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对母国的孜孜渴念半生之后，宁愿埋骨于异乡，也不愿意回国养老，结结实实的撞上一个面目全非，早已在他们的生活轨迹之外，比异乡更陌生的故乡。

　　当然也有出色的汉学家，这些人把自己闭于书斋，足不出户，他们眼中的美人是出没在水墨宣纸上的，他们意下的美景是起伏于唐诗宋词元曲中的笔墨江山。他们偶尔出去看看街景，结果闻着中国人的体味都要掩鼻而去。他们用想象里在脑海里堆砌出一个纸上中国，这个中国可是个精美的瓷器，他们一碰到到现实，就要碎了。

　　还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人，在毛姆笔下有：一，宗教狂热分子，秉一骨子不知来处的，近乎于献祭的自虐热情，他们根本不关心中国的百姓疾苦，他们大概是他宣叙宗教热情的一个出口而已，可是这些人往往能在最贫苦的乡村呆一辈子，二，有人情味的，比较平和的传教人士，他们度假，享受优厚的生活待遇，把教民当作和自己一样的血肉同类，但是热情也谈不上，三，灵与肉的激烈角力者，感官上极度鄙夷排斥中国人 ，灵魂上强迫自己爱他们，能否爱自己骨子里憎恨的，是他们完成就赎的自设标准，中国人，成了他们自虐的工具，和对自己灵魂的试纸。

    但是仍然不能说毛姆是一个对景物冷淡的作家。当他溯流于黄河夜旅中，看着两岸的山廓，薄雾轻霜中的远寺，听着苦力的鼾声间杂于犬吠，会让他有一种暗涌的兴奋。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职业敏感，我曾经在陈丹燕的小说中，读到过相同的东西，有一天她结束采访，信步走在黄昏的街角，寒流快来了，冷空气贴在鼻子上象一层玻璃，她想着她笔下的吧女林达，她的脸，她转身的动作，她的眼神，一点点浮现出来，在这个昏红的，有油炸葱饼和普希金相的街角，这个她意想中的人物，湿淋淋的，带着想象的湿气，在重重叠叠的街景中，站起来了。我又想起我妈有一次在杂务间找到一个陈年紫砂壶的快乐，那意味着在隆冬的一锅精彩的好汤。作家不一定的是全职的，但是他一定要是全天候开动素材收集雷达的。任何一个大于日常振幅的，可以让他的人物游刃其中，盛放情节的场景容器，都会让他兴奋，比较于普里什文或东山魁夷这类风景作家，毛姆对景色的敏感，与其说是终点的，不如说是途中的，与其说是目的性的，不如说是工具性的。

文：丁纯
出处：新京报 2006年8月

　　胡兰成提到张爱玲为他解说西洋文学，“她讲给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桑茂忒芒，这个名字很不容易猜，张爱玲讲的英语，胡兰成摹声摹形写出来，古怪。其实，桑茂忒芒，就是萨默塞特·毛姆，英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生于1874年，8岁时母亲去世，10岁时父亲病亡。他的一只脚残疾，不爱体育运动，结巴。曾经学过医，是一名同性恋者。

　　毛姆童年多舛，冥冥中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细腻、感伤、敏感，有种直抵内心深处的痛感。这也许正是张爱玲喜欢他作品的原由吧。当年，周瘦鹃读《沉香屑·第二炉香》时“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作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张“表示心悦诚服”。

　　这本《在中国屏风上》是毛姆的一本散文集，记述了作者1920年来华游历的所见所闻。汉译本的书名有《中国一览》和《中国剪影》两种（英文版书名Ona ChineseScreen），我更喜欢《在中国屏风上》的书名，可以说，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庭中必设的装饰。屏风上，印证了历史，印证了日常，更印证了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心理追求。

　　毛姆以好奇之心展示了二十年代旧中国的画面，他走南闯北，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草草写下，回去整理。在我看来，倘若，他用的不是文学笔法叙述，这本书，更是很有价值的人类学的著作。文学作品中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与现实隔了一层，显得不那么真实了，这点稍微有点遗憾。你想想，如果看到的是二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实录，该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所以，我想在书中寻找那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比如，茅草屋、厕所、道路、信函；再比如，我也想知道那时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情况，都未果。毕竟，文字的美掩盖了现实中诸多的丑陋现象。

　　他笔下的漂泊者、客店、江中号子、黄昏，一以贯之的安宁的氛围，近乎零度叙事般的冷凝。无论眼中的雨还是灯，都勾不起乡愁，这点和马悦然大不相同，马悦然精通中国文学，而毛姆考量中国文化仅仅是走马观花而已。其实，纪游体的散文，一般都有些念旧或者家园感，惟独毛姆一点都没有，他像讲故事一样，一点点剥，一点点展开；又像手里拿把剪刀的手艺师，剪去岁月千重影，却不带自己一点情绪。

　　这些剪影中，还存有珍贵的细节，在《蒙古人首领》一文中，“他身着黑色的丝绸上衣，黑色的丝绸裤子，裤脚塞在头部高高翘起的长统皮靴中，头戴一顶蒙古传统貂皮高帽”，他接着写“他昂着头，目光坚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在遥想当年，他的祖先便是沿着这条路进入中国，驰骋在中原肥沃的大地上，在富饶的城市中大肆劫掠。”这样的文字有精神在，是旧中国的一个真实的画面，换作今天，蒙古同胞早已换了坐骑，不是摩托便是汽车了，岁月更迭，改变了很多传统的东西。

　　毛姆还曾经做过一些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写文章，会引用唐诗、宋词，这些他都不懂，他能引用的就是外国文学作品，他在《荣誉攸关》中，谈到人性，提到了拉罗什·富科的观点，比较中西文学看待荣誉的态度。不像余秋雨，随便写一篇文章，都把老祖宗的话翻个遍，好像很有学问。

　　剪去岁月的影子，留下世间的真实，毛姆的“一览”不能面面俱到，但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沧桑岁月的印记，足矣。

文：柳青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0月

    1920年，热爱旅行的毛姆来到中国，作家沿着黄河漂流而下，辗转于内地偏僻的小城，为此他睡过阴冷潮湿的舢板，住过拥挤简陋的小旅店，本书就是他在旅行间歇记下的断章。在摇晃的轿子里，或者颠簸的船舱里，毛姆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上“草草写就”了这些让他感到新鲜和兴奋的人事。

    毛姆的原意是想收集写作素材，然而事后正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这些笔记是如此鲜活、生动，它们无需更多的加工便已自成一体，它们让我联想毛姆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余韵绵长。书名叫《中国的屏风》，我倒宁可把这看作是毛姆的屏风，不要试图在这个不会中文、对中国问题亦没有研究的英国才子的笔下，读到罗素那种对当时中国目光如炬的判断。他对东方抱有西方文人常有的乌托邦式迷梦，他会衷心赞叹“鸦片馆干净明亮，舒适温馨，好像柏林的小酒馆”，他会因为看到一个胖官员和苦力们一起抽烟聊天而感叹“真正的民主在东方实现”。事实上，作家清醒意识到他和他观察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打破的砖墙，他写道：“你说不出在你身边涌动着的这些众多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

    真正让人心动的，是毛姆借着中国这片背景色，细细勾勒出的一个个“人”。许是因身份和语言的限制，毛姆记下的多是在华的外国人，有传教士、船长、医生、大班、汉学家，甚至混混，偶尔他也写中国人，有内阁部长、哲学家，也有民间老妇，三教九流皆入他眼。在他犀利而悲悯的注视下，人性中的微妙与复杂纤毫毕现，无关阶级和国籍——贪得无厌的官员却有着最古典的优雅从容的士人风范，信奉社会主义的英国人亨德森骨子里是瞧不起中国人的，年轻的医生在刚来中国时，因自己无法为这里的人们承受苦难而痛哭，然而岁月终于把他变成了一个志得意满的世俗成功者……看似只是漫不经心三两句闲话，却可以让人看到一个灵魂可以有多少难以揣测的侧面，甚至可以听到纸背后作者的一声叹息，这，就是毛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