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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国涛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0月

    黄苗子老人新出一套文丛《苗老汉聊天》(三联书店版)，我买到其中一册《世说新篇》。读了，我要向读书界的朋友们说:味道好极了。从书名上也看得出，此书以写人为主。因为我们久已知道南朝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就是记人记事之作，而且常是记人的一言一行，隽永传神。这本《世说新篇》也是如此。全书331篇，有的一人记一篇，有的一人记五六篇，算起来大约写人100来位吧。一篇只五六百字，多的也不过千字，其简约也真如《世说新语》，而幽默和辛酸，则往往过之。

    黄苗子先生生于1913年，算来至今年已是93岁的人。这一点要在这里说，因为有这个年岁，他在三十年代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先生，也见过三十年代的郭沫若先生。只说这种经历，现在已很少人有了，年龄摆在那里嘛。又比如郁达夫，黄氏在1940年在星洲与郁达夫有交谈，谈他在杭州的风雨茅庐里的藏书。文中还说到这些书后来被什么人抢走。也许这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资料了。至于更接近现在的名人们，如叶恭绰、廖承志、老舍、聂绀弩、梅兰芳、钱钟书、石挥、姚克，以至刘诗昆、王世襄、韩羽，书里都有。我读他记姚克的一节，说到他走向海外的结局。

    1980年获得平反，但由于身在美国，消息阻隔，不知已沉冤得雪。1991年，始得其弟来信，知道其政治名誉与文学声誉早已在国内获得恢复与澄清，便决定于1993年回国一行，不料接信不久，这位对革命文艺立下大功的海外逐臣，便病逝三藩市，年八十七岁。

    读到此处，我想，姚氏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过电影《清宫秘史》的作者。现在的清宫电视和清宫小说，铺天盖地，不管好赖，一上市就红半个天。它的先行者，却受批判，逃命异国，这事着实令人感伤。我前读黄宗江《读人笔记》，这位作者与姚克的接触更多，了解更深，但黄宗江说，自己在“文革”后，五次访美，三次找姚克，都未得消息。这么说来，好像黄苗子得到的消息更新。

    我曾想，此书略似黄宗江2004年出版的《读人笔记》。如果说《读人笔记》是传记一类写法，其叙事细，较完整，那么《世说新篇》真是《世说新语》的路数了。三页两页，一颦一笑，便得人物风骨突现，而且，常常也画出那个时代某一角落的云气风烟。他写的这个时代，主要还不是战乱的时代。但火药味何其浓，人生何其苦。在这一点上来说，与古代的某些时刻，也很相近。

    黄苗子是九十开外的人了，经历太多，对世事品味太深，回首往事时，凭他艺术家的本能，忆及美好的事物和人物的美好一面较多。也许恶人或人的恶的一面，就不愿或不忍言及。正因如此，他接近过的那一代人，在笔下就逸气横生，我总觉得有魏晋风度和南朝风流。画家、诗人、书人、美人，他们的俊逸潇洒之态，当今已难复见。但是也在某些时候，在笔下自然地流露出来一种悲凉和哀伤，这也是时代特征很鲜明的。

    最突出之例是写聂绀弩。为聂绀弩一个人，他写了九篇，他曾与之写诗唱和，手迹影印件也收在书里。他称聂为“鬼才”，说他的诗“以谐趣掩盖沉郁，是含着眼泪的笑”；说他的杂文“推为鲁迅后一人”。当然，这些话也并不是黄苗子一人的说法，论者甚多，这看法也久已形成。但黄氏屡屡述及，又屡举其诗相佐证，给人印象很深，识聂氏才情，亦以见黄氏心情。听听，“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这就是聂氏写林冲诗中的句子。记千家驹先生在美国的著作，千先生说，“但愿祖国富强，民权昌盛，民生安乐”；于是作者写道:读此，“觉得窗外杜鹃，似乎在泣血了。”这里有辛酸，但是很动人。记张伯驹先生遗孀、画家潘素，是“柳如是式的画家”。女画家得此一赞，也可少慰。记何其芳，早年写过《画梦录》那样有才情的诗家，后来写起了另外的文体，甚为可惜。作者说，“想起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那些被人工屈曲盘折得失去本真的盆梅，心中不觉黯然。”这真是极委婉的批评和叹惜了。记1964年的梁思成，梁在室里养莲花，“几个小瓷盆，一白色似建窑，一浅青似越器，都放了几颗莲子，浅泥清水中，莲子吐绿芽。”梁先生的情致，可以说跃然纸上。

文：颜桥
出处：新京报 2006年8月

　　最近在读三联的“苗老汉聊天”，这是套黄苗子的选集，依类而编，《世说新篇》论人，《茶酒闲聊》品物，《雪泥爪印》记游，书的装桢亦可喜，属于淡雅闲静的那类，编者似乎要提炼一个更加“纯粹”的黄苗子，以“闲适读本”视之，亦无不可。先是陆续读过《种瓜得豆》、《青灯琐记》、《艺林一枝》等书，对于苗子先生的印象，若可赞一词的话，则一个“达”字，庶几近之。

　　知堂以为“闲适”有小大之分，小闲适者，流连光景，欣然有会。而大闲适者，“惟其无可奈何，所以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大幽默。”此类“闲适”不易得，读苗子先生的文章，也颇有此感，运命的坎坷，并未让文字里情绪郁结，那些风物美景，旧雨新知，仿佛都成了上天的恩赐，作者的这些“闲文”，与其以“小品”观之，不如说更接近“絮语”，文字里充满了“随喜”，覆盖万物，正是其对人生持有一种“达”的态度，方能穿破人生的阴霾，拨云见日。他的“交友观”在中国人来看，的确普通极了，无外乎因缘际会，苗子先生拿过来对待故友新朋，进而扩大到清茶淡酒、器物掌故、菜肴美食、良辰美景，都如同与“友”为邻般，这好似门前流过的一泓秋水，适时适地因缘而会，你并不知每一弯水流会流到哪去，又是谁在“安排”它的方向，“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你并不挽留，只是默默地把这种相遇的喜悦珍藏起来，以为聊资笑谈，于是多少的苦难，被一种大幽默付之一矩，荡然无存。

　　上世纪末，黄苗子同丁聪、吴祖光、高汾等“二流堂”右派分子发配到边远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时，那是人生里最困难的岁月，一面是极端艰苦的条件，“这里冬天大雪气温在四十度以下，皮肤碰着金属物就会粘着拉不开，会痛得失去知觉”（《北大荒》）。黄苗子在写给郁风的信里写道：“告诉你我的棉被已经破得一塌糊涂，一年没有洗过”。在另一封信里，黄苗子却写道，“今天是北大荒最好的天气，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朵开了的马兰花。摘下来寄给你……”这或许可以作为作者天性流露的一个最好的注脚，这份闲适优雅多少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有意思的是，与之一起流放的聂绀弩则写出“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这样来写挑水的粗活。

　　能否这样理解，“闲适”是那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技巧”，“闲适”的后面终究是“无可奈何”，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寂寞。

　　黄苗子所论之奇人、酷人、绝人，恐怕大都是些同他一样被时光抛却的人，只是作者用笑谈轻轻遮盖过去，即便作者在《茶酒闲聊》一类的名物杂谈里，亦有微言大义。落花风雨更伤春，黄苗子曾有《风雨落花》一书，此诗正好借来一用，但我更愿意把“伤”字理解为与岁月的一种惜别，惟其无可奈何，故而更加珍重流光的间隙和断片，这些精短的文字是不是时光与时光的“砖缝”上的青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