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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桑农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8月

   由京返皖的当天，即收到董宁文寄赠的《我的书缘》毛边本。这是一部主题文集，汇集当今读书界众多名家同类题材的短文，配有照片、书影和作者小传。边裁边读，一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使我顿时忘却旅途的疲乏。
  我的书缘，真是一个好选题。对读书人而言，与书结缘，因书结缘，回忆起来，总有着莫名的感动。看到这样的征文题目，相信每个读书人都会文思泉涌，何况一批擅写书话书评、书人书事的高手，讲起自己与书有关的故事，更是津津有味。蓝英年的《流沙河》、黄裳的《书缘小记》、钟叔河的《不了的书缘》等等，都堪称难得的佳作。
  有这么多名家应征，不能不归功于该书的编者董宁文；董宁文有这么好的人缘，又不能不提到一个叫《开卷》的小杂志。这是一种民间的读书类刊物，三十二开，一个印张，装帧朴素典雅，上面刊登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言之有物。这份小册子，在读书界的影响却不可小觑。据相关报道，张中行在世尚能阅读时，枕边放着的就是《开卷》。季羡林住院后，仍坚持阅读的三四份报刊中，也有《开卷》。《我的书缘》的作者，大都如此。他们既是《开卷》的长期读者，更是它的热心作者。
  以《开卷》为平台，聚集读书界的各路豪杰，作为执行主编的董宁文，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从刊物每期都有的专栏“开有益斋闲话”，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仅要组稿、编稿，董宁文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写信、回信，联络各方的作者、读者，给他们寄杂志、寄书，交换和提供书与人的信息，甚至去异地登门拜访。这些无偿的、琐屑的工作，给他带来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丰厚回报，这就是信任、信赖、信誉。不仅年龄差距不大者，即使长出四五十岁的老前辈，也开口闭口以“宁文兄”相称。“宁文兄来函，约我写一篇……”在《我的书缘》中许多文章的开篇，常能读到类似的句子。
  读《开卷》，在《开卷》上发点东西，与董宁文相识，对许多读书人来说，都是一件愉快的事。《开卷》不是核心期刊，董宁文不是孟尝君，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话说回来，有《开卷》这样的杂志，有董宁文这样的人，真要算读书界的幸事。看看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报刊亭，已经很难找到趣味纯粹的读书类期刊了。幸好还有《开卷》，以及几份同类的小众读物，传承着那一脉书香，成为读书人“自己的园地”。在繁华和喧闹中，发现仅有的一点宁静的栖息地，身为读书人，又怎能不珍惜这段缘份。
  合上《我的书缘》，如果说留下什么遗憾，那就是，没能从中读到董宁文本人写他自己的书缘的文章。记得好几年前，他出过一本《人缘与书缘》，可那时《开卷》刚创办，一切才开个头。这些年来，以《开卷》为缘，董宁文结交了全国各地读书界的老老少少，其间一定有不少有趣而动人的故事。而他在蔡玉洗、徐雁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凭借《开卷》，为在这个浮躁时代营造书香社会的经历，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大书缘。要是他真的来写书缘这个话题，恐怕不是一篇两篇文章，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写完吧！

  文：花瓣儿
出处：故乡 2006年8月

    那个闷热的潮湿的下午，我在索菲特银河大酒店同一位来自深圳的朋友谈关于《落红三部曲》的融资运作的可行性意向。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投资人。我向他陈述这部作品的内容、历史背景以及转换成小说作品之外的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希望能得到海外投资而获得成功。并向他说明：想用这部小说的其他版权能为自己换来南京东郊看得见紫金山的书房，二十多年前我的写作是从那里起步的。他说，这个不难。我说：难与不难在于机缘。

    谈话间 接到董宁文的电话，告诉我《我的书缘》已出版，要送我一本签名本。他在“凤凰书吧”等我。年初他约我写一篇关于“我的书缘”的半命题文章，因为老父亲生病，每天来回于家和医院之间，拖到截稿都没能成篇。这套书的第一卷《我的书房》出版的时候，由《开卷》杂志和南京先锋书店联合主持，在先锋书店咖啡吧开评书会，除我而外，到会人都在谈论从没有书房到有书房的经历和喜悦，以及藏书的快感。惟独我不知道谈什么是好。在座的惟独我是与那个体制无关联的自由作家。书房对于读书人、爱书人和写书人来说是重要的，书房对我是一个既美好又沉重的话题，美好在于梦想，沉重在于别人有话题说，我没有话题说，我小小的卧室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放书了。

    而书缘的话题对我来说太广泛，从童年、少年、青年到现在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说起。人缘、书缘、情缘有时搅和在一起。书，在中国自古凶参半。中国人的书缘从秦始皇开始就同火与血相伴，是专制下的阅读和反专制的阅读，专制下的写作和反专制的写作，吉：顺我者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凶：逆我者亡，文字狱，焚书坑儒，引来杀身之祸，株连九族。这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我从刚刚认字、开始阅读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注定了人与书的关系吉凶相伴。那时候，除了毛主席著作，除了六部马恩经典，除了《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鲁迅全集》别的都是封资修大毒草，都是黄书。我的阅读，伴随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捣毁“三家村”的大批判吼声，我的书缘是从大批判吼声中开始的。当年我母亲为了我写好作文，从资料室为我借了一些书，因此而受到工宣队师傅的批判，直到后我自己写作、出书依然是吉凶参半，其过程总是伴随苦涩。

    半个钟头后，来到凤凰台饭店，董宁文站在门口等我，送给我这本《我的书缘》。扉页用繁体汉字题了：心丽遣闷！我说，带到南通去读，在南京杂事太多。近来忙得连郁闷的时间都没有。这是一本要泡一杯茶，坐在藤椅上闲读的书。只有闲读，才能边读，边思考，边领悟。这本书的多数撰文者是老人，他们的职业不同，经历不同，他们都是老爱书人，老藏书人。“我的书缘”这四个字沉甸甸地雕刻在一部无人撰写、无声撰写的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发展史，关于书的爱与恨、悲与喜不尽其中，怎一个“缘”字了得！无法选择出生的年代，无法选择生存境遇，无法选择同书的关系，一切的一切，却皆因这个无比玄妙、难以说清的“缘”字。看一些老人和一小些半老不小的人集结成册娓娓道来地解释这个与书相关的“缘”字就颇为玩味，呵呵，这是一本长根的书！

    六十四篇，篇篇相关书人的沉浮、浮沉！书中还有一些独一无二的图片、独一无二的书影，不出这本书，一般读者，就连疯狂痴迷的藏书人未必能见到或是知道。每篇之后的作者的简历，寥寥数语却让人唏嘘感叹，从中可以窥视到、联想到一些还未写出的、甚至永远不会写出、不愿写出的书——那些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痛苦岁月。书能启迪人的智慧，书未必能疗心灵之伤！感叹光阴、感叹世道、感叹人生，我想这不会单单是我这一个读者的个人感叹！

    杨苡先生在“有关书缘的困惑”中提到：小时候喜欢看儿童书，喜欢看书中的画。小孩子都一样的。我小时候也喜欢读有画的书，书中的画最好是彩色的。我读过一本儿歌配画的书《自己的事自己做》，儿歌是杨苡先生写的。当时幼儿园教了汉语拼音，我是借助拼音字母读儿歌的，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有文字的书。我非常喜欢书中那个戴着漂亮的大蝴蝶结，穿着漂亮小裙子、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喜欢图画的色彩。可杨苡先生却因为这本书受到批判，至于为什么受批判、批判什么？杨苡先生对我谈起过，这里我不说，这是杨苡先生的另一篇书话。我要说：现在我是独立的自由作家，这种独立的、自立的性格和品质是要从小培养的。(07/28/2006/于南通文峰塔下)

文：徐雁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8月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书结缘，就拓展人的精神世界而言，最有裨益。何为“缘”？大约七年前听赖永海教授讲佛学，惟有“缘起性空”一点印象最深。从情感上而言，我更愿意思量“缘起”的涵意，用它来体味所经历诸事，竟然发现过去的事情如此神奇美妙。“缘起”的脉络是在回顾的过程中展现的。董宁文编《我的书缘》（岳麓书社2006年6月）共收六十三篇写“书缘”的短文，作者从于光远、范用、戈革、黄裳、钟叔河到陈平原、龚明德等，涵盖面较广。回忆文章因为自我的融入，多亲切有味，作者在叙写时，不论往事的艰辛与否，文字中时见陶醉之意；而读者受其熏染，时时随之进入其世界，亦有微醺之感。

　　伊林在《书的命运》中有一段文字：“每一本传到我们手里的旧书，都像从波涛汹涌的历史海洋里渡过来的一只船。这样的船在航行中是多么危险啊！它是用脆弱的材料做成的。不是火，就是蛀虫，都可能毁灭它。”（《我的书缘》，第149页）一本书，无论是新旧，能传到我手中，而我又在某时某地接纳这一灵性之物，从细微之处察看，皆为“传奇”。一缕书香，一通短笺，皆可在适当的时空中对某一个体产生影响。这一影响虽然并不全是改变人生路向一类，但至少是人生旅程中耐人寻味的组成部分。“缘”就是世间诸事物之间的关系，人就是置身这一类关系的网络中，网络中诸节点相互影响，此皆是“缘”的呈显；而作为知识与精神载体的书籍在此网络中活跃流转，则人与书结缘的可能性愈大，这也就是《我的书缘》试图以有限的叙写显现的景像，书香社会的建立，当发源于人与书之结缘。

　　“我的书缘”中多“传奇”性的故事，如戈革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买到十多种钤有“志摩遗书”和“松坡图书馆藏书”印章的图书，这两枚印章背后定有一段书籍流转的历史；而这十余种又轩故远走台北，最后又回到书斋，其中亦有起伏的波澜。钟叔河先生的《不了的书缘》讲述他与知堂散文的故事，从《复兴初中国文读本（一）》《作文与修辞》中选录的周氏散文；到盗印本的《周作人文选》《周作人近作集》；再到抗战胜利后购买的《苦茶随笔》《风雨谈》；延续至建国以后继续搜求周氏著作，并与其建立通信联系；80年代以后开始在岳麓书社重印周氏散文单行本，后来又编辑《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到即将面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从少年到老年钟先生与知堂散文的阅读与编辑整理有一种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还有更深入的表现，那就是钟先生的许多文章与知堂散文在形神方面近似，他的一些识见和趣味也是传知堂余绪。钟先生在岳麓书社翻印的知堂文集，在80年代末也成为我的读物。其时我在南京读书，寒假回湖北浠水老家，都是乘江船，包里装的书是《泽泻集》、《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船要行二十多个小时，我就是在那阴阴的雨天里，在两岸略显萧疏的江景中，慢慢读完这些集子，这是学生时代最值得记忆最有诗意的阅读。知堂的散文就这样走进我的世界；现在我在指导学生读书写作时，每谈及文笔和趣味时，我就推荐止庵编的知堂的集子。回头再看，因为钟叔河先生与知堂散文不了的缘分，我也与知堂结缘，进而因为自己的喜爱，又向学生推荐，此中或许又有人书结缘。此种现象，如投石于湖中，一波推一波，一波接一波，绵绵不绝，波光粼粼。

文：阎燕子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8月

  “吃笔杆子饭的人，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当是最大的快慰。”看到这句话，真是感同身受。我目前虽还不是吃笔杆子饭的人，但高中时代便做出计划，要为自己将来的私人住房中辟出书房一间，至今未实现。所以，有幸至董宁文先生的私宅，并目睹其书房，很是羡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专用书房。房内除书橱、书桌及流沙河题匾，外加一桌一椅别无他物，确是一专心致学的好地方。或许正是出于此，有了董宁文先生所编《我的书房》一书。
  凝重大气不失稳重的封面——即便是初识者也能一眼看出其中的书香墨气。著名作家陈子善、王稼句，专职画家刘二刚等五十八位前辈执笔述说书房之趣事，诗人流沙河为其作序。更为可贵的是，除王世襄书题名页，更有于光远、吕剑、王元化执笔题“我的书房”四字，以墨底白字分置于书页之中，更显其书卷气。
  自古文人雅士好起斋名，常以斋、堂、室、轩、栈、居、阁，以及山房、草堂、精舍等为名，取字都很典雅，如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沈括的“梦溪园”，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书巢”等， 它们或示志向，或示节操，或示情趣，或示爱好，以自策自励。而今众多学者再起斋名，多偏重于个人喜好及特色，如《我的书房》中，朱正因书室藏有《鲁迅全集》、《孙中山全集》、《蔡元培全集》等十部全集而谓之曰“十全书室”；高莽因了书房中大大小小的布老虎称其为“老虎洞”；刘俊只为嗜睡而欲将睡觉和读书“对立统一”起来，为自己放胆睡觉求得合法性而命之为“睡斋”……
  各人对书斋之看法亦有不同，范用称：“书斋当是朴素的，书生本色”。苏叔阳将其视为与自己生命相连的第二生命所在。马振骋说：“人知道活着在哪里坐下，也会安下心来的。”柯文辉也有文曰：“不入暮年，怎知世界之大，书斋之清寂静照；不坐寒窗，难悟生命岁月互相充实，相反相生，达于天极。”可见，书房于文人来说，乃一安身立命之所。置身其中，所求无过于舒心、安逸。一位长辈曾经谈笑说：“家就该乱，乱中才能显出温暖。”所以，纷乱而有序又成为诸多书房之共性。作家写作、学者治学最怕不能专心致志，不仅思路易被干扰，心境也因此变得躁动。鉴于此，书房于他们应是可以完全随心随性之处。值得一提的是，除文字叙述，书中亦有诸多书房之掠影。一一扫过，众多书房之中，最乱乱不过邵燕祥、车辐二位。高莽曾将邵燕祥之书房喻为坟堆：新旧书籍报刊堆成的“坟”；车辐自称书房“乱如鸡窝”，并在壁上题“一床明月半床书”。乱归乱，读书只求乐在其中。谷林文中有云：“桌上是报刊乱书、来信去札、本子散页，尽管一团糟，我则举手可得。”可见，乱得是不失章法的。最像“书房”的，我觉得当属卞孝萱笔下所描述的：“一间书房，没有装修。水泥地，没有铺地板或瓷砖。白灰墙，没有贴花纸或涂颜色……”或许这正是我理想之中最为朴实的书房。最赏心悦目的当属陈子善的书斋，目睹其貌，脑中只闪现一读音：jing。至于到底是何字：静？景？净？境？……任凭猜想吧。
  从《我的书房》书中作者们对书房的描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书房与他们各自的渊源，而且能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作者经历人生春秋几十载之后于人、于事之态度，如苏叔阳自觉年过花甲而得到的新书房缺乏温存，记下“共苦的友人会永难忘怀，同甘的伙计大约总有些隔膜”。辛丰年自搬家将大部分书送与友人，“留下自己最爱读也值得我用剩下不多的时光、视力和脑力去温读的书，好好消化它们，这比一味沉溺于浮光掠影的杂览是更可取的吧。”恐怕人过米寿，能有这样的想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了。除此之外，我们亦能从书中感受到诸多作者的人生起伏，尤其众多作者同时提到六七十年代被划为右派，不得不遭受长期文化桎梏，对当今我们珍惜读书的大好时机更是很好的激励。
  与书房之息息相关者当属书了。继《我的书房》之后，有幸又得董宁文先生所赠《我的书缘》。
  与书为伴是读书人的一大乐事。来新夏的《书缘》一文似为“书缘”作了诠释：“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书缘。”“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其爱书之心，令人感慨。来新夏幼年在读书方面便受到祖父良好的启蒙之教，为一生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高中时期由读史书起搜集文史资料，撰成其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读书多了，遂产生藏书和写作之冲动，来先生以“蚕吃了桑叶，必然要吐丝”来述说这种冲动，实在精妙。
  八零年代人似乎与书有如此深厚之情缘者不多矣。回头再浏览全书，发现作者多为二十世纪初所生。其时限于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所得之书确实数量有限。加之之后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立四新”及“文革”等文化浩劫，许多爱书之人、读书之人多年累积之心血付之一炬，也有为避免灾祸，忍痛自行处理掉的。于是读书人惜书、爱书便也在情理之中了。现时，书海泛滥，但真正有价值的可读之本却是少之又少。陈平原久不逛旧书店，以“让你怦然心动而又买得起的旧书已经越来越少”阐释其因。旧书如此，新书就更不必说了。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绿原也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所购和所藏的书越来越多，甚至多到令人不耐烦。我对书的感情逐渐平淡下来，开始认识到书籍不过是一种工具，其价值在于使用。”另外，文中有几位先生提到厌恶人问他们所藏之书是否都读过。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或许是出于许多书藏而不用自觉心里有些愧意吧。
  读书人有以一书为所爱者：文洁若视巴老的《家》如珍宝；戈革不顾身家性命买下十本“志摩遗书”《萨克雷集》；陈子善精藏《猎人日记》……也有独爱一类书者：陈诏喜淘旧书，戴逸如钟爱线装书，龚明德好藏毛边本……更有以书会友者：蓝英年以《第三帝国的兴亡》识董乐山，李文俊以“爱书”觅得知音梅绍武，张佩芳以《世界文学》而与刘白羽有机会笑谈，范用因买书得以与贾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可见，书简直充斥了爱书人生活的全部而成了其精神支柱。
  遗憾的是，我自己至今还未找到自己对书的真正兴趣所在。但是作者们对各自书缘的描写不禁钩起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最早对书的印象不是字典、词典，也不是课本。而是父亲所喜爱的一本《唐诗宋词一百首》。父亲初中毕业，我不知道对诗中的字句他能有多少理解，也不知道他对诗词的鉴赏有多深入。可我知道，父亲也是个爱书之人，对知识、对文化有着我所不能理解的崇拜，也许正是因了他自己错失做一个“读书人”的机会。那时我自己不懂爱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课本父亲都有保留，直至我高中毕业，自己为图一时之快将那些书全部清掉。现在即使想找回童年关于书的一些琐碎记忆也是无从下手了。
  家里楼上仓库厚厚堆起的几百本小人书也是我对书的最早记忆的一部分。跳过多年记忆的空白期，忽有一日，我脑中闪现出三四岁时翻看那些书的情景，便去问父亲。父亲感到震惊，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时隔多年，如果不是我再次提起，他自己也已淡忘了。父亲说那是他十几岁时积攒下来的，当时对小人书到了痴迷的程度，手上一有闲钱就去买，还有一些似乎是换来的。后来全部送给我的堂兄。现在已不知所踪了。我常常想像当初若将那些书一并留下，现在闲时再拿来翻看摩挲，会有一种怎样的情怀激荡于胸。
  《我的书房》、《我的书缘》虽不是治学之作，但正如编者编后记中所述，文章之短小耐度、图文并重、文后作者自撰简历、精心的内页设计、封面装帧等使其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品赏性和资料性，这些足以成为我们对其爱不释手的理由。
  同时，期待《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之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