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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 禾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8月

  我的雁斋里藏有两册有关书房的同名专集，一部是光明日报社原“周末生活”版编辑组编集的《我的书斋》（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年3月版），另一部也还是叫《我的书斋》（文汇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是由新民晚报社“读书乐”版编辑曹正文先生编集的。到去年春夏之交，南京《开卷》杂志的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又编集了一种《我的书房》（岳麓书社2005年5月版），如此京、沪、宁三本并肩于我的“书之书”专橱中，大、中、小各有形制，不经意间见出一种相成之美，已是当代书文化的一道小风景了。
  关于书斋，京版《我的书斋》的编者在前言中有过一段出色的叙述：
  书斋，一个属于个人的能静下来读书、思考的地方，一个人知其有而不得其详的领域……书斋如同一本摊开的书，里面写着一个人的际遇和好恶，写着他的学养、情趣、风格，听得到一颗颗真诚心灵的砰砰做响——这是读作者的其他学术著作时难以体味的。书斋又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历来与国同运。从书斋这个窗口，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不啻一面历史之镜……不独作者“醉”在了书斋里，他们的文章又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令更多的人心向往之。
京、沪两部同名文集虽说从公开发行的时间上看去，时差不到三年，可其中实际的时空人文含量却有着几乎一个时代之差，其“代沟”还是十分明显的。
  “京版”《我的书斋》中68篇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出生于20世纪前叶的作家或学者，且不乏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沐浴和影响的那一代人；不过这些作家与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同命运共呼吸，因此遭灾受难也最深最重，这甚至从标题上即可瞭然，如冰心《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钟敬文《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萧乾《我总算有了书斋》、端木蕻良《我的书可受了委屈》、唐弢《有书无斋记》等等皆是。
  “沪版”《我的书斋》中120篇文章的作者，则是遍布于江南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面广量大地体现了读书对于当代人的重要，以及书房对于一个家庭的必要。可本书能够具名的社会名流已经是寥如晨星了，编者在后记中也仅仅列出了冯英子、流沙河、邵燕祥、刘心武、邓伟志等六七人。徐中玉先生的序言题为《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个书斋》，其中陈一愿道：“但愿凡天下读书、爱书人，很快都能有间小小的，直到有间大大的，足够工作使用，得以从容、安静、自由徜徉、翱翔其中的书斋，皆大欢喜”；杜宣在题为《书斋和创作》的序言中说：“书斋是供人学习、研究学问的地方……一个作家或学者，有了一间书斋，等于一个科学家有了一间实验室一样，这对于推动文学创作繁荣，起着难以估计的巨大的作用。”
  董桥先生说“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那么，以书房为话题的文字，总是以温软馨香者为上品。他在香港只是先读了《我的书房》中的几篇校样子，就做成了一篇文思灵动的锦绣小品，如今作为序言已经印在了卷首，人人皆可品读之以为快了。
  我注意到，董桥与南京董宁文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小本家”的交往，本身就是以文为缘、以书会友的一个生动例证。他说：
  这位董先生主编《开卷》杂志多年，每期都寄来给我看，偶尔也选登我写书写人的随笔，有事没事还通通信，算是没见过的老朋友了。姓董的人不多，人海里结交一个是一个，总有几分万壑惊雷的喜悦。这些书房文字好像都先在《开卷》上发表，董先生年前好像也约过我写，我拖了些时日没有交卷。“我的屋子，也叫做书房？”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寒舍远远响起了回音。
  我们不必说民胞物与之类的大话，只要能够像董桥先生、宁文兄那样，以斯文同怀而惺惺相惜，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世俗的交往里，既惜缘于人海，又惜福于文坛，并不断推己及人，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会多一份文雅多一份书香。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就是这样具体而琐屑的吗？
  今年暑假，案头又喜添了一册由宁文组稿编集的新书《我的书缘》，仍由岳麓书社出版。眼见封面上王世襄先生的行楷书题签，摩挲着由速泰熙先生设计的褐色书衣，一切都觉似曾相识。原来这是一套书系，《我的书缘》是继《我的书房》之后问世的第二种，而第三种《我的笔名》和第四种《我的闲章》也已做了预告，大抵有藏书癖的书友对此可以翘首而待了。
  《我的书缘》则收录自述书缘的随笔文章61篇，以1915年出生的于光远先生的《我的书缘》为开篇，1963年出生的笔者本人《童年的书缘》为压轴，仅作者之间的年龄跨度就有半个世纪，则书中有关书缘的丰厚语境已由此可知。
  所谓“缘”，佛家是指人物或事物生起或坏灭以至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即所谓“因缘”也，俗子也常以“缘分”为口头之禅，不过后者对于事情的起因，类多茫然心态。宋代苏轼《朝云》诗中有“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之句，清人蒋士铨《题壁》诗中也有“脚跟犹带九州烟，山水争留文字缘”之句，至于书缘，则如彭燕郊先生在《书缘》中所说：“缘分看起来很玄，其实很现实，很具体，说白了就是通常说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书痴书迷，能不能得到一本想要的书，没有别的，只看你有没有条件，不光只有钱买没钱买，还得看有没有条件见到遇到。更重要的是有了书能不能保存下来，能的话，才叫美满书缘。”
  我翻阅《我的书缘》时所掌握的一个视角，就是时刻关注作者们书缘发生的“条件”：作为一个个与文字缔结了不解之缘的文人或者学士，他们的爱书情结是如何生发出来并固化下来的？到底是幼年童时的什么因素，让他们在三百六十行中偏爱起了钟书从文这一行？先辈们的书缘给予今人的启迪又在哪里？
  ——有说自己的书缘，发生于幼时“抓周”，长而弥笃的，如天津来新夏先生之《书缘》：“活了八十多岁，回头一看，只干了一件正经八百的事，那就是与书结了一辈子缘。无论藏书、读书、写书，还是认识读书人，都没有离开过书，这是一种缘分——书缘”；
  ——有说自己的书缘，来源于所在的“书香之家”，从此情有独钟的，如上海周退密先生之《我的书缘》：“我自六岁上学识字开始，就和书结下深深的缘份。有些事情在《我的书房》中已经提到过，如晒书、修补书籍等细琐事情，都是和书有缘分的人才肯做……书缘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情。它是一份清福，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
  ——有说自己的书缘，归因于少年时逛过的旧书摊和旧书店的，如上海陈诏先生之《我的旧书缘》：“平生与书结缘，买的书也不算少，但值得我久久怀恋的，却是几本从旧书店、旧书摊淘来的残卷旧帙”，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复兴中路马当路附近有几家破破烂烂的旧书店和几个用旧肥皂箱垒起来的旧书摊，是我每天上学时驻足浏览的地方。”他感慨道：
  近十来年，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令人惋惜的是旧书业却悄悄走向式微……旧书业在城市中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业，但它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历史积淀。如果没有旧书店和旧书摊，即使高楼林立，富丽堂皇，也只像一个浅薄的暴发户，缺乏内涵，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此所以巴黎和东京，也因旧书业繁荣而引以为骄傲！
  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由认字而读书，循着先读旧书后读新书的顺序，然后一步步地走向文化天地和文明世界的。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阅读过旧书的人会去捧读所谓的新书；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旧书店百不存一、新书发行难以上万的国度，会是一个在文化上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我们更不能想像，一个任旧书业衰落下去的时代，会是一个朝着更高尚的文明进化着的“书香社会”！  
  这话不免说远了，且说《我的书房》和《我的书缘》，在编辑上极有章法，每篇文章均穿插有主人在书房生活的内景照片、文墨手迹或者著述书影，甚至还有不少名家题签的书名插页，文后又缀有作者简历和著述简目，因此是一套不可多得的阅读和收藏佳品。
  由“《我的书房》系列”，不禁想对编者的成长道路说道一番。
  当我九十年代上叶供职于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业务时，金陵癖斯居主人董宁文尚非“吾道中人”。也就是说，他起初——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年前——还只是成千上万个热衷于征集名人签名题词的文化青年中的普通一员。在那时，他是根本想不到也没有什么资源和能力去编书辑刊的，更无论创意选题、策划出版之类的知识创造性事务了。然而，他长期主动亲近文坛老人的结果，是在强烈的人文光源的诱引下，终于凭借《译林书评》和《开卷》两份本不起眼的小报小杂志，发展着自己的爱好，延伸了自己的人脉，终于交往日广，见识日长，如今已由十来年前身在边沿的文坛观光客，而成长为一个宁静致远的金陵舞文士了。
  有意思的是，宁文自2004年4月起为《开卷》创刊而启用的笔名“子聪”，正是他家小儿的大名。最近远在成都的知名学人、四川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龚明德先生，在题为《为书香社会打工的子聪》中写道：
  继2003年10月《开卷闲话》和2005年3月《开卷闲话续编》，子聪的《开卷闲话三编》已经编定，即将公开印行。这，是爱书家们的喜讯之一。南京有一本仅仅一个印张定期赠寄各地的书爱家的《开卷》，办得颇具品位。具体主事《开卷》的董宁文，即《开卷闲话》、《开卷闲话续编》、《开卷闲话三编》的作者子聪，真是一位罕见的成功的传播书香的志愿者。相比之下，我这个在国家正式出版单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专职编辑，便是一个失败的传播书香的志愿者了……我是吃够了坚守的苦头的人，看到比我年幼十二三岁的子聪也如此更执著地坚守，说实话，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文章发表在河北石家庄编印的《藏书报》第27期上，大概是即将问世的《开卷闲话三编》的序言吧？
  记得陆游诗有句云：“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斯癖不可医。”我想，这应该也是董氏书房名的出典了。昔贤曾诫人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也。”那么，癖斯居主人当是可以交往而且深交的人了。既“为书香社会打工”，则金陵有董宁文，岂仅是南京人文之幸？据我所知，如今，连癖斯居主人自己也已说不清到底收藏了多少知名文化人的题词、墨宝和签名本了。至于他感动过的文坛老人和书界读者所在多有，不过写出来的仅只是明德先生等有限的几个而已。
  书房一间几多缘？因见《我的书房》和《我的书缘》两书中，都没有编者自述其书房和书缘的文章，因此凭借见闻，补缀数语，为之广而告知如上。然则金陵癖斯居主人的“书缘之旅”（《我的书缘·编后记》），对于所有今日仍然服务于编辑出版界的“业内人士”，或者有所启迪，也未可知也。

文：李怀宇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1月
　　
　　书与人之间常讲缘分。南京《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深明此理，在《我的书房》之后，又编《我的书缘》。两书都雅:王世襄题名，董桥作序，又配上好玩的图片，还有文人字。如果说，《我的书房》讲的是读书人的家庭生活，《我的书缘》则由读书人自述情感故事。
　　读书人爱把书想象得人性化，男性读书人尤其如此。作序的董桥如今虽然暮气太重，但年轻孟浪之时，倒有妙喻:“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也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专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余斌则在《我与书的缘分》中说:“以男女关系作比，则其他爱好如偷情，任他高潮迭起，亦只是干柴烈火，须臾而尽，喜读书则如老夫老妻，足以白头偕老。”此等言论，实在应该让读书人的太太们看看，说不定会多给老公些买书钱。
　　爱书并非逛书店和泡书房这么简单，谁能孤立于自己的时代呢？吴中杰在“文革”中用心于鲁迅研究，借着大批判的名义，到处去查阅二三十年代的报刊，并且访问与鲁迅有关的人物，包括姚文元的老子姚蓬子，却不料因此惹下大祸: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隔离审查，并在全市四十万人大会上批斗。戈革被定为“反革命”后，痴心不改，想到新华书店内部门市买书，要舍了脸面，求人开了介绍信才入得其门。相比之下，韩羽真该暗自庆幸天上掉下来馅饼:批评红梦楼研究时，发给了《红楼梦》；批孔了，发给了四书；批宋江了，发给了《水浒传》，不只七十一回本，还有百二十回本，有文有图，煞是好看。
　　书缘里不只是悲剧和闹剧，喜剧更多。范用因为抗战失学，闲时便到书店里站着看书，店员贾先生和他攀谈起来，成了忘年交。贾先生1949年去台湾教书，半个世纪后，竟通过《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和范用通上了信。贾先生在信中说:“那时你在我印象之中，是个好学深思的清秀少年。我也不过二十二三岁。”范用的孙女听爷爷念信，笑了起来:“哼！还清秀哩。”
　　相类的传奇倒也不少。剧作家宋词认识黄裳时，也不过二十出头，黄裳在上海去信托他向南京图书馆借善本书《稗畦集》，这可是南京图书馆藏书中的珍本。宋词找到陈寅恪的弟弟陈方恪借出，邮寄给黄裳。运气真是好，没有邮寄遗失。事后宋词到了上海，黄裳请他吃川菜，两人喝了一斤川酒。原来今日如僧的黄裳还曾豪饮！
　　说的是书，背后有人。蓝英年与董乐山、李文俊与梅绍武、董国和与陆文夫，都因书而结缘。缘里流露的是爱书人的趣味与癖好。戴逸如倾诉线装书之恋，龚明德谈毛边书之癖，周振鹤回忆台港遇书记，陈子善说《猎人日记》精装本的一段因缘，何其妙哉。对我这种充满好奇心的读者而言，不时翻翻此书的最大乐趣是，在倾听读书人的情事时，细心观察他们忘情之际分寸大乱的窘态，会心一笑。

文：肖永杉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9月

  《我的书房》之余韵凝香仍在室内盘旋，七月梅雨的南京，子聪先生又匆匆携来他的新编《我的书缘》，意欲展开又一次畅快的纸上行旅，为夏日的金陵拂来一丝文化气息的凉意。
  承继了《我的书房》的设计风格，“书缘”文章仍是长文小品兼收并蓄，耐读且充满意趣，既有写过《我的书房》，进一步顺理成章道“书缘”，成就两全其美的书林耕读，也有无缘“书房”而新识于“书缘”的爱书人语。一头扎进他们的曼妙文字中，浑忘酷暑，心内更念叨着：不知何时可期待下一集笔名、闲章的美文佳集呢？
  时下有句流行语，“缘，妙不可言”。“书缘”却似乎还可说说，甚至化为方格水墨，挥洒成篇，否则哪来我手中沉甸甸的汇集文章呢？
  “要讲‘书缘’，则或为人与书结缘，或为人与人因书而结缘”，止庵先生一语点明主旨。
  “书——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除了妻子、女儿之外，就是书了。和妻子女儿有说有笑，有争有吵，而与书只有在无声中交谈。书——维系着我与友人的联系，与远在国外的人的联系，甚至与离开我的人的联系。如果没有了书，我的生活该会何等枯燥。” 听高莽先生这番对书的“真情告白”，可真是一世书情缘不尽呵，人与书一旦结缘，就是一辈子的事呢。戴逸如先生对线装书的迷恋竟追溯到幼儿园时期甚或更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一个小儿童，没有任何人的逼迫或诱导，小心翼翼地拔出骨签，打开函套；小心翼翼地翻开纸质或布质或绢质或锦质的封面；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掀动连史纸或宣纸的书页，而书里却是他绝对无法读懂的文字！倘属偶然，不妨解释为好奇，然而不是，那是持之以恒的，以致成为习惯”。这不正是天赐良缘吗？从渴读别人的线装书，到精做自己的线装书，戴先生终成就了自己的《线装书之恋》！董健先生则发出了“幸哉与书交”的慨叹，“书为吾师，书为吾友，一句话，书是我的大恩人。我有时甚至恍然觉得，我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这个‘人’似乎已经与书化为一体了”。他一生的“书缘”中，除了两个“三书”——读书教书写书，买书借书藏书之外，竟还有“一书”——卖书，原来这是他处理劣次之书的一种方式，现今商品经济社会部分人“视成书太易，且急于成名”，一时之间垃圾书倍增，不得不清理，这无奈之事怕也是最初爱书之人未料到的“孽缘”吧。
  薛冰先生更道出了《书缘七累》，其一眼累，即所到花团锦簇之处却总是灼灼双目搜寻白纸黑字，被视为异类不说更常看得是两眼一抹黑；其二乃身累，外出归来总是肩背手提，为同行者侧目，更有过为书买长途车票的费事。其余如负累话藏书之经济负担，室累言藏书空间之愈变愈狭，口累、心累、生累等等，怕是爱书、藏书之人皆心领神会深有体味的吧，“沾上书缘，便失去了普通人轻松自如的生活，陷入了永无止境的重累之中”，然而心甘情愿往陷阱里钻的人更不在少数，作者也仅有一句劝诫——在藏书的入口处，树着这样的标牌：“这里应该摒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既然选择了与书结缘，那便是斩不断理还乱的啦，难怪彭燕郊诗人如是说：“求书，遇书，得书，失书，都是缘分，这一辈子，总是在有缘无缘之间打滚，好像有缘实在无缘的又总是居多，也该少些痴心妄想了，然而还是沉浮在无奈里，书就有这么迷人，可算是个最大的、大到几乎承受不了的缘分了”。真正的读书人、爱书家，又怎会舍得放弃这与书终身打交道的缘分天注定呢？
  因书缘而结人缘，又是众多爱书人都能绘声绘色一段的佳话了。朱健先生与扬之水女士笔墨交往十数年，面对面不过两次，故言“与书结缘，因书而及人结缘，妙趣在于不计其余。是以淘洗尘嚣，净化凡俗，成就一个虚拟空间，进行‘影子’与‘影子’的对话。‘神交’二字，最为精当。” 这真是道出了众多读书人的心语啊，且闻马嘶先生带给我们 “人与书、书与人、书人与书人缠绕成不解之缘的一个长长的故事”：从初中三年级买的一本旧书——南星的散文集《松堂集》，他就迷上作者“那优雅美丽的文笔和炽热凝重的感情”，并记住了文中“金克木” 这个“有些古怪的名字”。虽有幸在北大中文系听了几周金教授的印度文学课，但几十年中多是阅其文字、鱼雁相交，不待探望，金老即溘然辞世；而南星先生作者通过前辈老学长张中行先生才慢慢了解，岂料初拟结识之意，他便在孤寂中悄然离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不免留下遗憾和失意，心向往之却总缘悭一面，但最终马先生相信这书缘还是会“此情绵绵无尽期”的。
  当然，纸写笔裁、心神交流之外更有口讲指画、真人真面疑义相析者。李文俊先生与梅绍武先生的结识可谓“‘一见如故’，完全无需一个探索与试着相互了解的过程”，原因正在于“我们对看一眼，就明白了我们享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爱书’”。自此，门庭来往、谈书论道不在话下，尽管后来两人远隔万里，大洋两端遥遥想望，仍互通书事，这因书而结的相知人缘岂是几十年的岁月能尘封得住的啊？而范用先生的《买书结缘》讲的则是“一个书店店员，一个小学生，过了五十几年仍不相忘，还能相见”的故事，这又岂非缘分！还有蓝英年先生的《亦师亦友董乐山》、阿滢先生与文洁若先生的一段书缘、罗飞先生怀念童年书友的“奇”遇厄运……
  书缘人缘，怎分得开，书缘必然牵扯到人缘，因此，我借了车辐先生的慧言——《书缘人缘两相依》，来作我这篇小文的标题，书缘不了，人情难断，正是这份相濡以沫相知相惜使得众多文人提起手中的笔，细细道出漫漫人生中的结缘路。掩卷遐思，他们走过了长长的路，但还会继续走下去，采撷路边的风景赠与同好，那我们呢，出生在和平幸福年代的嫩芽中又会孕育出多少的“读书种子”，甘愿与书结下难解之缘，负累行走在漫漫的问学路上呢？
  还是引用周翼南先生的话吧：“我希望人们——特别是青年——与好书结缘。我还相信：不管科技如何发达，纸质的好书将存在下去，并与喜欢书的人们结缘。”我想，这恐怕是作者、编者耗费心神，潜心文字，爬格梳理的一个小小愿望吧？

文：淮茗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董宁文先生编选《我的书缘》这本书，显然并不是为了证明书缘的存在，或说明书缘的多样性之类，这可以从他挑选的作者阵容看得出来：董桥、杨苡、于光远、蓝英年、舒芜、黄宗江、文洁若、李文俊……这些名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都不算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响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年龄。这是一个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的老年作者群落，编者将他们的文字放在一起，实际上在营造着一种特别的氛围和气息。这些老人和书的关系已不是作者、读者所能概括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很多东西已随着岁月融入他们的生命。对这些老年作者来说，书缘往往意味着一段值得回味或不堪回首的人生历程，它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见微知著，从中是可以读出许多人心世态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缘是一扇窗口，一扇观照人心世态的绝佳窗口。

　　对于不少人特别是那些以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为生者来说，书往往有着特殊的含义，潜在着影响并改变着他们的人生旅程。从大的方面说，一本书的启发也许抵得上数年课堂上不厌其烦的灌输，一本书的成功也许就此奠定一个人的学术文化地位。从小的地方看，书缘可以是一段温馨的早年记忆，也可以是一个辛酸的儿时故事：小时候的傻丫头杨苡紧紧抓着哥哥杨宪益的长衫衣角，跟着他逛书店，以至于被同学们戏称“小狗”。如今兄妹俩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行动不便，逛书店成为一种奢望，只能在记忆中细细回味了。小时候的绿原家庭贫困，以至于连一本薄薄的《中学生活页文选》都买不起，当时他感觉“仿佛失去了人格的支柱，简直不配在课堂里待下去了”。如今，所够所藏书籍已多到“令人不耐烦”的程度，但他对书的感情却“逐渐平淡下来，开始认识到书籍不过是一种工具”。儿时的记忆与老年的感怀拼贴在一起，似乎包含着一则难以言述的人生哲理。

　　书缘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生活历程，它也同样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内在变迁，在集体回忆中体现出许多共性的东西。谁能想到，在今天看来极其私人化的读书行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需要由官方来包办。正如吴中杰在《与书无缘的日子》一文中所说的：“愈是不能读书，就愈是想读书；而愈是想读书，就愈要遭到领导的批评。”一方面是大量书籍会招来杀身之祸，被忍痛当作废纸卖掉，一方面是书店开设内部门市，连买几本普通的侦探小说都需要去开县委以上的介绍信或者是走后门。这样的稀世景观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发生，也正是为此，此时结下的书缘才显得特别可贵，内涵也特别丰富。1936年出生的吴中杰说自己直到1977年平反后才认真读书。

　　他退休后只想做三件事：“读点想读的书，写点愿意写的文章，玩点好玩的地方。”人生中平常不过的三件事情，直到退休后才得以实现，“快活自在”的背后是不是也带着一丝辛酸呢？

　　老年人写文章如同他们的容颜，铅华尽洗，不事雕饰，往往是开门见山，直接进入正题。在读者却并不觉得浅白，反倒体会到一种别样的风味。董桥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好看的书都是老书跟老年人写的书。”也许指的就是这一点吧。《我的书缘》这本书之所以耐看，也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