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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瑞良《十问黄河》研讨会发言纪要

出处：文学报 2006年9月

    文汇出版社社长 肖关鸿

    利用上海这次书展的机会，我们举办《十问黄河》研讨会，请大家过来聊一聊，与作者袁瑞良副市长进行交流。先请另一主办方《文学报》社主编陈歆耕致辞。

    《文学报》社长、主编 陈歆耕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袁瑞良副市长辞赋新作《十问黄河》研讨会今天在此召开，我代表主办方之一的文学报社，对各位领导、专家、评论家，顶着酷暑高温，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表示欢迎和衷心感谢！我曾听到有人对领导干部搞文学创作开作品研讨会颇有微词，觉得主要是靠官员身份，而非作品质量。我在这里要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召开袁瑞良副市长的作品研讨会，恰恰是因其作品独树一帜，以及在思想艺术上所具有的分量。从《南通游记》、《阅江楼赋》、《十赋黄山》到今天的《十问黄河》，袁瑞良接连推出他的辞赋佳作。其作品大气磅礴，意境高远；状景写物，形神兼备；叹天下兴亡，思治世成败；问盛衰之因，察更替之迹；纵横古今，穿越时空……奠定了他在当代辞赋作家中的地位。称袁瑞良为当代辞赋“大家”，他的作品为当代辞赋中“翘楚”，不算溢美之词。在一年之前，我读了他的《十赋黄山》，前两天又读了他的新作《十问黄河》。两部作品各具特色，如果说前者细腻、清新、空灵，后者则充满了诘问、哲思和忧患意识，给我同样震撼的是作者驾驭这类文体的纯熟技巧和功力。具备这样古汉语功力的人，即使在专业作家中也是不多见的。

    对一部作品的认识和阅读感受，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还是请各位专家们发表各自的高论，尤其欢迎大家提出中肯的批评。

    一部十分奇特的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剑龙

    这是一部十分奇特的书，土黄色封面印着黄河泛舟的国画，红色明线装帧显得古色古香，16开本用线装书的竖排版式，以近似宣纸的纸张，插入元朝、南宋、清代与黄河相关的画8幅，插有黄河源区图、流域图、变迁图、灌区图、南泛图5幅，书末附有古黄河图的宣纸长卷。袁瑞良的《十问黄河》(文汇出版社2006年5月版)以赋为文，高屋建瓴气势恢弘，以古鉴今博大精深，用与黄河问答的形式，通过源、流、史、功、过、怨、人、文、魂、愿的十问，探究了黄河的精魂，既是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回溯，也是对华夏社会现实的思考。无论从文体还是装帧，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该书都具有一种探索性的意义和价值。

    在艺术形式上，袁瑞良的《十问黄河》以赋为文，是其艺术形式上的一种继承与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的《离骚》以夸张比兴的手法，抒发激越浪漫的情绪后，至汉初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承骚体传统，善于铺张渲染，多用排偶句式，体物写志，形成了新体赋。西汉末年，扬雄、班固润色鸿业，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讲究文采韵节，推进了汉赋的发展。南北朝时期，鲍照、江淹、庾信等，以华丽纤巧之文，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咏史抒情托物言志，使汉赋发展至骈体辞赋。由于辞赋过于讲究对仗与声律，为迁就句式而堆砌辞藻典故，重形式而轻内容，逐渐被后世文人所忽视。袁瑞良既受到屈原骚体诗的影响，以屈原《天问》般的形式与充沛激情向黄河发问，以李白《蜀道难》般的气势与激越情感面对黄河，又传承汉赋与南北朝骈文的传统，以张扬铺排的诗句、对仗排比的句式、激情洋溢的语气、汪洋恣肆的思绪，在对于历史的发问与现实的思考中，探究黄河的精魂，思索民族的现实，在别具一格的形式中弘扬了中国文学的辞赋传统。

    改变当代文学视野的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吴俊

    《十问黄河》从头到尾我都看了一遍。因为对赋的文体用现代语表达写作，我完全是陌生的。也可能有人在写，没有被人所注意。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博士生专门要写清末民初的四六文的论文，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的社会大局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他挖掘出来有一群特殊的人在写四六文，他们有他们的圈子，有他们传播的媒介，他要把这些写成一篇博士论文。赋体也是这样，在当下传统文学里面，一般学者不会采用这种死亡了的文体进行写作的。为了开这个会，我专门温习了一下文学史。从宋玉到秦汉之际，赋体达到了鼎盛。我发现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颂，从内容文体气象上说比较浩荡，某种程度上也是歌功颂德的。用华丽的辞藻，比较庞大的体积、文字的构架来谈一件事情，或写一篇东西。我说的歌功颂德不是贬义词，很多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都有歌功颂德的部分。从文章的体式来说，另一特征就是讽，即有讽喻、批判的意思。

    从这个特征反观袁先生的文章，也有这两方面的特征。这样一种文体，它消失了1000多年，在现代文学创作里面，究竟还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我们一点都不清楚。联想到刚才我提到的一位学生，在现代文体取代文言大潮里面发现了“四六文”的脉传，提示我们要注意到:研究文学在注重社会主流或主潮文学现象的同时，应该对文学现象的格局有一个充分全面的了解。对“五四”以后当代文学来说，传统的文学因素其实在当代文学里面的痕迹越来越淡，尤其是本土的、传统的文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学有哪些因素可以构成当代文学的结构性部分，需要我们作一些认识。

    在主流文学的概念里面，大家都是用白话文写作的，但是袁先生的写作，我不知道他用的赋体能不能用当代文学的“奇葩”来形容。或者可以说是独特的、好看的、有个性的花，或者是能改变当代文学视野的现象。我觉得结合中国传统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流变来说，应该从上述角度来看这一类作品。我在温习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我也产生一个问题:赋这个文体，照理说蛮好玩的，介乎于韵文与散文之间，兼有韵文与散文之长，不歌而颂，照理说对文学写作应该极具挑战性，能保持在自由状态下达到音韵之美，为什么到了唐代之后就不能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我觉得很奇怪。形式上的毛病，应该不会使一个文体完全消失。如果说形式上有束缚，那么诗歌的束缚更大，也很有格律，但产生了许多大家，为什么赋就消失了呢？我不太清楚，这是一个疑问。

    袁先生是当代的赋家、辞人，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有什么看法，我想请教。总的来说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十问黄河》这篇作品使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判断有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认识，特别是关注到主流文学以外的现当代文学的存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何使像以赋为代表的文体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复活，体现其价值。顺便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此之前，赋体衰落得如此明显，这么严重，以致在有些作品中完全消失了？

    辞赋的优长和局限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王鸿生

    吴俊讲的，我有同感。赋这个东西，用这种文体写作，我也不太讲得清楚，我觉得这样写确实很有风险。袁先生从政多年，他的气度、视野，还有写黄河的角度，以及驾驭辞赋的能力，过去有科举的情况下，拿翰林问题不大。今天，用这种方式来写，读他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可能是有古典文学修养、有古典文学兴趣的人，可能年龄稍稍长一点的人，年轻一点的可能与这种文体的距离就比较大了。

    我通读了袁先生两万五千字的《十问黄河》后，觉得袁先生对黄河很有感情，非常熟悉和了解。这一点，我可以与袁先生同调。因为我出生在上海，然后到河南插队，在中原生活了将近30年。在回上海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情:拍了一部关于黄河生态伦理的电视片，当时由我担任总撰稿人，总共拍了12集，后来压缩到了8集。因为拍这个片子，在两年时间里，我把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都走过了。所以，我对《十问黄河》涉及到的史料、地点、风物，包括文化遗迹是熟悉的，所以读下来之后感觉袁先生非常不容易。能够把这众多浩瀚的人文历史、地理知识都融合到赋体之中，作出这样一种梳理，我觉得相当不容易，也很艰难。就我的有限了解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错误，都可以找到依据的，有大量的文献在支撑。

    但同时也有个问题，袁先生对黄河提问的角度，没有超出史料给定的既有框架。一方面可以看出你对史料的功夫，另一方面你是依赖史料，深入实际，更深刻的东西少了点。黄河上游源头的破坏非常惊人、非常可怕，我们采访60、70年代到黄河考察的环考队的老同志，他们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跳到鄂陵湖、扎陵湖去洗澡，站在水里不用动，无鳞鱼游来游去，就帮你把背搓完了。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无鳞鱼非常少了，大量地捕捞，把无鳞鱼晒干。10年间，扎陵湖和鄂陵湖的水位下降了2米，青藏高原已经变得极其脆弱。在高原地区，植物生长1厘米，需要5——10年，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我觉得《十问黄河》里面表达的忧愤、忧虑和生态视野，史料里面都曾经有过，也非常好，但对一些真相还没有揭示，可能是忽略了。我们不能要求赋体能容纳这么多内容，这也可能是赋体的局限性。

    对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一个路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王宏图

    赋这种文体，从汉代开始到唐很兴盛。唐代以后到清代，赋体实际上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在与新兴文体相竞争过程当中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作为赋体，我认为它必须有它的弱点，因为讲究句子的对仗，音韵的协和，格律上有很多束缚。但反过来说，赋体是能够把中国的语言特色推到极端的文体。在古代，和我们现在的观念不一样。在赋体当中，把古代汉语的那种对仗、华美、排比充分显示出来，这一点白话散文是无法与其相比的。

    《十问黄河》用的语言，更像晚清时期那样的古体诗辞，不是先秦的汉语，也不是中唐时期的汉语，是经过自然发展而离白话文不太遥远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形式，和白话文比起来有古典的色彩，与对象很吻合。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源头，《十问黄河》实际是民族的颂歌、历史的回顾，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从哲学层面、市场学层面、思想层面来挖掘黄河，也许更深入、更冲击、更有生命力。作为赋体本身而言，能够把浅显的变化开发到这样丰富的程度，我觉得是不小的收获。中国古代现在许多衰败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焦虑什么？如何对古代传统的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五四”以来，我们抛弃了我们母语中很大一部分资源，白话文创作在很多方面处于真空当中，商业体例泛滥也就不足为怪。袁副市长的《十问黄河》对当代散文的创作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张新颖

    吴俊说赋死了1000年，其实用他后面的一个词“潜流”更恰当。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用古汉语表达是不在表达的主流之内，但它没有死，也没有断，我们没有看到它，并不能说明它没有了。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在研究旧体诗词的创作，如日本人研究鲁迅文字。一个现代人用看似衰落的、死亡的形式来表达思想，这是合理的吗？如果突破体制的局限，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像袁先生这样，他说玩玩而已，反倒会把我们抛弃的东西拣起来，表达出一些东西来。再就是，我和鸿生老师去黄河小浪底开过一次生命伦理的研讨会。你不能把黄河看作一个我们单纯认为的自然，它是一个主体，也是一个生命。当我们面对这个生命时，里面的确纠缠了许多复杂的感情。对这些问题，袁先生在《十问黄河》里有表达的优势，但我们现在用现代汉语可能更充分地表达这些意思。赋有赋擅长的东西，现代汉语也有现代汉语擅长的东西。如果没有去过黄河的人用现代汉语写《十问黄河》，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去过黄河的人用赋写《十问黄河》，就写得出来，这就是说它有一个形式功能。形式里面可以允许人充分表达他的感情，充分地显示语言的华美、庄严，一个庞大的浩大气象。

    不要把文学概念过分窄化

    《上海文学》杂志社副主编、评论家　杨斌华

    《十问黄河》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范围。我们常常给自己设置了太多的限制，这是什么类型的小说，那是什么重要的问题，自己划地为界，结果就容易画地为牢。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也许离这本书的讨论远了点。我们在把文学过分地高端化、尖端化之后，是不是也把文学窄化、狭隘化了。使文学的路越走越窄了？于是在我们的概念中，文学里面的小说就只剩下了长中短，长篇讲究的是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中篇更强调社会现实生活的截面，短篇光注重了语言还有精致的结构，散文只剩下了抒情的咏物的写出人物的，还加上一些思想性随笔，诗歌只剩下了先锋的朦胧的暧昧晦涩的，理论批评也只剩下了学院体或者程式化的文章。这些问题其实也都反映在我们的文学杂志上，排斥了很多我们的观念中不能接纳的东西。这是不是一种过度的由于文学的体制化、专业化导致的问题？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主席、旅法作家  祖慰

    我刚从法国回来，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很新鲜，现在国内还在出这样的书。当我翻开书一看，是用赋写的，把我吓了一跳。感觉读不懂，但读下来感觉特别有趣。这就让我想起几件事来。第一件事就是听关鸿介绍，书是市长写的。袁副市长管10多个部门，忙得一塌糊涂，怎么有功夫写这个东西？我感到很新奇。第二件事，就是我到西方去之后，一直有一个困惑，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问题，方程式总是解不开，传统和现代之间到底怎么办？好像法国人没有这个困扰，他们觉得传统的东西到现在用上就用上了，不行就扔了，都觉得很简单。如果发现传统东西又有用了，又把它拿来。“五四”那么一个大运动，使我们产生了这么一个方程式，百年大方程式，到现在仍然争来争去，没完没了。这就迁涉到我们能不能用赋来写现代的东西，表达作者的感情？我想这样，如果他觉得写起来挺顺，能够把心里的东西写出来，别人看起来又挺有味，那就成了。我们的困扰太大，总是有一种定势，这样路子就越来越窄。我想起一件事，我在巴黎采访过一个人叫杜维明，他是哈佛大学的，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研究新儒学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文化资产中有用的东西“连根再植”。这四个字我很喜欢，就是把根再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想袁先生的这件事，就是把古代的赋拿到现在栽，栽着能活，就行，看起来挺顺就行。我想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和感受。

    追求诗意追求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钱谷融

    袁先生有底气，可以写赋。赋，古诗主流也。追求诗意，追求美。《十问黄河》看上去铺排，但还是非常美的。文学或者任何一个事情，都要求美。不美也就不会真，不美也就不会善，美是真和善皇冠之下的两个羽翼。所以，每个人做事情不但追求真，还要追求美，追求完美。袁先生，我看你这个人是个非常厚实的人，不是张扬的，踏踏实实在干。底气很足，做什么事情都低调处理，但做的都很实在。所以我虽然和你不熟，见过两次面了，但我很敬重你的人。我觉得我自己能够看人，虽然和袁先生没有很多接触，但你这个人的气质我看就觉得很厚实，敬佩你。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徐中玉

    我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看了之后，感觉袁先生能够这么大胆地写这么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把各色各样的人都包含在里头，提到许多人，要从里面找些毛病是容易的。有些人够不够条件摆在里头，为他讲的话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讲到了最重要的方面？要仔细找有很多，但许多人没有你这么大胆来写作。翻开历史，所有的东西都在《十问黄河》里面，文人、能臣等。有这么一个魄力来写这么一个东西，很值得钦佩。今天大家谈的一些意见供你参考，可能对你今后的写作有帮助。

    我看了《十问黄河》关于历史的部分，我就猜想:你到过黄河许多地方去没有？好像你去过，但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没有这么多钱走这么多地方，确实有点怀疑。你也很坦诚，说你写之前没有去过黄河。出这么个题目，要接触这么多东西，谁敢答应来写，并且公开发表，真是不多。希望你不要搞得这么大，不要把各种各样的人都放在里面，有些人不一定有代表性，许多人不一定知道。赋本来是比较夸张的，但有时候夸张过度也不一定很好。你这个题材，宏大的叙事，宏大的议论，太大，确实不容易，适当时可以缩小一点，还可以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对治理黄河提一些对策。许多小的、细节的东西同样可以反映我们若干年来的毛病，比如人的问题，法制问题。

    文汇出版社社长　肖关鸿

    今天的研讨会，我没想到在座的各位花了这么多功夫，很认真，大家对书也仔细地看了，做了认真准备，讲得非常好。我听了也很受启发。最后我简单讲几句。袁副市长跟我们既是合作关系，也是朋友。我和他接触，他是官员，但他的写作和一般官员的附庸风雅不一样。袁副市长的底子是中文系底子，通过几十年的官场生活，但人文情结非常浓，并且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显，我觉得他在向文人回归。他开始就说，重新拿起笔，走文学的道路。他很认真，也很勇敢。他作的选择，是很有勇气的，赋体写作是很难的。而且我看到的，能够坚持用赋体写作，连续出版了几本书的，好像绝无仅有。我也和袁副市长讨论过，问他为什么不用散文写。现在看来，袁副市长已经把赋体用到了极致，并且准备继续写下去。我觉得这种探索，一定会在我们当代文学领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另外，他选的题目很大，但大有大的好处，他写黄河、黄山，还准备写长江、长城，这几个题目都是中国文化的根、中国文化的目录、中国文化的灵魂。我非常希望他坚持下去，把四本书全部写完。等到大家再坐下来的时候，一定会为他高兴！最后，向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徐老、钱老，表示衷心的感谢！

    (发言纪要因版面所限，略有删节)

文：杨剑龙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8月   

    这是一本十分奇特的书，土黄色封面印着黄河泛舟的国画，红色明线装帧显得古色古香，16开本用线装书的竖排版式，以近似宣纸的纸张，插入元朝、南宋、清代与黄河相关的画8幅，插有黄河源区图、流域图、变迁图、灌区图、南泛图5幅，书末附有古黄河图的宣纸长卷。袁瑞良的《十问黄河》以赋为文，高屋建瓴气势恢弘，以古鉴今博大精深，用与黄河问答的形式，通过源、流、史、功、过、怨、人、文、魂、愿的十问，探究了黄河的精魂，既是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回溯，也是对于华夏社会现实的思考。

    在艺术形式上，袁瑞良的《十问黄河》以赋为文，是其艺术形式上的一种继承与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的《离骚》以夸张比兴的手法，抒发激越浪漫的情绪后，至汉初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承骚体传统，善于铺张渲染、多用排偶句式，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形成了新体赋。西汉末年，杨雄、班固润色鸿业，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讲究文采韵节，推进了汉赋的发展。南北朝时期鲍照、江淹、庾信等，以华丽纤巧之文，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咏史抒情托物言志，使汉赋发展至骈体辞赋。由于辞赋过于讲究对仗与声律，为迁就句式而堆砌辞藻典故，重形式而轻内容，逐渐为后世文人所忽视。袁瑞良既受到屈原骚体诗的影响，以屈原《天问》般的形式与充沛激情向黄河发问，以李白《蜀道难》般的气势与激越情感面对黄河，又传承汉赋与南北朝骈文的传统，以张扬铺排的诗句、对仗排比的句式、激情洋溢的语气、汪洋恣肆的思绪，在对于历史的发问与现实的思考中，探究黄河的精魂，思索民族的现实，在别具一格的形式中弘扬了中国文学的辞赋传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历来书写黄河勾画黄河的诗篇汗牛充栋，《十问黄河》独辟蹊径，以拟人化的手法塑造黄河形象，以一问一答的巧妙方式，将源与流、功与过、人与文、怨与愿等映衬对照，尤其突出地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把黄河与民族联系。在问黄河源时，表达了作者对于“盗珍禽异木，破源区生态之衡”，“挖冬虫夏草，绝源区蓄水之基”的深深忧患。在问黄河史时，作者由治理黄河成败的历史有感而发:“治水之道，在导其流。治世之道，在安其民。民安则世盛，民乱则国衰。”在问黄河愿时，表达了作者复兴吾族、传承吾文、弘扬吾魂、理智吾人、和谐吾民的心愿。在拟人化的手法中，黄河已具有了人格色彩:“不求闻达，不慕虚名。不求人宠，不厌寒贫。”“进而不退，不止不息。”“忠而不易，不背不离。”“坚而不移，不挠不屈。”“付而不取，不索不计。”“能屈能伸。屈不离本。”“能柔能刚。刚而不狷。”作者在与黄河的问答中，俯仰天地、纵览华夏，回溯历史、面对现实，探索黄河源流，梳理黄河史脉，寻觅黄河人文，叩问黄河功过，关注黄河怨怒，探究黄河精魂，发问黄河心愿，在对于黄河的发问中，表达作者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豪与悲怆，对于民族现实的自傲与自质，对于民族未来的期望与隐忧。

    《十问黄河》在赋文的铺排挥洒中，由于在意于对仗排比，缺少对于深邃意境的创造，缺乏对于精警诗句的营构，在洒脱恢弘的抒写中，缺乏给予读者回味的余地，宋体而非楷体的印刷，减少了该书的古朴色彩，这成为该书的遗憾之处。但是，该著在形式的探索、内涵的表达、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具有成功的探索意义。

——袁瑞良赋的文化意义及文学特征
文：王志清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11月

　　读袁瑞良的赋，会立刻得到缺失久远的“荡气回肠”的感受。我们在对袁瑞良的赋加以洞识而形成对话之后，获得异乎寻常的艺术生趣，在对美文的欣赏中有了对美的充分感受。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的戛戛独造，激活了一种文体，表现出一种人生与艺术共同飞升的人文境界。

　　袁瑞良先生早期的赋有《狼山赋》、《军山赋》、《濠河赋》等，不久便有了三赋《阅江楼赋》，近期推出的《十赋黄山》和《十问黄河》，名动京沪。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赞叹说：“《十赋黄山》读来古朴典雅，具体形象，但又加入现代常用词汇，整个文章写了那么多又不显重复，简洁明了，确实很难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袁瑞良的意义何在？不在于其题材的独特，写黄山黄河者不可胜数，袁瑞良的意义在于，适逢盛世而以赋的形式来表现时代的气象，纵观古今，以十赋之规模写黄河者，惟有袁瑞良也。

　　山水涵道，山水载道，借山水以澡雪精神，借山水以承载哲思玄悟，袁瑞良入乎其中而得其生气，出乎其表而有其高致，其心灵宇宙以黄山黄河的闳阔恣肆的形态而呈现。《十赋黄山》中，松之自在，云之自由，峰之自拔，石之自性，物无不是我，我无不是物，物我两谐，峥嵘轩昂，潇洒倜傥，其山水皆作家心灵超越意义上的重塑也。尤其是其《十问黄河》，显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人性巨力，我们择其一节来品味：

　　呜乎，吾魂！能曲能伸。曲曲伸伸曲曲。遇山川之阻，需曲则曲。得地势之利，当伸则伸。山阻，以曲以对。地阔，以伸以迎。千山叠嶂，则百曲回肠。沃野平川，则浩荡乾坤。曲地绝路，不惧山穷水尽。伸有坦途，不厌柳暗花明。吾曲吾迂，雄关险隘，为之躬身俯首。

　　虽然《十问黄河》里多“问”的直接呼告，而此段则是形象的描写，这是黄河九曲的形态描写，是其浩荡万里的气势描写，更是其狂放不羁的性格描写。

　　袁瑞良喜用联章体，扩大了赋的含量，把复杂的、深刻的、丰富的情感和主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十赋黄山》，首赋总写，写出了黄山之名、之魂、之势、之形、之文、之景。篇末概曰：“一赋难述兮，分而赋之。”然后分写峰、石、松、云、雾、春、夏、秋、冬，各赋之间绝不重复，然却互为照应，彼此映衬,首尾相衔，缜密严整。《十问黄河》则从黄河源、黄河流、黄河史、黄河功等十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叙写，思路开张，内容广泛，构思摆布可谓匠心独运。

　　《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等赋，遍写风云精神，深掘山水精髓，气象万千，风情万种，真可谓鬼斧神工，巧夺造化，既充盈着楚辞激越飞扬的神韵，又流露出汉赋辞藻富丽的风度，而且还蕴含了唐宋文风古朴雄浑的气势。袁瑞良赋状物写景，不是“寓目辄书”式地摩写，而主要是凭靠想象恣意挥霍。而其想象又特别地发达，如飘逸之岫云，气象万千，又如行空之天马，倏忽来往，真可谓“气傲雪烟，势凌风雨”。

　　赋最讲究字句的整齐和声调的和谐，语言讲究对偶，注重声律，辞藻华丽，富有文采，讲求金声玉振的和谐美。袁瑞良的赋，采用已经为当下中国人所陌生了的形式，在语言语义的具体运用上属于“文赋”一类，文字上亦古亦今，半文半白，行文主体是骈俪双行，并且插入“兮”字，句式参差，长短不齐，散骈兼之，押韵也比较自由，产生了声韵和谐、琅琅上口的韵律美，既有整齐之工丽，又有参差之错落。在措辞遣句上，作者力求畅朗，虽然也不无使事用典，显示出十足的文化深味，也表现出作家古典文学的底蕴。我们可以任意选取袁瑞良作品中的文字，看到它们虽不一定十分工整，然而于不整齐中见整齐，而于整齐中见自由。文章八面写来，如行云流水，清新流畅而活泼和谐，磅礴大气也自然地充沛其间，这种语言形式极大地增强了赋的表现力。其实，在语义上、语音和字形上，仍然葆有汉民族的性灵之魂，即便是其中对偶式的行文，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特性，深契民族的审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