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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咏戈
出处：文学报 2006年11月

    我和耀成相识算起来有三十几年了，彼时我们还都是小青年，从不同的军区和军、兵种奉调来总政，做了1972年5月《解放军文艺》复刊后的第一批编辑。他在散文组，我在评论组。那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但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大家的情绪为之一振，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恢复出刊《解放军文艺》。重组的编辑部工作气氛很好，怀着对久违了的文学的热爱，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耀成为人坦诚且朴实，乐观且有朝气，年纪虽轻却很有亲和力。后来海军多次来要他去搞专业创作，文艺社也考虑到照顾他家庭的实际情况，就同意他调到浙江宁波东海舰队。以他的认真和文学上的成绩，我们都为他的调走而感到惋惜。若干年中，大家信息通得很少，只是听说他后来转业留在宁波地方。也许是一种缘分，当我到《文艺报》工作以后，和作家们联系的面宽了，方了解耀成近些年的经历，得知他一直没有离开创作，继续发挥着他散文、报告文学创作长项。去年他寄赠我两本长篇人物传记《赵安中传》和《陈中伟传》，而且得知前者已经再版，发行了4万多册，并正在准备出第三版；后者也应海外的要求在翻译将出英文版，我从内心为他感到高兴。以他这样一个做事既认真又很勤奋的人，不管个人情况发生什么变化，我想他不会放弃文学。

    半年前终于有了一次难得的聚会。他送给我他的新著《石库门的主人——一个商帮的文化背影》书稿的校样。我读过后，对耀成的文学创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本新作不仅和当年他的成名篇《柿子熟了的时候》是两副笔墨了，与近年很有影响的他的两本宁波名人传记也大异其趣。我不知耀成什么时候一头扎进了宁波帮的研究。耀成是金华人，非宁波人，“宁波帮”也不是他的归纳。但读过《石库门的主人》我可以说，为宁波商帮勾画文化背影，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对宁波帮作出心得解读，耀成是第一人。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第一个滩头，宁波人是上海开埠后先来先到、数量最众的移民。这些没有文化的普通宁波人，在上海滩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工作。他们靠自己的聪明才干、吃苦耐劳站稳了脚跟，而为了生存而独创并熟练应用的“洋泾浜英语”无疑使他们在十里洋场中获得了更多的谋生机会。——耀成从冯泽夫等6个宁波商人1860年在沪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洋泾浜英语读本《英话注解》，追溯到近代宁波帮的历史应该用“洋泾浜英语”来写，是真正的文化立场、文化发现。

    《石库门的主人》一书同样精彩。“新天地”是由上海石库门改造而来的一个新地标，也是大上海的一个新繁华所在。作者偏偏注意到新天地石库门纪念馆里，旧石库门主人的日常生活演绎选择的宁波人的日常生活。由此我们知晓，上世纪宁波帮的确曾经当之无愧地做过这个城市的主人。到了《推开沉重的大院之门》诸篇，则由“在帮言帮”进到了“在商言帮”:将宁波帮(甬帮)与另外两大商帮晋帮和徽帮作了历史文化的抒写。特别是从晋商大院的方正对称、徽商民居的祠堂牌坊、甬商石库门的独门天井发现了的甬帮与晋、徽帮既有文化同宗、又有“海派”特质，既新鲜又陌生，令人耳目一新。

    近些年来，文化散文在对文学边缘化进行救赎的背景下勃兴。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下产生和后天形成的一种群体式行为模式及生活方式。凡人类不是凭生物本能而学会和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是文化。文化散文也好，大散文也好，都不应该是打个招牌，而在于作者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扎实的文化发现与阐释。也许如此，文化散文才能产生比一般的文学散文更高的认识和审美价值。耀成的文化散文称得上既有知识学问又有历史感悟，是达到了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上品。本书中许多文字具有文化典籍、文化积累的意义。而由于他的叙述风格朴实而机智，沉厚而鲜活，读来更让人兴味盎然，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