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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无需很高的鉴赏力也可知道，弥尔顿和布莱克是很不相同的诗人，有趣的是，两诗人都曾写下过配对并举的诗篇，布莱克有脍炙人口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两集写作时间相去五年，却是订在一起问世；弥尔顿的《欢乐颂》、《沉思颂》是他早期的作品，在中国光芒尽为《失乐园》、《复乐园》所掩，在英国则是诗歌爱好者喜诵的名篇。二者路数不同，趣味各别，“欢乐”与“天真”、“沉思”与“经验”亦非对称关系，不可等量齐观。然在某种意义上，却都可说是并写人类经验的两面。这里把它们联系到一起，原因倒很简单:将两部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恰是一对夫妇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和杨苡先生。赵译弥尔顿，杨译布莱克，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竣其事，湖南人民出版社准备作为“译苑译林”的两种一起出版的，如若同时出版，真也可算是译坛的一段佳话。

    无如不是宜于佳话的年头。杨苡先生所译八十年代末出版，其时赵先生所译也已出了校样，不想又生变数，半步之差，终被束诸高阁，到如今译林出版社重新推出之时，十八年过去，赵先生谢世多年，用老话说，是“墓木已拱”了。他在这部译作上花的心血，翻译时的斟词酌句而外，从详尽的注释，到节译选附在后面的西方批评家的研究，还有《译后漫记》，在在可以见出。赵先生在后记中拈出古拉丁诗人莫鲁斯“书有命运”的格言，道出他与《欢乐颂与沉思颂》之间混合着欣喜与酸楚的遇合:从西南联大讲堂初读时的兴奋，学生时代的试笔翻译，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包括此书英文原版本在内的一批精美西书相赠，再到“文革”时藏书的被收缴，以及劫难过去之后发现书尚幸存的意外之喜，文中一一写到。只是1988年落笔写这篇译后记时，他肯定不会料到，此后译作出版的周周折折，还在继续为那句格言做注。

    自试笔翻译到译作最终出版，算起来应有八十多年的时间。书的命运亦如人的命运，沉浮不定。被收缴之后寄身彼时已无人问津的图书馆，僵卧阴冷潮湿的水泥地上，应是其命运的最低点吧？这时书的主人在接受批判，此外大约就是无休止的检查与各式各样的政治学习。“欢乐”无从说起，“沉思”则是不允许的。翻看赵先生的译作，无端地想起一份复印材料，翻箱倒柜，终于找寻出来。这是1968年元旦南京大学造反派组织“八·二七”出的一张小报，上有一篇报道，题为《红卫兵考臭教授》，还有个副题，“考场但见丑态百出，试卷令人啼笑皆非”:考试专为中文系七教授而设，内容除了默写毛泽东诗词，填出八个样板戏，就是回答“‘一斗二批三改’指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七教授全军覆没，赵先生有“浪漫诗人”之号，因默错诗句更是倍受嘲弄。革命小将的结论是:“这些臭教授不仅在政治上是满脑袋的封资修，就是在业务上也是不学无术的大草包。”赵先先一直存留着这份小报，足见对此事的耿耿于心。诸如译弥尔顿诗这样算不得“业务”的工作，那时怕是想也不会想了。

    幸而还有后来，赵先生终得与那精美的原版书重逢，并且满心欢喜地将其译出。至于译出之后十八年才得以问世，那大体可以看作消费时代降临之后的另一故事了。

    十八年的“时间差”，于弥尔顿在中国的传播有何影响呢？弥尔顿还是弥尔顿，真正的经典历久弥新。卡尔维诺有言:“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的记忆中”。论者对弥尔顿影响力的描述恰可为此话做证:“这两首诗中的许多语句已进入日常用语而流行，许多片语只言已成为语录，在不知其出处的人们口中被称说着。”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也许无由接通类似的记忆，也无从体味该诗“恰当的词语出现在恰当的位置”的妙处(这是再好的翻译也不能传达的)，然而仍可从译本中领略到弥尔顿美妙的诗思——诗人在诗中描绘的的两种性格类型，所谓“愉快的人”和“沉思的人”，毋宁是有着超时空的普遍性的。前者无忧无虑，世界向他敞开，他向世界走去，并且就此陶醉其中。这个世界具有更多的外在性，而构成这世界的种种，从自然的美景到人的活动，无一不激起满心的欢悦，欢悦中是与生命的无间。后者则由外而内，回向独处的生活，并非收视返听，归于寂灭，而是即物象而至万物之心，谛听形而上的声音，另有一份平静庄严的愉悦。一动一静，两种心境映现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景象。布莱克称《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表现人类灵魂的两种相反状态。”从不同的意义上说，《欢乐颂与沉思颂》也是。分开来读，当然各有其妙，放在一起，则更有一种类于双联画的对称的美，——虽然弥尔顿更认同的是“沉思的人”，《沉思颂》开篇即不客气地赶走“虚妄骗人的欢狂”，迎来“最神圣的忧郁”。

    辨明弥尔顿在诗中暗寓褒贬，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下，对于研究也许是必要的，多数读者更感兴趣的则也许是二者的相映成趣。“愉快的人”与“沉思的人”是提纯了的类型，其实是两种性向，往往并存于我们的经验之中。我不知道赵瑞蕻先生会将自己归入哪一类型，在学生的眼里，总是“欢乐”的成分居多吧？当年造反派引他的诗句“在金色的布拉格草地上打滚”、“在蓝色的多瑙河畔遛达”以尽嘲讽之能事，那些年里他恐怕已将“浪漫”小心藏匿，然而天性是难以改造的，八十年代我们听他讲课时，他的浪漫已是重新烂漫起来。在未读此书之前，赵先生选择翻译弥尔顿对我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谜，他最钟爱的是浪漫派诗人，在学校开选修课讲的也是浪漫派，弥尔顿的庄重、严肃似乎并不最对他的胃口。读罢《欢乐颂与沉思颂》，参看译后记，也就明白了:赵先生情之所钟，端在诗中的抒情性。而弥尔顿的这部早年诗作清新、明丽，与《失落园》、《复乐园》的厚重庄严相较，确乎别是一调。

    赵先生似乎没朗颂过弥尔顿的诗，他最喜朗颂的是济慈和雪莱。不过显然的，在他那里，《欢乐颂与沉思颂》与济慈、雪莱共振。我们的课堂上，赵先生朗吟浪漫派诗作绝对是一景。每朗颂必情绪高涨，外语一遍，中文一遍，诵毕必结以热烈的赞叹，多半是以他特有的带些微口吃的语调道:“多——多美呀！”“好——好极了！”“太——太美了！”且不管听者是何反应，他先已自陶醉了，而我们且不管是否领略到诗的妙处，先就感染到他的兴奋。

    抒情是对美的欣赏和礼赞。赵先生正是一个爱美之人。这爱美见于他对一切美的事物表露的欣喜之情，自然景物、美的仪表、精美的书籍，甚至一只桔子，都能让他兴奋，——某次上课他当真就带了只桔子到课堂上来，亮在手上赞道:“看它的颜色，多——多美呀！”他自述翻译弥尔顿诗最初的冲动居然起于原版书中几十幅精美的腐蚀钢版画，这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现在译林出版社不惜工本地将他的译作出出来，不仅原来的插图全部保留，而且用纸考究，装帧精美，差不多可以说是原书在中国重塑金身了。我想不仅诗歌爱好者，就连藏书、爱书的人也会喜欢的。当然，如果赵先生地下有知，最最高兴的，一定是他。几乎可以肯定，他会摩娑着这书喜不自胜地说:“多——多美呀！”

    弥尔顿是十七世纪英国大诗人、政治家和思想家,反礼教和宗教改革的战士,启蒙思想的先驱。《欢乐颂》和《沉思颂》是弥尔顿早年的两首杰作。在这两首诗里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深沉的爱恋、对人生诸世相透彻的思考，倾注了诗人对于自然满腔的挚爱，显示了人文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英国后代诗人特别是浪漫派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杨苡 出处：文汇报 2007年5月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我与赵瑞蕻——两个爱书之人，曾经断断续续地从家兄杨宪益那里得到一些英国原版好书，其中有好几本还是来自二三十年代牛津或剑桥制作的精装经典名著。
   
    几百本中文书，包括我年轻时收藏的杂书，在1966年“破四旧”的讨伐声中，被那吓得战战兢兢的书的主人上交到中文系，自此不知去向；大部分英法德文原著却是劫后余生！在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之后，书的主人把那一大堆覆盖着尘土、散发着霉味的外文旧书，一大捆一大捆从闲置了好几年的中文系书库的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捡起。当年幸亏是“洋书”，虽被驻扎在系里的工宣队师傅认定是“黑书”，是“四旧”，却也不知究竟，根本没有打开，这样便幸免于难，几十捆书便逃过付诸一炬或被撕碎的命运。也确实无人出于好奇心，敢打开取出几本浏览一遭。当这些书重新安置在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设计的书架上时，我戏称它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幸存者”。
   
    回溯抗战初期，1938年，我们都在昆明西南联大。昆明是一座十分朴素美丽、四季如春的名城，我们的学校借了昆明近郊农校的房子。我们这些学生，多数归于平津流亡学生的行列，当然也有不少人是从南方或内地跋涉而来。学文科的青年学子正处在喜欢写诗的年龄。1938年9月28日日寇第一次轰炸昆明，有一颗炸弹恰恰是落在联大附近翠湖一带，虽然是推迟了开学的日期，但轰炸只能把“抗战必胜”的信念燃烧得更旺！联大学生不修边幅，夹着书本，一边啃着匆匆在出城路上买来的本地特产淡黄色胡萝卜，一边说说笑笑，纷纷走出城门，形成了一道抗战时期昆明近郊的风景。名为“跑警报”，却似乎是到郊外踏青寻诗。他们身旁不乏极有学问、诲人不倦的师长——一大批来自北方名牌大学的专家和诗人，在这里我就不必一一赘述他们的大名了。
   
    年轻人结成一个个群体,给他们的“组织”起了动听的名字，在校园的壁报栏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成立启事”、“欢迎参加”等等。他们所编的大张“作品”也在壁报栏上展示，吸引了初来乍到的新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参加了“高原文学社”，认识了赵瑞蕻、查良铮（穆旦）、林蒲、陈三苏、向长清（向薏）等师兄师姐。他们写抒情诗、叙事诗、格律诗、自由体诗、散文诗乃至五七言律诗、外国民谣体歌谣以及十四行诗等等。外文系的学生迷上了吴宓老师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谢文通教授的“英诗选读”，诗人译诗自然得天独厚。数十年后我们那个“高原文学社”不乏中外诗歌的佼佼者，也产生了旷世奇才。
   
    诗人赵瑞蕻虽非奇才，也是佼佼者之一。他在1940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吃了一生的粉笔灰。课余之暇，也还练笔写诗并埋头译事。他是国内第一个把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介绍给读者的人，可惜由于毕竟是业余译书，全书并未译完。弥尔顿这两首长诗该是他花了很多精力的译作。在动荡不定的日子里，在接二连三的运动夹缝中，在不停的必须改造世界观的吆喝与敲打下，诗人仍然没有放弃年轻时的初衷，一定要把这部印刷别致、配以精美版刻的诗集译成中文，原汁原味，保留原型，力求达到“信达雅”之后再把书交给读者。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外国图书出版部门出版了一套十分精美的“诗苑译林”，计划陆续将世界诗歌名篇介绍给我国读者。在出版了几十册之后,没想到这个出版社由于某种原因发生变动，“诗苑译林”从此销声匿迹。赵瑞蕻这部早已列入编辑计划且已发排的名著便又被编者邮寄回南京了。
   
    感谢译林出版社编辑拭去这部旧稿表面的灰尘，让它重新熠熠发光。赵瑞蕻如果还活着,已过九十高龄。这部书应该是送给他的一份厚重的寿礼。虽然他已离去七年之久,但我宁可相信所有默默离去的诗人自有灵魂，他们永远不知疲倦地在那个世界欢聚一堂、谈诗诵诗，因为那里远离尘寰，恬静安谧，没有衣食之忧，儿女之累，等级之惑，也没有白昼与黑夜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