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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版巴金《随想录》为《随想录》1-5卷合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已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出了这部在当代中国产生世大影响的伟大的书，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作家版的《随想录》还收入巴金先生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片十几幅，装帧设计精美庄重，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文：潘际坰  
出处：博览群书 2000.8

　　作为《随想录》发表时的责任编辑，我经常会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约巴金写《随想录》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一谈我与巴金半个世纪的交往。

　　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46年，当时我从上海《大公报》要闻编辑转任副刊《出版界》编辑，并料理其他几个周刊编务。一次，巴金、曹禺、靳以、萧乾、辛笛、孙浩然等在洪长兴一起吃涮羊肉，我也有幸参加了，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热闹，巴金却一直很严肃地坐在那里，只有偶尔插几句话。

　　我是何年何月去上海霞飞路(现在叫淮海中路淮海坊)向巴金约稿，约的是什么稿子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幸好手头有一份友人为我提供的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的《出版界》副刊，我向巴金、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提了这样几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版呢?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巴金的回答是这样的：

　　(一)我的第一本书是《面包略取》，那是用另一个名字出版的，原著者是克鲁泡特金，中译本在1927年出版。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灭亡》。
　　(二)我1928年夏天在法国一个小城里写完它，寄给在上海的朋友A.A，并请他替我打听印价，我打算自己花钱印几百本出来送给我的哥哥和我的朋友们看。他没有跟我商量，就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去，后来他又接洽好由开明书店出版它，我记得《灭亡》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期是1929年11月。
　　(三)也许是《灭亡》和《新生》的续编《黎明》，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写我的理想社会，或许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2000年去。

　　我还记得当时巴金很不喜欢拍照，因此是用他的画像代替登在报上。

　　抗美援朝时，友人黄裳兄对我说，巴金有意请我和黄裳编一套适合新时代阅读的丛书，由平明出版社来出。我和黄裳决定丛书名叫《新时代文丛》，巴金把自己的《华沙城的节日》一书给了我们，又代我们约了黄宗英的一本书稿，其余他就不管了，放手让我们年轻人来做。丛书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学、历史、漫画，直到国际法苏联式的介绍。其中有一本书得到巴金赞赏，那是从上海复旦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戴文葆的作品，他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编辑。有一天夜里我去拜访巴金，发现他正在挥汗看清样，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就是你们约来戴文葆的《麦克阿瑟传记》。这套书前后三年共出了十来本，其中最畅销的是郭根(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原为桂林大公报要闻版编辑)写的《中国简史》。

　　从反胡风、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别是萧珊的去世，巴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迫害、凌辱。因此“四人帮”垮台后他的反思如巨涛翻滚，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发泄出来。许多老作家都是这样，我请黄裳写稿，他说一旦写了，就像自来水打开了龙头，不知何时收回。巴老为我写稿，最初说是写两篇试一试，谁知道越写越认真对待了。他在香港的报纸上开专栏写稿，我考虑有两个意图，一个是在香港发，海外的读者能够看到，影响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儿子都很喜欢看香港的报刊，比如《开卷》杂志，他曾写信说儿子喜欢看要我给寄一些，实际上他自己喜欢看。他还要我买过沈从文、胡适、周作人等当时在内地不好买的书，这些都表明巴金希望从封闭多年的社会中走出来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还有历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编《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萧乾、杨刚、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与《大公报》还是有感情的。

　　在《随想录》写作八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就是关于报纸编辑删改巴金《怀念鲁迅先生》一事。巴金文章被删不是我值班，当时我正在北京休假，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并请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获》发表。可是回到香港后，我就收到巴金11月7日信，信上说：“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看到信后，我大吃一惊。隔了几天社长把我找去，说他到北京开会，胡乔木的秘书特意打电话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删，应该事先通知他一声，否则就太没道理了。听了这话，我就用洋泾浜英语说了一句：you ask me,me ask who?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呢?后来我才弄清楚发生此事的原委。当时，总编辑通知代替我的那位编辑说你们应当把巴金的文章缩短一些。编辑说随便删名家的文章说不过去吧?总编说：你们修改，我看看。删改后总编认为是过关了，谁知，巴金很愤怒，毫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写了。这回最紧张的当然是我了，巴老真的不写了，我怎么向读者交代?黄裳在上海，我对他说，一定要巴老写下去，巴老说有一个条件，要写必须把《鹰的歌》登出来作为抗议，我想了想接受了。结果这一篇发表时有题无文，只是“鹰的歌　巴金”五个字，跟着是下一篇。朋友说你们这是变相“开天窗”。港版《随想录》单行本《真话集》与京版不一样，也是有目无文，直到合订本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全文问世。

　　另一件事是关于《随想录》第144至148篇在转稿中遗失的事情。当时巴金把稿子寄给《大公报》在广州的转稿机构，可是他们并没有转给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分析当时报社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继续登《随想录》的，因为巴老讲的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呼声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对登的，对巴老也不满。这一点，巴老有所觉察，他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压力，就有人在叽叽喳喳，在给我的信中他也有所表露。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当时我身体很好，他们突然提出让我退休，我感到非常惊奇，但是说了一句：那我还有什么说的?总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们要我退休，我可以接受，但有一个条件，我要发完巴金的全部稿件。这样，我虽然退休了，还是照样到报社看大样，直到稿子发完。而那批稿子，我查问，他们说负责人出差了，我想出差了也应该交代给下面的人，究其实质恐怕跟一些人持不同意见有关。巴金对此也有所察觉，1986年8月20日在给我的信上，他说：“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可见老人头脑是十分冷静而清醒的。

　　还有一件事是巴金对待荣誉的态度：《随想录》读者大概会发现，1978—1986他抱病写《随想录》期间，从不事先提到他将出国参加什么会之说。至少在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中不曾提到。事后说明却是有的。他1984年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也是如此。信中说：“我大约十月赴港，但至今还没有顺利动身的把握，我还是一个每天服药的病人。”又说：“香港之行还定不下来，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我清楚地记得，他成行了，我们欢天喜地，他老人家下飞机后在官方隆重接待下进入贵宾室，然后乘轮椅走出机场时，遇到众多传媒的记者，他却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只是写家，甚至连写家也不是，是个老弱的病人。”他那真诚的而太过谦逊的话，反而使香港的“巴金热”更加热烈。据我所知，负责在典礼仪式上宣读的“赞词”，是中大学者连夜赶写的，愈写愈觉巴金一生对文学界对社会的贡献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因此一再修改他的中文稿，而且又写了一份英文讲稿。

　　知道巴老这时一定很忙，所以我们每次有什么事，先去找巴老的女儿小林商量。有一天，我对小林说，明天礼拜日，爸爸在上海爱看电影，这里有的电影院，设备很好不可错过，你去问问，我们准备买票一起看一场。好吗?谁知，小林面有难色，告诉我们：爸爸说，星期天也要等待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访问，我不能离开宾馆。负责照料巴老的人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告诉我，有天中午，有几个青年人在巴金住室外面，想进来访问，却被他婉言谢绝，说，巴老在睡午觉，你们可不可以晚点来?双方争执不下，巴金听到了，走出来亲自欢迎这一批青年的来访。

　　在欢迎巴金的小型座谈会上，八十岁老人表现了惊人的记忆力。马蒙，他30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的哥哥，而且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站起来说：“巴金先生：我30年代读过您的《家》，我觉得《随想录》比《家》更好，可是我记不清在燕京见过您是哪一年的事?”巴老随即答道：“1931年，我去燕京看郑振铎教授，他当时是燕京图书馆馆长。”不久，又一个人站起来，他是以撰写武侠小说著名的梁羽生，他说：“我拜访过您，巴老，您记得是哪年吗?”巴金随即答道：“某某年。”梁点头称是。我为什么只能说某某年?因为，当时记得，不久就忘记了。巴老离开香港返上海，在他登机之前，我们发现有几位做清洁工作的阿婶好像要走过来，又有点踌躇，一问之下，原来是粤语电影《家》的忠实观众，巴老随即和她们一一握手告别。

　　巴老在创作《随想录》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与压力，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他曾说过：“没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是的，他没有屈服，而是一一克服了困难。作为一名编辑，我有时既感心酸，又有一种莫名的愤懑。但回顾与他几十年的交往，我也为能够得到巴老的关心而感到温暖和荣幸。  

文：陈思和
出处：中国当代文学史 1999年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 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 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 ，其间历时八年。写完这部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 ……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釜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那几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怀念萧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赴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

《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则是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是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说起了令他一生都为之困扰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这个儿时印象最早曾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此时它再次浮现出来，成为贯穿《随想录》全书的总体意象。在以下篇章里，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由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录》中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于是在《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来的《怀念胡风》是他最后的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此时的忏悔之情给他造成的内心伤痛已经无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恶心、耻辱。很显然，巴金在这里所忏悔的，已不仅是奴隶意识。所谓奴隶意识还是以相信自己有罪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本质上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专制主义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作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觉新性格”：一种在环境的压力下主动放弃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妥协的性格。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场上加以鞭挞的内容，他曾经是一个以“五四”精神为人生探索起点的现代知识分子，但经过了一场钙劫之后，才发现在自己身上也有着可怕的“觉新性格”，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由此从《随想录》第七篇《“遵命文学”》中对自己在1965年参与批判柯灵的剧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后关于反胡风运动的忏悔，巴金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由浅及深的自我发现与清算。它的意义应该不仅在于巴金个人的反思，因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成因中，无疑是包含着他们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这一放弃行为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妥协、屈服于强势压力，最终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觉新性格”的可耻的烙印。

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比如巴金起初通过谈论创作自由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证明独立思想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如《“遵命文学”》、《“长官意志”》、《文学的作用》、《要不要制订“文艺法”》等篇），在后来几篇以“探索”为题的随想中，则明确地提出没有“独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机器人一样没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人生，通过表明对当时“伤痕文学”的支持态度，他还多次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给以褒扬。从《随想录》的写作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巴金对于“五四”现实战斗精神的逐步觉醒，他引用了赵丹的遗言：“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没什么可怕的了”》）这种重新被点燃的勇气使他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保持着警醒和批判的态度，对存留在当代社会形态中的封建意识则加以毫不留情的揭露，尽管在心理上经过了义无反顾和心有余悸的交替消长，但最终他战胜了几十年不幸遭遇留在他心头的恐惧，在最后的几篇随想，如《官气》、《“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怀念胡风》中，火山爆发式的社会激情又重新从他的笔端喷射出来，老人真正敞开了心胸，义无反顾，大声疾呼，以尖锐的社会性抨击完成了“五四”人格的再塑造。可以说，这部“遗嘱”一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的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这就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现代文化来战胜社会上各种丑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

文：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
出处：南方周末 2005年11月

一

　�X关于《随想录》，我同意你们报纸的观点：《随想录》的意义被大大低估了。现在对《随想录》解读最多的都落在反思“文革”、“文革”博物馆上，其实这只是《随想录》里的一部分，不是《随想录》的全部。

    我给复旦的学生上了两学期课，就带他们一本一本地解读《随想录》。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本书，将《随想录》一篇篇和当时的社会问题、原始资料结合起来，这样编出来的话我们会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从1978年到1986年中国进入另外一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过程中，《随想录》像一个录音机、一个摄像机一样把所有过程都记录下来。从1978年到1986年，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界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论争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回应和阐述：从《望乡》的讨论到后来的关于骗子问题———包括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到人道主义的问题，包括对许多文学作品的讨论，到人文思想解放和追究“文革”责任的问题，一步一步地展示了一个近八年时间的思想史。

    作为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巴老每一步都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思想解放运动本身也不是知识分子发动的，也不是五四文学的传统，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国策，是党在反思“文革”教训以后重新带入的一条党的路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就自觉地选择了这条开明的路线，他们支持这样的路线，自觉地参与战斗，参与这样一个把中国推向进步文明的未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想录》的作用和价值不仅在今天在未来任何一个时代，在我们重新研究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永远是一部值得我们阅读的书，所以巴老永远不会过时。

    从《随想录》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决定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但是要改变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习惯势力和思维模式，同样是极为艰巨的。由于正反两种力量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执政党，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必然会在多次反复和多次实践中慢慢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艰难地追求进步和发展。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巴金在《随想录》里采取的特殊的表现方法。

    为了让读者更加易于接受他的思想，巴金在《随想录》里塑造了一个忏悔的自我形象，而这个“我”，既包含了作家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些声音，又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包括对于“歌德派”的描述、对于他在“文革”中喝了迷魂汤的描写、对于“文革”以前的盲目信任和歌颂，等等，都是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虽然每一个形象巴金都是以“我”的面目出现的，仿佛是在讲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历史经过，但他说出来的，恰恰是带有共性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考，因而《随想录》里的“我”具有更大的社会涵盖性。通过对这个“我”的忏悔，并不是仅仅为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批判，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建设更高境界的精神道德的完善。

二

　�X现在有一个问题，把巴老称为战士，然后对他有具体的要求和期望。

    这个不是我们对巴老的期望，而是对这个词的期望。现在社会不讲真实的东西，而是讲概念，比如战士怎么理解，战士就是冲锋上阵，满身是伤，黄继光、董存瑞这才是战士，不对，这是肤浅的理解。

    战士是体现在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上，巴金一生都在追求同黑暗的东西做不妥协的斗争，这就是战士；以为冲锋陷阵，在外面乱写文章批评，就是战士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这是理解上的问题。

    我觉得巴老一生就在凭着良心工作，跟着自己的判断在做，他是个凡人，他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的考虑，但他从本质来讲，一直有理想在鼓舞他，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信仰，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做到这个就够了，他知道哪些地方自己做得不够，哪些地方他违背了自己的信仰，他也知道忏悔，把心中的痛苦表达出来，他是一个坦率的人，没有人不犯错误，只有那些永远批评别人的人才不犯错误啊。

    巴金是没有罪的，他也是受压迫的一分子，他是通过自我忏悔达到一个灵魂的净化，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不知道忏悔的世界，一个充满欲望的时代，不知道忏悔，所以反过来觉得巴金的忏悔很肤浅，大家反而觉得这个离我很远，是巴金自己犯了错误。

    其实巴金是通过自己的忏悔来讲一个社会共性的问题，讲一个集体软弱的问题，讲一个民族要提高，要反思“文革”，他通过自我的忏悔达到一个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通过反思来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能力，我们以后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文：李辉（学者、巴金研究专家）
出处：南方周末 2005年11月

一

    很难想象我们百年的文学史、文化史如果没有巴金的存在会怎么样。他不仅用文学形象给我们提供了百年历史的画卷，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为百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让后人认真解读和研究的范例。

    对巴老这个人和《随想录》，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和说法。我想说的是，其实外界的理解可能都存在偏差。就像巴老对自己的身后事，也是有预料和无可奈何的。比如他在写怀念沈从文的文章里说过的：他是可以安静地走的，但我想我是不可能的。因为沈从文当时只有几个亲友送别，我想我那样做是做不到的。

    巴老一生都觉得很苦闷，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做的许多事情都做不成，但必须接受它，他一直是在被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包括现代文学馆，在整个1980年代也是这样的，不断地派他出国，但同时他对现实继续批判。

    有人说他一直在和现实妥协，但我觉得社会是在不断妥协中进步发展的，有时候，妥协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甚至促进事情的解决，巴金是在退两步进一步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对历史来说，有些话其实不必完全说透的，我们得学会看文字背后隐晦、曲折的表达，甚至有时候选择的题目，内容和你要表达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东西是表达出来了，这就要求读者要有耐心，设身处地地理解，才能读出味道。

    我觉得巴金晚年的贡献是有建设性的，巴老的去世基本上标志着1980年代初开始的启蒙时代结束了，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五四时代的记忆，能让我们触摸到五四时代，而是回到我们记忆更深刻的1980年代，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思想者，他的去世，这个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对启蒙时代的批评也多了。

二

    在外界看来，巴老的文学地位很高，在政治上也身居高位，可是对他本人来说，这些并不能让他轻松和快乐。在这几年里，巴老身不由己，他没有办法摆脱，他不是那种拍案而起的人、奋起抗争的人，他习惯少说多做，用直接的方式悄悄地去改变社会。

    很多人希望巴老能够成为一个烈士或者英雄，可是巴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不会为明白的东西不顾家庭、不考虑周围的环境，不顾一切地像张志新那样作为一个勇士、志士去捍卫他的理想去牺牲。

    在1990年代初，他当时身体已经不好了，社会上的很多文章靠别人念给他听，他神志一直很清醒的。有人认为，在一些历史关头，他本人应该有一个更坚决的选择，这可能对他本人的历史地位提高很多。但是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也是不能苛求的。

    他不是那种现在青年思想家提倡的献身、大义凛然，就是因为他是矛盾的，在清醒中感到痛苦，如果他不清醒，他就不会感到痛苦。就是因为在清醒中痛苦，软弱中透出的勇敢，勇敢之后又转为软弱或者沉默，这种矛盾的性格对于文学家来说恰恰能够产生文学的东西。

三

　�X现在有人拿巴老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相比，得出的结论是《思痛录》比《随想录》要深刻得多。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对巴金和《随想录》的评价我们不能脱离198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就受到“左派”的打压，有多少人在当时保持沉默，为什么恰恰是巴金，他在那个时候站了出来，对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内的问题进行发言和批判？

    在这里，时间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说的话可能十年前不能讲，而在十年后就可以讲。时间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是第一位的，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说出来，具有不同背景和不同含义。我记得很清楚，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当时我去拜访胡风，在报纸上给他发表了一篇700字的文章，里面提到一句话，胡风正在给他的评论集写长篇后记，此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结果文章见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干了，当时出版社的领导人正是韦君宜，他们说还没有出版这本书，发公函给《北京晚报》，要求我们在报纸上更正。后来领导要我写个答复，我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函。我当时写了回复，但心里也不是很舒服，这根本就不是个事情吗？可是韦君宜那么在意，对胡风还是持有异议。后来这本书还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的意思是，在当时对待胡风问题上，韦君宜的态度和周扬他们一直是一致的，而当时巴金已经在肯定胡风的文学成就了，并表示对他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巴金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时候，韦君宜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思想高度并没有达到巴金思想的高度。但是，为什么她在1990年代又写了《思痛录》呢？这就要看她自己在1990年代的思想变化了，也就是说她的觉悟和转变是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开始的，和很多人一样，韦君宜的思想解放、转变是在1990年代以后，加上她身居党内高位，在文化界一直做领导的，有延安整风的经历，亲身经历了很多政治事件，所以她对党内斗争残酷性的反思才那么深刻。

    和她相比，巴金一直是个党外人士，是上层政治的局外人，不管在什么时候，巴金永远保持的是一种边缘人的批判态度，不管是批判胡风也好，反右派也好，他只是一个表态，并不是一个参与者、领导者。比如巴老谈赵丹的临终遗言，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批评，但是巴老连写三篇文章为赵丹辩护，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四

　�X巴金是一个有理想和思想的人，对社会的认识确实是很深刻。1962年，巴金在上海发表了一个演讲《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那个时候美联社为此发了消息，对他的评价很好。

    即使巴金曾经被革命的洪流卷入，他自己也陷进去了，但是挣扎出来的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躲避、回避政治，而是从自我出发，从自我批判上升到群体、民族、历史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萧珊的死让他大彻大悟，从而有了更大的勇气，去面对政治和社会。

    萧珊去世之后，巴金开始重新校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那时不让他用本名，接下来他就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接下来是写《随想录》，那时流行的都是“伤痕文学”，都是在控诉“四人帮”，但那个时候他很快就进入了自我批判，认为对“文革”的形成，每个人都有责任，他的眼光已经看到“文革”前了，“文革”的形成不是一日的工夫，是多少年的延续，他已经把对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放到他的视野中了，这样的思想深度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五

　�X巴老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我当时都看到了，有一大包，我估计有20万字。

    “文革”之后，政府把这些材料退给他了。可以说，这些材料和他后来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是很有关系的。

    我当时就问巴老，你看过这些信吗？他摇摇头说，“我不敢看。”我接着问他，这些东西可以发表、出版吗？他沉思了一会，过了两三分钟，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我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开始整理，他回答说，那我想想看吧。

    为这些检讨书和揭发信，从1996年到1997、1998年，我连续三年为这个事情问他，希望能够先整理完放着，最后出版。最后一次是在巴老病重之前，我当时在上海，连续两天去他家。我对他说，要不先写个序放着，然后再出版。那个时候巴老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已经九十三四了，他对死看得也很淡，在他面前我也并不隐讳说他死。第二天，我去问他，“巴老你想好了吗？”他回答我说，“你怎么这么急啊？”我笑了，“你的性格不是比我更急吗？”他当时想了一会，没有回答我，一会说，“我想想看吧。”

    巴老的意思是我可以考虑这件事情，但没想到他很快就发烧了，就切气管了，就再也没有可能和他谈这本书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