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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坂井洋史（巴金研究专家、日本一桥大学教授）
出处：南方周末 2005年11月

    我从首届巴金研究会看到第八届，总觉得整个巴金研究界没有很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有点平庸。更严重的是，整个巴金研究界对突破这种平庸缺乏想法，这是个问题。

    我刚刚出了一本书，第一章叫《没有巴金的文学史》。1990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吸引读者，中国出了很多现代文学史方面的书籍专著，但是整个读下来可以发现，除了鲁迅以外包括巴金在内的其他新文学先驱者们都没有受到本应有的重视。

    我猜想现在的文学观有一个机制在起作用，就是企图把巴金一代的文学先驱者排除出去。这正反映了他们一种肤浅的看法：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巴金没有思想深度，甚至认为他晚年的文字都缺乏必要的修饰。

    其中一个问题是对《随想录》缺乏有影响力的评价，甚至最起码的评价方向都没有提出来，这导致了研究的贫乏局面。我觉得“文革”结束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现在年轻的读者对《随想录》感到陌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就是陈思和提到的他们对那个年代的陌生。

    《随想录》的叙述是隐喻性的，如果对这个叙述策略感到陌生的话，对《随想录》当然也尝不出味道来。

    我比较认同隐喻的说法，他用非常巧妙的方法来针对现实，战斗性非常明显。哪怕是非常细节都有很深刻的东西。特别是《病中集》，巴金的语调非常沉重，结合1983、1984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像小说诗歌这样的文本，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比较容易解读的，因为小说有起码逻辑和理性结构，但是《随想录》不是小说，完全脱离这种限制，完全是自由自在的，随感随想，写到哪儿就是哪儿，现场感非常强，如果脱离现场，确实是非常难以解读。

    《随想录》的内容非常丰富，原始阶段的研究者把这些内容一个个地挖掘出来。但这只是研究的一小部分，以后怎么办？比如说研究某篇文章与现实有什么关系，这只是研究的一个片断。这些片断合起来后是否就是对《随想录》的系统的完整的研究，我还是有些怀疑的。

    从意识形态化研究走出来的研究如果是以反意识形态为前提，它实际上还是意识形态化研究。

    我和巴金有过一些接触，是1997年，福建泉州黎明大学有一个巴金文学研究所，从1985年开始每年暑假我都过去做研究，巴金是1927年第一次去那里的，正是他无政府主义思想鼎盛时期。1985年左右那里一些知道当年实际情况的老人还在世，我们跑过去采访他们。通过他们的关系找一个叫陈范育的女士。她是1919年杭州第一届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与柔石、冯雪峰等都是同学。她与巴金1927年在泉州认识，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年轻时有共同的理想。1941年陈范育女士去世，巴金马上发表了悼念文章。

    我通过泉州的关系，认识了陈范育的女儿。她女儿保留了大量的手稿，最有价值的一个是日记，大量涉及了柔石；另一个是诗歌，与湖畔诗社有很大关系。以前这种反映五四青年生活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非常少，我下了决心将他们整理出来，花了几年时间，1997年在上海出版。陈思和说这应该请巴老来题词。

    1997年的巴老还能写字，写了“陈范育日记”几个字，病情很不稳定，字抖得厉害。我在国内还预写了一篇悼念巴老的文章。后来我面见巴老的愿望没有实现，陈思和为我传达了巴老的一些感想，说我做了好事，应该表扬。我想在巴老漫长的一生中应该接触了很多个像陈范育这样的人物。

    陈范育是一个教育家，一生坚持教育的立场，据说《寒夜》里的汪明宣就有陈范育的影子。《病中集》是巴金最后的一集，巴老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要结束了，将自己一生的遗憾和内疚借怀念旧友的文字表达出来，这样的味道越来越浓。像陈范育这样一生默默坚持自己的岗位却没有什么大名气的品德正是巴金最为崇敬的。

    最后巴金走的道路和他们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巴金想弥补两条道路的距离却又弥补不了，这种萧条和悲凉的气氛在第五集中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的解读，也是解读的可能性之一吧，我有这样的体会，才会有这样的解读。像《怀念叶飞鹰》就写得非常沉重，他非常怀念这个圈子里的朋友，却没有好好地表达出来，巴金的遗憾肯定是很多的。这种遗憾是一般研究的角度读不出来的，还是应该把这种个人的体会和解读拿出来，成为公共的财富，作为公共财富的前提，这样才能把对巴金的整体研究提到一定高度。

    历史可分为事实的历史和被叙述出来的历史，这是两码事。被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往往会变形，这种危险性应该警惕。否则后来的研究者很容易被幻影或权力的意识形态迷惑，很容易人云亦云。

    历史永远是应该重写的，永远在不断更新中。官方公认的文本是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固定下来后，必须有民间的力量来重写。怎样解读《随想录》也是相似的情况。我们要不断更新我们的解读，这也是对原本的不断重写。如果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出处：深圳商报 2006年12月

洪子诚：“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

我第三次集中读巴金的书，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时间；主要读的是当时反响很大的《随想录》。虽说也想从阅读中得到释疑解惑等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的需要。我在学校教“当代文学”课，在80年代的思想、文学潮流中，《随想录》是重要文本，不能视而不见。

从《随想录》中，我有许多的感动。首先是巴金对亲人、友朋的真挚的情感，和对自己的生命、行为的真诚态度。这是贯穿巴金作品的动人的元素。这种感情其实并不复杂、深刻，而且可以说是天然而又“简单”的，但却持久不变。有的时候我甚至偏执地认为，《随想录》中有了这些篇章、这些元素，也就够了，虽然它们有的写得过于伤感。另一点让人感动的，是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的问题。生命与“当代”历史重合的许多写作者，在80年代纷纷以或虚构，或纪实，或纪实掺合虚构的方式来反思“当代史”。像巴金这样的严格自省的写作者，确实还不很多见。

但是我那个时候读《随想录》也有感到困惑，或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应该将《随想录》看作是什么性质的文本？听课的学生也提出相似的问题。如果是“文学”文本，那么，其中不少文字在“文学性”(假如我们还相信有“文学性”这个东西)上有明显欠缺；如果当作社会文化批判的记录，那么，对于现实、历史问题的讨论深入，似乎还有更多的期待。当时读《随想录》的时候，我也读着德国作家黑塞、伯尔、格拉斯的一些小说。在看待、处理历史的″灾难性″事件上，他们之间，他们与巴金之间当然存在许多不同。不过，也可以看到那些可以被称为“重要作家”的相似的基本点。所以，在课堂上，我挪用德国一位批评家谈伯尔的话，来谈写《随想录》的巴金：……他的作品会有失误，艺术上也有欠缺，但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他正直，正直得近乎憨傻。过去常说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现在听起来已经过时。但巴金的为人和写作，使这句话重新被人我们相信……

谢有顺：“无论如何，《随想录》是伟大的”

有时读完巴金的作品，再抬起头看看周围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也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生活上如此，写作上更是如此。看看鲁迅、巴金那一代人，写作时总是背负着沉重的精神重担，再看看当代作家们在欲望和版税中漫游的轻松表情，一对照，我们就会知道，一切都已今非昔比。巴金生前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创作回忆录》)——这可能是“五四”一代作家共有的写作理想。但这样的话，新一代作家几乎都不说了。对他们而言，写作更多的是展现欲望、呈现隐私，或者只是个人生活的秘密表达，根本和一个更广大的关于希望、勇气、力量、光明的世界无关。他们只创造纸上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完全和自己的生活分开——文学，仅仅成了一种语言的纸上表演。巴金他们这一代人除了书写黑暗和绝望之外，总不忘人间还有爱和温暖，总不忘在作品中出示肯定性的力量。

《随想录》的许多篇章，都是在明显或潜在的“怨恨”情绪的控制下写的，感情浓烈，真知上却有所不足。不过，这是我们后人跳出历史环境之后，对一个老人率真的心灵自白的苛求了。无论如何，《随想录》是伟大的。我想用这句话来表达我真实的看法——“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安必诺(AngelPINO)［法国］：“中国最具声名的作家”

1992年，《随想录》选集出版。这是我们交到法国读者手上第一部由巴金在“文革”后创作的真正的文学作品。之前曾于1981、1982、1984、1985、1988和1989年单独选译出版过一些作品。其后，两卷类似的作品随之得以出版：一卷出版于1996年，其中只收录了与“‘文革’博物馆”有关的文章，它们重复并补充了此前出版的一部作品精选集的内容，另一部是出版于2002年的《探索集》，这是所有《随想录》中唯一被完整译成法文的一集。

2005年10月18日，巴金去世的消息在媒体上播出，国内三家大型日报均辟专栏刊登长篇逝者生平，文章的标题总体来说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巴金在法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巴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巨人”(浮德里克·勃班，《世界报》)，“巴金，中国最具声名的作家”(多明尼克·吉乌DominiqueGuiou，《费加罗报》)，“巴金不会写冬天”(皮埃尔·韩石PierreHaski)。

陈思和：“新文学精神铭刻在当代丰碑”

巴金当年还有许多写作的计划，包括以他夫人萧珊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但后来因为生病，逐一都放弃了，惟剩下五卷《随想录》，他整整花了八年的时间一字一字地写完。这部随想录预先并没有完整周密的计划，而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步步深入，不断回应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尤其是文学领域的各种争论。我们一般把《随想录》仅仅理解为巴金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的忏悔，这未必不在无意中缩小了《随想录》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在我看来，《随想录》所关注的目标是80年代整个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领域深入推进的过程，《随想录》是参与其全过程的一部重要文献，理想主义依然是《随想录》的主调。从1978年底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界引起的重要论争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回应和阐述。

然而我还想强调一点，《随想录》是一部文学性的著作而不是单纯的思想文献。这与鲁迅后期杂文一样，是文学性的思想评论和社会批判。通过谴责自己来达到谴责社会上普遍的不正义行为，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来涵盖社会上的某些普遍现象，这是托尔斯泰晚年忏悔经常使用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在《随想录》里非常普遍。《随想录》的丰富内涵和写作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尊敬，成为“五四”新文学精神铭刻在当代的一座丰碑。

陆正伟：“巴老最后的签名本”

巴老把送书看作是传递友情的桥梁，是人生一大乐趣，故送书的面广量大。每有新书出版，单单为送书、题签的事就够他忙乎一阵的了。出版社给他寥寥几本样书是远不解渴的，巴老只能贴钱买书来弥补不足。有时书分不过来时，他索性连出版社的稿费都抵作购书款了。

我有幸在巴老身边工作多年，自然得到他的书就多，巴老不仅给过我他的全集、译文全集和选集，还送过早期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新版本，光他晚年撰写的《随想录》的版本书就不下十种，有线装手稿本、香港出的直排版本，也有三联限量发行的编号本及宣纸大字本和绘画本……我珍视着这批题签本，把它都安放在书柜最显眼也最顺手取到的一格内，望着它，想起一次次从巴老手中接过赠书时的情景，心里感到暖暖的……

每次送书，巴老事先从不声张，当他让我和护理员小吴替他拿书时，我们就知道他又要为友人签名送书了，他习惯地用三个指头像握毛笔似的捏住笔杆，取下眼镜放在边上，然后一笔一笔地写着，此时屋里很静谧，当慢慢看出巴老在写着我的名字时，心头会顿生一阵惊喜，这感觉太美妙了。每回写完，巴老靠在轮椅上如释重负长长吁上一口气，好似完成了一件繁重的体力活，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会说：“不用谢。”有时还会加上一句：“破书一本。”

——读《随想录》手稿本
文：郝铭鉴
出处：文学报 2006年10月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文字风格。鲁迅是“挤”出来的，郭沫若是“喷”出来的，而巴金是“流”出来的。鲁迅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每一个字都如子弹一般凛然不可侵犯。郭沫若不啻山洪爆发，一发而不可收，字里行间充满着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巴金犹如河水一般潺潺流淌，不雕琢，不粉饰，源自心灵，出于本色。我曾因此以为巴老写作是一气呵成、一字不改的，读了《随想录》手稿本，方知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随想录》是巴老晚年的作品。一位高龄的老人，又受着帕金森病的折磨，每写一个字手都在颤抖，但他依然把字写得清晰可辨。从抖动的字迹中，我们读到的是坚定的意志，是高尚的人格。这是作者生命的一次灿烂的“开花”。手稿证明作者有着修改作品的习惯。那一字一词的改动，是作者推敲文字的“原生态”的纪录，也是思想和情感脉动的真实的痕迹。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

    《随想录》第三集中，有一篇《三访巴黎》，原稿开头是这样写的:去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进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民航班机提前半个小时到站，我也提前离开机场，因此没有能见到专程来迎接我们的法中友协的负责人贝热隆先生。

    就文字论文字，这一段叙述行文简洁，交代清楚，遣词造句没有明显不妥，但作者还是作了四处修改:

    一是把“去年”改为“一九八一年”。作者写作时是一九八二年，称一九八一年为“去年”，这是一种表达习惯；文章在报纸或刊物上发表，这些媒体都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也不会造成阅读障碍；但文章结集出版以后，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读者便很可能不知“去年”是何年。可见这一改动，对提高表达的清晰度是有利的。

    二是把“进了戴高乐机场”改为“到了戴高乐机场”。下了飞机，进了机场，这个“进”字完全符合“规定情景”，但和“到”字相比，其准确性要稍逊一筹。“进”强调的是由外入内，这是就一个特定场所而言的；“到”强调的是由此及彼，这是就一个特定距离而言的。作者由中国抵达法国，由上海抵达巴黎，意味着一个距离的终结，当然首先是个“到”的问题。

    三是“提前半个小时到站”改为“提前半个小时着陆”。“站”，通常是指乘客上下或货物装卸的场所，如火车站、汽车站等。在汉语词汇系统中，不同的交通工具有不同的表述方式，轮船是进港，火车是到站，飞机则是着陆——由空中到达陆地。“飞机到站”当然也不能算错，生活中常会听到这种说法，但毕竟不太规范。

    四是“法中友协的负责人”改为“法中友协的一位负责人”，加了“一位”二字。这里加不加“一位”，表达的意思是有微妙差别的。单称“负责人”，多指主要负责人，即“会长”或“主席”；“一位负责人”则往往不是主要负责人，而是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副会长、副主席都可称“一位负责人”。作者的这一改动，想来是为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吧。

    原文和改文相比，前者准确，后者精确。由准确而精确，这就是巴老追求的文字境界。

    《随想录》中有些修改，表面上看是文字的调整，实际上却是思想的深化和情感的强化。第一集中有篇《“长官意志”》，其中写到了张春桥:“张春桥过去很欣赏‘写十三年’的高见，北京有人表示怀疑，他就大发脾气。”这句话在定稿时有两处改动:一是把“很欣赏”改为“大吹”；二是在“有人表示怀疑”前面，加了“刚刚”二字。这两处修改大大增强了文章批判的力度。

    “欣赏”，即使是“很欣赏”，只能说明张春桥是“写十三年”理论的支持者，别人倡导于前，张氏不过是肯定于后。而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张春桥其实是“写十三年”理论的始作者，一手炮制，疯狂推行，不遗余力。“很欣赏”改为“大吹”，被动“欣赏”便变成了主动“鼓吹”，这一语之改让张春桥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另一处改动中的“刚刚”，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副词，但用在文中极富表现力。“北京有人刚刚表示怀疑，他就大发脾气”，“刚刚”和“就”前呼后应，张春桥的气急败坏、心怀鬼胎、以势压人、不可一世，都因这“刚刚”二字而毕露无遗。

    《随想录》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有时作者在文字上的推敲，正是为了体现这个“真”字。第五集中有一处修改，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上海曾冒出一个“小骗子”，此人以“首长的儿子”的身份行骗，上演了一出《钦差大臣》的闹剧。上海有位剧作家据此创作了一部大型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但这出戏的演出遭遇到了重重阻力。巴老在《四谈骗子》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揭露骗子的话剧也不演下去了。”此文在定稿时改为:“揭露骗子的话剧也演不下去了。”“不演下去”改成了“演不下去”，仅仅是语序的变化，但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显深度。我们由此看到了作家的勇气和良知。

    “不演下去”是一种平静的叙述。为什么不演下去呢？可能是演出已经期满，或者是打算推出新戏，或者是演员另有任务，或者是票房不够理想……总之，尽可原因种种，但“不演”总是剧团的自主决定，是文艺市场的正常现象。“演不下去”呢？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包含着批评、抗争乃至抨击。“演不下去”是想演而无法演，是违背本意的非正常死亡，是充满无奈的行政服从……。巴老的这一改动，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它既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倾向，又为读者打开了思索空间。

    巴金文字的含金量，是思想的含金量，是情感的含金量，是人格的含金量。读中国不能不读巴金，读巴金不能不读《随想录》，读《随想录》不能不读手稿本。

文：胡景敏  
出处：读书 2006年第1期

　　巴金先生的离去确实可以称得上当今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大众传媒以它特有的敏感为其定性：“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辞世使这一时段的文学真正成为历史，接下来，合逻辑的推导应该是：巴金的文学史地位从此可以有一个最后的论定。但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答案也不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称号、一个“文学大师”的头衔、一个“文学史座次”的排定那么显而易见。《随想录》引发的轰动效应消退后，疾病缠身的巴金逐渐被社会淡忘了；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又猛然记起他，感到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又无法说清楚;同样，我们都知道巴金有其文学史意义，但仍要追问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地位才更合适呢;大众传媒的说法也在遭遇这样的尴尬:巴金真的结束了一个时代吗？他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该不该结束呢？
　　实际上，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我以为作家生前引发的只可能是短时段的轰动，而在其身后才是较长时段的对其历史意义的释放、发现过程。但是这种对作家历史地位的身后论定与作家生前的自我期待往往存在着错位，错位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自我期待与阐释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文化巨人不会不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存在有否表白或表白隐显的差别。当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完成后，曾向部分作家征求意见，郭沫若就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书稿对他的评价低了（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266页）。在《随想录》第五十六则《“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巴金也曾写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这句话首先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意识，也就是写作要对历史负责；其次是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当然作品是作家进入历史的通道，所以它所强调的也是作者对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巴金对自己进入历史方式的选择集中体现在他对《随想录》的自我期待中。
　　巴金提笔写作《随想录》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但是当他进入写作过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随时随地随想的随意书写的局限，首先，他的生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老和死亡，他感到来日无多，与其为零碎散漫的写作耗费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拼尽最后一口气完成一部写作生涯的压卷作；其次，紧相伴随的疾病和死亡对巴金的身心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如上文所述，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后人如何评说成为他无法回避、念念在兹而且是极为紧迫的问题。再次，如果把一九四九年前巴金的人生和写作道路比喻为“正数”，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的人生和写作道路都该是“负数”；当他回望过去，清算“人生总账”时，后一时段的“负数”人生是无法一笔勾销的，他要为之做出解释、说明和补偿。缘此，在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时，巴金就打破了初动笔时有感想无计划的原则，变无意识书写为有意识建构，他要让《随想录》进入历史进程，把它“经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我拈出“经营”一词来描述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非在贬抑作者，相反，其中内涵的是他的写作策略和伟大智慧。
　　巴金的“经营”首先是对文本内容的精心结构，选择某一话题即做深入挖掘，数篇随想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形成话题系列，如真话系列、探索系列、怀人系列、创作自由系列、知识分子系列、病中系列、端端系列、小骗子系列等等。其次，这些话题所谈内容几乎全部背靠“文革”，以之为背景；面向当下，直击时潮的敏感神经。现在看来很多已成常识的议论在当时可能就是禁忌，但是，面对当时的语境，巴金总是尽可能地冲破禁忌，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持续不断的方式言说真理，虽然是“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心血。”（《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但他既保证了说话的机会不被剥夺又对时代思潮产生有益的突破和推动。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巴金对《随想录》文本本身的经营，也就是他对《随想录》自说自话式的自我叙述。在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以序跋、创作回忆等方式谈论自己作品最多的一个，而他对《随想录》的谈论在其所有作品中又是最多的。我认为，巴金晚年已经把《随想录》视为自己进入历史的通行证，他在对这一文本的自我叙述中传达出为之做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
　　巴金在许多文本中涉及对《随想录》的自我定位：一、“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一九七九年二月）;二、“《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一九八○年十月）;四、“我称它们为‘（讲）真话的书’”（一九八○年十月）;五、“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一九八七年六月）;六、“五卷本的《随想录》，……它是我的‘忏悔录’”（一九九二年九月）;七、“《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一九九三年一月）。以上七个方面按先后顺序排列，时间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跨越写作中和写作完成后的一个较长时段，这些说法在内涵上或有部分重叠，时间上也不宜严格以先后论，但它们都从某一角度对《随想录》做了概括，并且几乎每一说法都经过了由提出到反复申说、日渐完善的过程。我想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是:一、用“《随想录》是……”“我把它看作（称为）……”这种类似广告词的简洁句式向读者传达某种单纯的理念，以引发思考；二、强调文本意蕴的多样和丰富，为公众和批评者解读提供基础，避免可能的误读;三、自明心迹，总结一生，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四、主动参与《随想录》的经典化过程，也可以说巴金在对《随想录》自我经典化，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把它打造成一部文学精品，而是把它经营为一个文化事件。巴金写作的归宿是大家一起把问题搞明白，他期待的是《随想录》价值在读者中的延伸，他把问题归结为我来开头、大家跟上，弄明白“文革”的病灶根源。以上四个方面都关涉对《随想录》的历史定位，进一步关涉巴金本人如何进入历史也即进入历史的方式问题。
　　在《随想录》中，巴金仍然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以文学名家的人，我想他并非矫情，他看重的不是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而是思想史价值，是自己的《随想录》在“文革”后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起到什么作用，在读者中起什么作用。《随想录》在香港发表，大陆纷纷转载，读者反响热烈，这是巴金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以作者身份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他既要维持这种轰动又要尽量延长它，因为他看到《随想录》揭示的很多问题在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因此有必要扩大文本的影响，在轰动之后再将其经典化，使之成为一部不断提醒公众的“枕边书”。可以这样说，《随想录》的写作、发表、传播、经典化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巴金期待的是挟带他的《随想录》进入思想史文化史，而文学史的评价定位对他而言或许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