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文：谢娟（《文汇报》“书缘”版编辑）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多年前，韩少功远离城市“隐居”乡间的选择曾引起诸多猜测。他在最近出版的《山南水北》中“告白”说，事实与人们的种种猜想不搭边，自己那样做实在是“蓄谋已久”——其实，在生活方式的选择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他的所做所为应该已不再那么惊奇。

　　《山南水北》中有关乡村生活的审美化描述，足以勾起不少都市人的怀乡情绪，在他的笔下，赏月、养鸡、种葡萄，全都是一种艺术化的享受。他常常在不经意间，将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做着对比。例如谈起月亮，他说：“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而乡间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人人向往的诗意生活在作家的笔下频频显现。

　　然而，一旦回到社会生活层面，作家的心理又是极端矛盾的。他坦率承认都市生活所具有的吸引力，认为城市“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相反，乡村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互相熟悉的程度使人们的生活长久处于曝光状态，由于“日长月久地示众，多少有点累”。

　　据说韩少功现在是经常出入于城市和农村两种生活状态之间，我们大多数读者自然无缘常常做此“切换”，但读这本书可以引发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不妨做做梦，也想想怎样更好地规划现实的生活。

文：储劲松
出处：京华时报 2006年10月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韩少功绝对是个“另类”。当所有人都奋不顾身地扎根城市，或者正试图进军城市时，他却带上了简单的行囊，与妻子“隐居”到了湖南汨罗八溪峒。在这个虽未被现代文明遗忘，但在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原初风貌的偏僻山野，他建起了房子，在此定居7年，亲手劳作获得蔬菜和果实，并开始对城市、乡村、人生、命运、存在等，进行沉静、独立而理性的思考。

    “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在新作《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中，韩少功以这样孤绝的开场白，宣布从众声喧哗的城市“退场”，从所谓的主流生活、主流文化中“消失”，再次“上山下乡”。不过，与30余年前那次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不同的是，他这次不是听命于安排，不是被盲目的激情所怂恿，更不是受到了什么精神上的刺激，而是在自觉地接受土地以及心灵的召唤。在八溪峒，他用身体在生长谷物的大地上拓荒，同时，又用另一把智慧的锄头在精神大地上拓荒。于是，他不仅收获了丰富的豆角、辣椒、苦瓜、玉米、萝卜和苋菜，还收获了这部耐读耐品的《山南水北》。

    《山南水北》中的99篇散文和大量图片，记录了韩少功在八溪峒生活、劳作和思想的点点滴滴。这些散发着青草味、基肥味、炊烟味，冒着“土气”甚至“傻气”的文字，因为更接近天空、土地和自然，所以读起来非常亲切。《耳醒之地》《村口的疯树》《开荒第一天》《晴晨听鸟》《治虫要点》这些篇章，能一下子把人带进真正的乡间，感受并爱上那种杂质不多的令人安心的生活场景。这些场景，正被无数城市人（这些当初的农村人）一再矫情地怀想，并被无数农村人（特别是青年）一再地诅咒和厌弃，却在韩少功的笔下得到原生态展现，包括单纯、美好、贫穷与乡村式的狡黠。他写乡间“奇人”，像塌鼻子、卫星佬、老地主、有根、贺麻子等，字里行间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热爱和一个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除此，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那些细碎的思想。“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众多这样的句子，韩少功从田间地头轻易拾来，却让人读了发呆。

    这部书让我想起梭罗和瓦尔登湖，甚至可以把它看做中国版的《瓦尔登湖》。梭罗在瓦尔登湖过简单生活并垂钓智慧，韩少功则在八溪峒做精神大地上的拓荒者。这个时代，太需要这样的拓荒者了，因为只要认真注视，我们就能看见城市的繁华之上，其实荒草无边。

文：吴锡平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2月

　　韩少功有点像个行为艺术者，他在“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后，再次回到曾经插队下乡的八溪峒，过起了“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自由且清洁”的生活。因为城市生活太逼仄和压抑了，他不愿意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他要“回去”寻找生活的意义。那么，八溪峒能安妥他已被城市格式化的困倦灵魂吗？

　　八溪峒是隐没在洞庭湖边雾峰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地广人稀，有山，也有水。山村虽然并不是外人想像的那么闭塞，有电视、有卫星天线，但赖以活口的生活却是原汁原味地姓农姓地。韩少功在这里自建了房屋、鸡圈，开垦了菜地，自己动手，种植蔬菜和收获果实。读《山南水北》，从《开荒第一天》、《治虫要点》等篇章里的记叙，可以看出他是个地道的老把式，绝对不是城市人那种“乡村一日游”式的体验和作秀。这部书里，作者还纪录了庆爹、包工头老潘、老队长哈佬、塌鼻子、卫星佬、老地主、有根、贺麻子等村民，以及他们的单纯、精明与狡黠。难得的是，他没有时刻提醒自己“城里人”的身份，用高人一等的眼光来打量这里的生活，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农民，他用亲身实践来体认存在，用理性的思考来寻找生活的意义。这部书里收录了数十张照片，拍摄技巧实在不算高明，但却真切得没有一点做作，和文字一起，这些对乡村原生态的纪录撇清了附着在很多城里人心里的对乡村的矫情怀想，回击了一些人对农村的诅咒和厌弃。

　　在八溪峒，韩少功感到耳朵苏醒了，能听见虫声、草声以及各种天籁之音，看到了“天然而多样”的笑脸，他也看到了“世风日下、伦常丧尽”的乱象，领略了自己定制的用来砌屋的青砖被烧成大花脸又无从退货的窘境。乡村不是一个隔绝的存在，更不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和城里相同，它的一切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在当下的语境里，它的现状不为大多数城里人所知晓。韩少功写道：“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他又说：“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时下流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乡村似乎已退隐成一段苍白的记忆。但乡村却确确实实是一个真切的存在，那里栖居着占国人总数三分之二的人口，用简陋和辛劳为繁华和舒适提供来源。八溪峒是中国农村巨大存在的一个缩影，韩少功在这里的体察和自我确认有着标本意义和现实价值。

　　古老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年轻的剧变，关于中国的想像和确认，或许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纷繁和复杂。乡村及其生活在辽阔的版图上栖居何处，这是一个悬疑，韩少功力图提供一条自己的认识路径，将那些水土流失的关于乡村的意义加入正在迅速更新的对中国的想像和认同中去。

　　在这本书里，读者能读到农耕文明里经典的田园牧歌、鸡鸣犬吠，也能寄寓斜阳夕照的浪漫和咏叹，但我相信，韩少功的用意绝不仅仅在此，他的“寻根”与回乡，以及他二十几年来的写作和生活，始终演绎着中国人在城乡之间的焦虑和选择，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这是他的用心所指。  

文：余之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我不认识韩少功，但我一向很看重他。最近看了他的新作《山南水北》，却使这种“重”急剧地减量。平心而论，收集在《山南水北》中的若干散文篇什还是能让人闻到一些来自山野的清新之气，但从总体上看，作家创作随意、零碎，更像是一些来自于山里的怪人怪事、好人好事的记录。更不能使人理解的是，他居然将自己一年生产的豆角、玉米、苋菜、小白菜等数量列成表一、表二作为散文。就像是一个服装贩子、一个小业主将他一年贩卖各种服饰的收入和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统统列成一表登上文学杂志一样。过去我们看许多文学大家的作品，从未看到如此“东洋镜”，可能是时代进步了，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大家”身上才能看到如此“壮举”。

    韩少功放弃城市生活去当农民，无论是出于情结，还是炒作，抑或其它，归属“个人偏好”(韩语)，无可厚非，从我所接触到的不少“城里的”文化人中，对韩此举时常还带有欣赏和赞许之意。相反，韩在他的《山南水北》的若干篇什中，却对“城里、城里人”竭尽贬损，这却让人难以理解。

    在山里，盖了新房，阳台做得特别的大，为的是收揽和积蓄月光，很美也很有创意；躺在大竹床上，扑打着蒲扇，很爽也很能想入非非，这是这位特殊的“农人”的专利，只能引得“城里人”眼馋而已，然而，这位躺在竹床上、摇着蒲扇的“农人”话锋一转，联想浮翩地奚落起“城里人”来，“城里人能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的天空上一丸灰白，……不过是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唯有他既拥有月光，也拥有上帝，“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怪不到有评论说“韩少功把书斋搬到了田野，这才有了顶天立地的可能”［见王尧《韩少功和“山南水北”一文》］)。“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见《月夜》)上帝真的在这位“农人”的心目中这么神圣？上帝真的与这位“农人”在一起？请看他的自白:“我相信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转移苦难但从来不会消除苦难的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变换不公但从来不会取消不公的上帝吗？相信那数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我们逃离但从来不让我们知道所在和方向所在的上帝吗？”“我喜欢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这与上帝没有关系”。(见《回到从前》)。上帝就是这样被这位不凡的“农人”唤来使去，在他贬“城里人”的时候，上帝和他在一起，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在他“偏好”土地的时候，上帝远离他而去，与“不公”的上帝无关。

    山里人好客，请客一定要上门恭请，以求礼数，称赞山里人此等纯朴的山风，好事；然而又是话锋一转，贬损起“城里人”来，“若按都市人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见《面子》)但这位“农人”不是常被“城里的”的朋友一个电话召去，还开着车兴冲冲地去赴宴吗？(见《红头文件》)

    一位科学院院士，带着两个博士生，在投影机前给人们上课，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科学院士的讲演博得满堂掌声，这位“农人”也在现场，被瞬时而起的掌声“惊呆”了，差一点站起来冲着掌声质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说实话，我被这位“农人”的“惊呆”而“惊呆”了，这位平素操着电脑与光盘写作的“农人”，也没说出这位科学院院士(“肥头大耳”，作者的形容)到底在哪里说错，人们的掌声在哪里鼓错？倒是使人觉得满场学子(包括院士、博士)昏庸，唯“农人”独醒是也。

    诸如此类的对“城里人”贬损、蔑视的语调，在《山南水北》中随处渗透。我弄不明白，这个当年想逃离农村，大声诅咒“去他妈的农村！我们都应该进城”的青年，何以在城里“五光十色的垃圾里”呆了三十多年后，如此鄙薄“城里、城里人”？是不是在城里的日子里，淤积了太多的讨生活的艰辛、人与人交往间的不快的块垒？“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与狼狈”，“城市是巨大的漩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均见《回到从前》)呵，是狼狈，是边缘；是想吃红烧肉又很难吃得到的艰辛；是不在城市的中心而是在边缘；是艰辛与失落感，长使他做恶梦。

    如今不同了——穿着黄袍再捏锄头，光着脚板养起宠物，吃腻了红烧肉，开始鄙视肉食，欣赏起自己的素食主义，他为自己“顶天立地”地站在上帝的身边，再也想不起狂爱红烧肉的日子而沾沾自喜。

    这也许是这位另类“农人”之所以要鄙视、贬损“城里人”的心结罢。

文：易  晖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2月

人们爱用“自由”、“多元”、“个人选择”之类的字眼，来描述当下时代所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性和可选择性。你只须递上一纸辞职信，便可摆脱朝九晚六的上班族生活，成为呆在家里自己鼓捣饭碗的自由职业者；你可以决定和不爱的伴侣分手，不用求得领导批准，也没有从单位到街道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上赶着来做思想工作。但这只是现实的表象，乃至假象，现代生活的所谓多元、个体自决，不过是处于现代性框架内的生活叙事。它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规范，早已内化到我们这些现代人身上。比方说，它认定城市是比乡村更现代、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对金钱、物质和他人的支配权的大小是衡量个体成功，生活幸福的准绳；快节奏、高效率是生活充实的表征；人与人之间拉开距离是个体独立的体现……现代化像一列永不靠站、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我们是些忙忙碌碌奔赴（生命）终点的乘客，最多隔着玻璃，偶尔瞅瞅外面一掠而过的风景。

当然，总还是有一些质疑这套叙事、愿意中途下车去体验“车外世界”的“另类”。几年前，当我听到韩少功离开城市，举家迁往湖南汨罗山乡的新闻时，我把它理解为韩先生不堪文坛纷扰的逃离或“隐”，或猜测是想躲清静去构筑长篇大作。而现在，从这本返乡数年的“山居笔记”——《山南水北》可以看到这种生活选择背后有他命意更深的文化思考。它起于对有关现代世界的生活叙事及其价值规范的质疑，试图以一种亲历的方式，来体认我们久违的所谓“前现代”的耕作生活和乡村文明对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

在书中，我们读到作者对乡村生活的记叙与描绘，俨然一个回归土地的乡下人，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乡下人。他并不靠劳作生存，农耕生活是他拒绝城市之后的主动选择，因此便时时与城里人的生活状态比较。来自亲近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劳作的愉悦，这对远离自然，生存价值在于最大限度、最有效率地支配金钱和物质的现代人来说，是何等陌生。

呈现在书中的作者形象，像一个现代了的陶渊明。这里所说的“现代”，不仅在于生活在现时代的他，会反省先前所过的现代城市生活，感受着后者对乡村生活的冲击和改造；还在于他认识到无法摆脱这种冲击和改造，无法与现代、与城市分离，他使用的劳动与生活工具、汲取的知识和信息都来自城市。这使得作者无法成为陶渊明式的“重农主义者”，或卢梭－梭罗式“反现代性”的“隐修者”。他不得不以往来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前现代的双重视角和复杂情感来观察和思考乡民、乡村的生活形态和价值伦理体系。

一方面，作者站在农耕生活和乡村世界的立场表达对城市和现代生活的厌倦和批判。他用欣悦和深情的笔调来描绘山居生活，描绘与之为邻的乡民。乡民生活虽然贫寒却不乏宽厚与大度，简单却也自得其乐，辛劳却依然有着城里人难得的自由与欢畅。乡村文化在某些城里人看来也许是单调、粗鄙的，却有着城市文化、现代文化难以企及的丰富与绚丽。他展现了乡村生活世界与众不同的认识方式、行为方式和伦理规范，几千年的农耕生活，独特的地域条件形成的乡俗、乡情、乡理，甚至那些让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知识和禁忌。这些紧贴自然的生活与劳作，充满合理性和温暖。作者始终强调“置身其中”，任何以一种不干己的观光、猎奇态度，都无法领会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和乡村伦理的价值。

另一方面，作者并不是在绘制一幅乡村生活的田园诗，他并不回避负面：不近情理的习俗、令人匪夷所思的禁忌，还有乡民，在刻画他们的淳朴、善良、天真、可爱的同时，也展现出他们的狭隘、保守，乃至愚昧的一面，给予善意而温婉的讽喻与批评。读这些文字，都让我们记忆起上世纪８０年代那个富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作为“寻根文学”主将的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