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本书是作者的一本读书随笔集。全书共22篇，前12篇是读中国书的札记，后10篇是关于西书的札记。作者视野广阔，所读从中国学者钱钟书到西方哲人罗素，从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到侦探经典《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所关注的问题大者有梁山英雄的“不好汉”，小者则有关袁枚的胡子。全书篇幅不大，但识见精到，字里行间时时透露出让人兴奋的新见解。如揭示梁山好汉的排名“就是按阶级和贵贱来划分的”，又如以《剧院风情》中的文字来论证毛姆的同性恋情结。全书文字短小精悍，隽永典雅，是治疗现代都市燥狂症的上好的“心灵鸡汤”。

文：毛尖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到上海，说晚上和陆灏有约，那说明你既有面子又有格调。陆公子是文化界的林黛玉，人美不说，脾气贵族，叫他吃顿饭，他要问都有谁，听到不顺耳的名字，就说，还有半本《容安馆札记》没看完，搞得慕名来见他的薛蟠讪讪的，薛姨妈跟着也脸上无光。

　　不过呢，真把他当林黛玉，那又错了，最近发现他其实还有薛霸王和薛姨妈的素质，我这不是瞎说，《东写西读》里看出来的。嘿嘿，插播一句，看到《东写西读》，马上买下，陆公子这次终于肯下海出书，相当于007突然到你家里吃晚餐，下一顿不知什么时候了。

　　《东写西读》封底说：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虽然在正宗的历史学家看来，只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我这样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写论文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这段话呢，谦虚归谦虚，却也实在，而且，我要强调，陆公子说的这个小趣味，有时真是小到薛姨妈的水平，比如说吧，《追寻逝去的时光》那是多么欲仙欲死的巨著，像我等没有慧根的人看上几页也要嚷嚷太美太美，但陆姨妈却不，眼里只有贡布雷小镇上好管闲账的莱奥妮姑妈，妈妈相惜，“心心念念地渴望发生一桩出格的事儿”。

　　可以说，对于“出格的事儿”的追求，成就了《东写西读》的主要风格，陆公子跟大侦探马普尔小姐有一模一样的决心：要是看见有一男一女走进一个小屋，不等他们出来她是不会离开的……其中豪情和情趣，难道没让你看到呆霸王和霸王他妈的影子？所以，读者朋友，看这本书真是赚的，那是陆公子几十年的“小屋”外守候，然后，他一点关子不卖地把最要紧的部分讲给我们听：钱钟书怎么作弄傅雷的；施蛰存选购过哪些色情书；毛西河的小妾有多美老婆有多悍；钱仲联谈诗骂过谁；潘光旦如何利用“鞭”长莫及；福尔摩斯和王尔德到底是什么关系？

　　说起来，陆公子的这些文章，我都曾经在海内外报纸上读过，但夏夜重读，还是新鲜得不断痴笑。

文：李怀宇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钱钟书写信给陆灏:“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衣，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这位陆灏先生，据说还有笔名安迪、柳叶、陆侠，据说把几年的青春献给了《万象》杂志而从不署名，据说和沈昌文等人组成“脉望”，主持了“书趣文丛”，总之，是一个神龙不见首的人物。如今，“美妇人”终于生了第一个孩子，名为《东写西读》。

　　书很薄，有点像陈之藩的做派。陆灏说:“喜欢陈先生散文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两恨，一恨陈先生写得少，二恨陈先生写得短。”我仿佛听见了陈之藩读后爽朗的笑声。听陆灏说，陈先生真的告诉他，读此书时笑了好几回，笑后也就忘了。正合“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趣味。陆灏就是读书只求趣味的人。

　　大概是年轻时和钱钟书有不同寻常交往的缘故，书中的第一篇就是谈钱钟书。谈钱钟书的文章何止千万，十有八九为他老人家披上了华丽的新装，陆灏倒只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老人:“他会告诉你什么书有意思，什么没意思的书里有有意思的片段。”而在《尤甲人》中，自称“钱迷”的陆灏会秉笔直书赵萝蕤的说法:“钱钟书太刻薄，我不喜欢他！”又引用宗璞的小说《东藏记》中尤甲人夫妇住刻薄巷一号，以刻薄人取乐。陆灏说:“这就完全是钱先生的性格作风了！”喜欢和不喜欢钱钟书的人看了，多半会心一笑。

　　中西结合是钱钟书与董桥的共通之处。陆灏显然又迷钱钟书又迷董桥。他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联想到“一树梨花压海棠”，但是不知道出典是哪里。友人告诉他:难道你没听说过“内事不决问老婆，外事不决问Google”这句话吗？于是就上网查Google，得知苏东坡的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我相信陆灏经营了这么悠长的前戏是为了最后的中国式高潮:“又听另一个友人说，前不久杨振宁携新婚妻子到北京，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许渊冲请他们夫妇吃饭，抄录了这首诗让学生在饭桌上朗读，一面还详为解释。杨振宁听了哈哈大笑。”

　　不止博杂，不止风趣，陆灏还不忘温情。当看到书中的这段描写，我不禁心生“余生亦晚”的感慨:“午后的阳光撒在窗外的阳台上，窗下书桌上零乱地堆着书报文稿信札，九十岁的施蛰存老先生坐在书桌前，嘴里衔着雪茄。我坐在他身旁，抽着烟，一老一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个场景，九十年代上半期不知有多少回，几乎每一两个月就有一次。”像施蛰存这样的文化老人，漫长的苦难如过眼云烟，愉快的读书和聊天生活即使似惊鸿一掠，也会凝聚在书里书外，让后辈念想。存此一念，捧书闲读时，又何妨设想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幸福的陆灏呢。更何况，《广陵散》并非于今绝矣，施蛰存的同辈和后辈，文脉未断。

　　吹捧了半天，我也要说一点吹毛求疵的感想。陆灏在书中称杨绛、童元方为“先生”，既尊敬，也合常法。我却要引用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的《女士不宜称先生》中的前两点理由:一、混淆性别。二、重男轻女。称先生是尊敬，称女士是不尊敬。这明明表示了重男轻女的下意识。想要尊敬，反而不尊敬了。

文：沈胜衣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东写西读》是陆灏“近年杂览闲读所写的读书笔记”，里面充满了这类有趣的中西文史资料，甚至直接就是由“文化八卦”组成的小品，读来让人甚生愉悦———按照我“知趣相得”的信条，读书就不妨像陆灏那样。

　　当然，得先确定一个前提：读书是否可以求“趣”。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可在有些人那里是。比如，有人就曾经撰文，批评董桥从趣味出发读书。此事引发了包括陆灏在内的一众“脉望”们替董桥鸣不平，为了“张扬一种读书方式”而编了一套“书趣文丛”，“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由何得趣”。此外，陆灏还编过早年的《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版、近年的《万象》以及董桥的《文字是肉做的》等书，同样颇受欢迎，产生很大影响。其旨趣，都在于一份独特的志趣。

　　读书但求趣味

　　这种“趣”并非浅薄的凑趣逗趣，而是以古今中外广博且坚实的文史知识为基础的，只是在表述上不拉长面孔、不云遮雾罩、不乖情悖理，在内容上不陈陈相因、不追求“重大”、不随时开架，乃至经常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生趣，引发人悠长的兴趣。陆灏编辑的报刊风格如此，他《东写西读》的风格更是如此：钱钟书和杨绛曾怎样捉弄傅雷，潘光旦巧译希腊美臀爱神名字等谐谑故事，牛郎织女神话经过什么样的解构，赵孟畲�夫人写信到末尾，竟顺笔署了自己的名，《洛丽塔》电影中文译名“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出处，福尔摩斯是不是以王尔德为模特，西方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如何不爱惜书籍甚至以毁书为乐，《花花公子》原来刊登过好些文学名家应约写的严肃作品……都是一些妙趣横生、幽趣别具的小文章�

文：欧阳亮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2月

    我是学历史的，有一种奇异的“考据癖”，喜欢“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实。每次读到新一期的《万象》，总不免想二十年后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写文章来回忆与“我的朋友陆灏”在一起的日子。三五十年后如果某个研究学术史的小资女生以“陆灏与《万象》派”这样的题目来作论文，那是肯定会给导师表扬为“有识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总结规律性”的。

    然而，陆灏放手《万象》才不过一年，报纸上却连篇累牍地谈起“陆灏家的客厅”来。细究之下，才发现原来“‘美妇人’终于生了第一个孩子，名为《东写西读》”(李怀宇语)。

    在《东写西读》的封底，陆灏写了一段表白性质的话，先是借钱锺书先生之口引了一句梅里美的名言“我只爱历史里的掌故”，接着说:“这种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读书方式，虽然在正宗的历史学家看来，只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但对我这样读书只求趣味不为写论文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全部的兴趣所在。”

    这样的读书趣味，说一句托大的话:深得我心。当然，以我一惯的怪癖，令我感到兴趣的，除了“历史里的掌故”之外，更多的还是大家与“我的朋友陆灏”的故事。

    记得毛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上海，说晚上与陆灏有约，那说明你既有面子又有格调。这些跟陆灏有约的人里，阿城可算一个。阿城是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好像是他的《孩子王》《棋王》大红大紫的时候吧，有个女记者采访他，惊讶于他的无所不会，最后问了个傻问题:“你还有什么不会的？”阿城认真想了想，说:“生孩子。”阿城到上海来，对着陆灏大侃书法。他不谈二王，不谈颜柳，也不谈苏黄米蔡，而是给他上了一堂基础课——如何执笔！阿城说，古人写字时，笔杆是左右转动的。陆灏不信，当场拿了根筷子做试验，结果发现转了就不能写，要写就不能转。阿城开导他，你要是转成了，你就是王羲之了。陆灏仍然不信，翻书，发现清代的刘墉还真是这么写字的，甚至有因为转得太厉害致使笔都掉地下去的时候。

    叶秀山也曾讲过一段关于书法的掌故。叶秀山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哲学家，但他不仅对哲学很在行，对京剧、书法等传统的老玩艺都很在行。叶小的时候，父亲告诫他，学字不要学赵体，当时还不甚明白，到“文革”中，看到哲学所副所长陈冷一写检讨自我批判，供述自己的“罪状”之一是小时候偷懒没有临习难度较大的欧体、柳体，而贪图容易临了赵体，造成以后写字没骨架，软绵绵的没有朝气，这才明白父亲的深意。练书法练成了罪状，希望只是那个疯狂年代里的事。

    比起外来的，出入陆家“客厅”的本地文化人当然更多。当然，如果是老上海的耆旧，那座上客就变成陆灏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来的文化名人中，施蛰存算一个。“午后的阳光撒在窗外的阳台上，窗下书桌上零乱地堆着书报文稿信札，九十岁的施蛰存老先生坐在书桌前，嘴里衔着雪茄。我坐在他身旁，抽着烟，一老一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个场景，多像是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乡村，又多么像是王家卫电影里的老上海！坐在施蛰存的书桌前，听他谈《石秀之恋》，谈完了，还能从老先生的书架上“顺”走几本原版的或绝版的、扉页上贴着“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的好书(老先生散书)。这种好事，是个读书人就很羡慕吧，可人家呢，“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份名单要继续开下去，还有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钱仲联，董桥，林行止……毕竟，陆灏的“客厅”里招待过上海的大半个文化圈呢。在这本《东写西读》里，提到的还只是极少数。提到他们，陆灏也并非是存心夸耀，只不过是自然地想到哪写到哪，可是在我们，却情不自禁地要艳羡他那份得天独厚了。可陆灏呢，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给他的信中所说:“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衣，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

    还好，接生婆下岗后，生了《东写西读》这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