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晓楣 出处:文汇报 2007年3月)
新策划了一本书——《我的抑郁症》,从买版权,请王安忆翻译,请崔永元写序……我费尽心力。
这本书的作者是伊丽莎白·斯瓦多,她是美国著名的先锋剧作家、导演,还能作曲和演唱,总之,她在自己所爱的这一行里游刃有余,但是三十年来她始终为严重的抑郁症所困扰。斯瓦多最近一次发病,非常严重。她找到了一个对她很管用的方法,借笔宣泄,因此才有了这本精彩、心酸却别有趣味的自传体小书。她写了这本书——确切地说是画了这本书。她运用赤裸裸、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素描,以幽默和人性化的笔锋,传述了一个女人如何与心理恶魔作斗争的经历。我希望它能带给抑郁症患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安慰和鼓舞,哪怕是一点点。
我关心抑郁症这个病,更关心得这个病的人。我父亲就是患者之一,他发病时,我们一家都陷入黑洞;和他相伴,痛苦至极,但我仍深深地爱他。在我的朋友中,也有好几个人因抑郁症而相继离去。每次接到噩耗,心都会像被电击一样,抽作一团。我总是会有深深的愧疚:为什么在他最需要时,我竟浑然不知?也许一个温暖的电话,一束洋溢着生命力的鲜花就能拖住他的脚步?我总是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有一种来不及做的焦虑。
从策划选题开始,我就想请崔永元写序,当然是为了提高市场的宣传力度。我不认识他,名人离我太远;几经周折,才找来了他的手机号码。我迟迟不敢给他打,因为在电话里拒绝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实在太容易了。从一月份一直拖到三月份,书已经请王安忆译完,设计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即使他不理我。
先是托杨东平转去了原版书,以及翻译好的资料;随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了话筒。想到他经常睡不好,又想到和他一样也是抑郁症患者的父亲经常早起发脾气,我选择了下午一点多给他打电话。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张扬跋扈,温和,显得有点疲惫;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他说,自从他在央视上公开他得了抑郁症,患者突然多了起来,医家、商家,包括书商都利用抑郁症来挣钱……他现在手头就有十几本谈抑郁症的书,希望他做推荐。我问他,你看过我的书了吗?他回答看过了,说书中所谈到的发病过程他整个都经历了,他说这本书好就好在没有向抑郁症病人谈大道理。临了,他告诉我,昨夜只睡了三个多小时,很难受。我知道那种滋味,说实在话,我当时已经不是那么坚持要他写序了。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
崔永元老师,您好!
昨天和您通过电话。
您提到春节晚会上观众对“小崔抑郁”的反应竟然是一片笑声……我想如果是白岩松这么说,大家一定笑不出来,认为他得了重病,从此要告别荧屏;但是您这么说,大家就会觉得抑郁没什么了不起,能治,“看,崔永元不是还在谈笑风生吗?”
《实话实说》中讨论过那么多难题,您总是引导人们往前看,让大家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您能让人宽心,您能疏解郁结在人们心头的硬块。也许那只是您的主持风格,但人们以为那是您的生活态度。“春晚”的笑声中有误解和冷漠,也有解脱和宽慰。
您是个名主持,能在荧屏上袒露自己得了抑郁症,就像我那本书的作者——她是个知名的先锋剧作家,能以漫画形式表述自己得病的感受,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希望你们能把勇气传输给更多的读者,让他们也有勇气爬出黑洞。
我父亲是抑郁症患者,很多年了,他发病的时候我们全家都陷入黑暗。他和我母亲一起看了您的节目(我说的不是“春晚”),非常感动。因为有人和他得了一样的病,并且还在生活和工作,这使他松了一口气。您的节目比我成百上千次的劝说都有用——这就是我想请您写些文字的原因。无论您是否写,我都能理解,您尽过力了。
希望您能睡好,心情好。
后来又通过几次电话,还见了一面。我看见了他的工作状态。看见他本人以后,我不再相信媒体的那些负面报道。他是一个人,所以就不可能说一万句,一万句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关心别人,他尊重生命,对世风日下感觉愤怒。对某些人来说,他是过于认真,过于有社会责任感了。
下面是他在长征途中给我的书写的序言:
大话抑郁
编辑不知道是第几次催稿,我很尴尬,编辑更是。其实稿子早就写好又撕碎了。写得太真实,看得自己头皮发麻。
抑郁症离我很近,近得像亲兄弟,书上描绘的大部分病症我都具备了,还有即兴发挥的部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我抑郁并活着。虽然国家GDP每年都增加,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满脑子都是极限运动。抑郁症病人有多苦,不说也罢。
我的优点是热爱科学,包括医学科学。所以,我去医院看医生,我一五一十地说,医生一把一把地开药,我一天三顿三顿地吃。坚持了两年,太阳又从东边升起。
抑郁症是病,不是灾难,你看,我又可以主持节目了。
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你看,我又被评为CCTV先进个人。
抑郁症是可以反复的,你看,我最近又“炮轰××”了。
抑郁症也不是谁想得就得的,不高兴不一定就是抑郁,看个笑话,如果还笑就没大事。要警惕目前涌动的抑郁泛滥的现象,很多朋友一皱眉头就被送进医院被人摁着大把吃药,乐坏了卖药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心里想,三个疗程治不好才叫酷呢!
抑郁症在中国是新鲜事物,心理医生不会雨后春笋般涌现,培养一个心理医生比治好一个抑郁病人要难得多。业内人士从理论上讲,合格的心理医生总数不会超过梁山好汉的总数。可以想见,现在李鬼、郑屠户、西门庆、潘金莲都穿着白大褂给人下药,他们的执照是谁颁的?
对抑郁病人恶语相向是不礼貌的,也不文明,不像奥运会主办国的公民。对待这样的人你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不理,二是对骂。
希望因为抑郁而得到别人尊重的想法是不理智的,也不现实。说明你病得不轻。既然抑郁了,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
抑郁就像当官,当得好好的,忽然被降了一级,天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没得说了。
顺便说一声:他不要稿酬。
从某个角度来说,抑郁症是社会病。目前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剧,生活压力加重,工作节奏加快,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则越来越疏离。过去的信仰、传统观念被颠覆,新的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几乎人人都处在焦虑之中。如果这个世界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爱,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