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朴承之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5月
在大约２０年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中，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至４０年代学术的发展得到空前的重视，并且基本形成了全面肯定的言说逻辑，相形之下，对当代学术的关注热度就显得微乎其微了。这其中固然有难以“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陈寅恪语）的顾虑，要保持距离才能客观求真，但缺乏省视与反思自然也不利于判断当下的状况和应采取的努力方向。这还使得当我们热议１９２０年代前后成名的学者群体时，对于他们的学术是如何传承的、他们的学生辈是怎么一个模样，却没有清楚的认识。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的学问固然很好，但如果我们不清楚接下来的链条，就还不是完整的学术史。如此说来，《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一书选定２０世纪初至１９２０年代前后出生的学者即上述的“学生辈”为对象，有其独到的意义。说是嘉惠学林，并不过分。
“家学与师承”是从学术来源取景，也为观察学术流变提供了参照系。现代中国的学术资源，有的来自新兴的现代高等学府，这不必赘述；也有继续发展的留学潮，如书中收录的季羡林、周一良等即是；我们不大清楚的主要是余音袅袅的家学，如罗继祖之于罗振玉，蒙默之于蒙文通，以及程度稍低的一般性的家庭学术教育、私塾、乡学一类，对这些的涉及尤其是本书的一大贡献。学术资源问题不仅意味着下一代学术的来源，也体现着上一代学术的传承，所以更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发现传承的系谱。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群落划分，如在北大、清华等大学之外，钱仲联、冯其庸与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是教育机构的影响；胡厚宣、吴宗济等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研究机构的影响；史念海和禹贡学会，这是学术团体的影响；何兹全与食货派，这是学术派别的影响；更直接的如邓广铭与胡适、傅斯年，陆宗达与黄侃，周一良、王永兴与陈寅恪，瞿同祖与吴文藻，徐规与张荫麟，卞孝萱与范文澜，漆侠与邓广铭，罗尔纲与胡适，茅家琦与罗尔纲，李瑚与陈垣，这是师承；更有间接者，如顾廷龙办馆治书所受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的影响，若非张世林先生求得一段追忆，恐怕其中因缘更已无从查考。学术传承路径多样，传承的除了知识，还有治学的路数、对待研究对象的态度和思想。其中有学术取向的不同，如社会经济史、马克思主义文史学家对理论和分析的重视，传统文史之学的校雠、考据及述而不作，受“兰克史学”影响的实证史学。也有学术思想的差异，最显著者如对文化传统的传承、批判抑或解释，信古、疑古与释古，近代中国思想的往来征战在学术史中有集中的体现。
这几种路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单线联系，多种学术范式交叉影响青年学子或年轻学者的现象并不少见。当它们集中反映在一个人身上时，就表现为个体学术取向的发展史。现代学术脱离了中古的门派束缚而多元、多变，为个体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如胡厚宣，在从北大到史语所的十几年间，就经历了“由新文化到旧国学，由《通鉴》、《文选》诸子群经到历史的批判，由旧史学到新史学，由《老子》、社会史到古代史，由信古、释古、疑古到考古考证”，我们不能真切感知但可以想象，一个青年在面对托古改制的古史观、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古史二重证据、中国社会史论战等频繁登场的学术潮流以及胡适、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摩尔根、恩格斯等背景不同的各家学说时，内心曾经发生过的冲击、矛盾、斗争、徘徊与抉择。学术自由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这是学术传承的大环境，经过自由、激烈的思索而最终决定的学术路径才能具有探索真知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在向前发展中体现了学术流变的“变”。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邓广铭的宋史研究，何兹全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较诸前人都往前走了一大步。黄永年从《读陈寅恪先生的〈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到《说李武政权》和《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对陈寅恪《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较大幅度的修正”，清楚地标示着“变”的轨迹。
流变之中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撮其要者如从考证到通变，史念海在强调治史者不能离开考证、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来历和真伪必须要考证的同时，更指出考证只是“起码的准备工作”，若“统论全局”就不足了；田余庆称赞陈寅恪在“纷乱如麻、无从下手”的周隋之际发现“关陇本位政策”的大线索从而使得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周一良自信在“通古今之变”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均是由“通变”着眼，这也是中国近现当代学术转型的特点之一。学术的流变中也包含学术与政治的复杂互动。周一良强调要告慰师者的是在其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并且考证与通变、材料与理论之类的学术分歧往往是和政治搅在一起的。１９４９年，好友从解放区给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漆侠带信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希望其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指导历史研究，由此可以想象新旧巨变中一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向富于改造力的新思想的情景。到黄永年所述自１９５０年代起，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说简单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首先研究经济财政，由此开始从事唐代经济财政研究，则影响所及已由治学方法进入治学领域和整体学术范式。这种影响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计划的、集体的，周一良就是在计划研究的安排下，放弃已经洋溢着学术之梦和师友众望的魏晋南北朝史，“服从需要，改搞亚洲史”。于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流变中出现了单向度的“改辙”。这种改辙到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文史之学部分走向“回归”，邓广铭三写、四写《王安石》，周一良开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三个段落”，钟敬文重新开始民俗学研究，即是典型例证。但是，这个过程远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正－反－合”的综合发展，人是连续的，学术也是连续的，上一阶段思想和方法的轨迹会体现在下一阶段的研究当中。
在这个流变过程中，有必要强调一下“失忆”的问题。已有学者在发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同时，反思学术史“链条中断”、“遗忘”等现象，但似乎呼吁与弥补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新旧之间的角力，与权势转移相伴随的是失语。并且因为发展往往是通过不同学术范式的“回归”来体现的，所以就产生了“交替失语”的现象。也就是说，不是单向的，而是往复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在这个“正－反－合”的过程中，我们遗忘了很多，无意识的或有意识的，结果经学的传统、乾嘉的方法，不仅本身已是绝学，就连对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也难于接近真实状况；其实，即便是本曾开启新学术门户、只不过“新”得还不够的沈曾植、罗振玉等，在学术史中也已归于黯淡乃至被忽略，他们的学术取向和学术路径得不到继承，甚至已经少有人能弄懂他们的学问，于是这些部分便被置于“失忆”的角落。王国维曾评价沈曾植：“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妙，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揽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怕是很多人看了会莫名惊诧。在趋新弃旧和笼罩天下两种思维并行时，无需要、无共鸣者即被置于眼光之外，这是近代以来学术史的通理。但是恐怕有一天，我们日益感到从传统汲取养分的重要，却发现已经读不懂传统了，哪怕是那些曾经很新的“传统”。更为基本的是，在“失忆”的作用下，我们所知的学术史是经过选择、倒溯塑造的，寻找真实的连续也要颇费一番周折。
今天的学术就是这样一种带着缺失、伴着失忆、在“正－反－合”中行进的状态。传统的重光似乎可能，但已绝非真正的乾嘉学术，而如论者所见是结合了现代分析的实证方法；另一路向是西学的再次引进，其实，实证研究方法又何尝不是拜上一轮西学东渐所赐而成。这是一个多元、并行、杂糅的学术世界，是没有指挥者的复调交响，如果你怀疑主流是不是偏旧了一点，马上就会有趋新的证据让你转向相反的怀疑；反之亦然。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