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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从敌人的监狱中寄给友人的信的集结。这不是偷偷地传送出来的，而是必须经过敌人检查的信，因而，它不能够谈一些可能被敌人认为是违碍的事情和问题，只能写一些平淡的、零碎的感想和小事。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一束信札还是闪着耀眼的光芒；即使谈的是小事和片感，还是反映出了作者的人格的光辉，如同一滴海水也还是会反映阳光一样。
    作者在信中谈读书的感想，谈一些往事，谈一些生活中的印象，也谈小鸟，谈动物，谈花草，谈自然的景色。正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只有在监狱中，她才有较多的空闲，又被限制着不能谈别的事；而她写信的对象又是她的挚友，她才会这样随便地漫谈。这样，我们就窥见了作为一个战士的她的心灵的另一面。这本书对我们是珍贵的，使我们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读着这些信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人格和心灵所感动。

文：李公明 出处：2007年6月
　　
　　我们还可以通过寻找喜欢阅读罗莎·卢森堡的人，寻找我们的朋友吗？几年前林贤治主编《沉钟译丛》，其中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正好弥补我当时只有1990年版、只印了800册的《卢森堡文选》下卷的遗憾；现在的《花城译丛》又有一册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我感到生活中仍有人需要了解那位革命的女性，“红色罗莎”。
　　
　　时代中的罗莎·卢森堡

　　现在这本《狱中书简》只收有97封信，还少于《论俄国革命·书信集》，但是两者之间有不同，“书简”全部发自狱中，有些就是“书信”所无。书后的附录收入汉娜·阿伦特撰写的论卢森堡和评述J.P.奈特撰写的卢森堡传记的专文，更是一篇很有思想价值的文章(可惜译文有不少地方读来不甚流畅，可同时参考收入阿伦特的论文集《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另一译文)。读阿伦特此文会使我们头脑中那个单纯的、诗意的、美好的形象变得真实、复杂起来，会使我们把“红色罗莎”放置于那个充满了复杂、混乱、暧昧和矛盾的激进运动的漩涡中进行考量。

　　如果从世界近现代史著作中检索罗莎·卢森堡出现的频率，可能会使我们失望；甚至在德国史(我不知道在波兰史著述中情况如何)专著中，她都不如我们可能想像的那样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位属于波兰和德国的政治活动家的确为她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她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有值得我们珍视的理由。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被害事件，当然是与发生于1919年1月6日至15日的柏林斯巴达克联盟起义有直接联系。有历史学家指出，在6日的街头群众集会中，卢森堡曾发表演说劝告斯巴达克同盟的同志不要夺取政权，因为运动还没有获得足够群众的支持(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下，第593页，陕西师大，2001)。但是起义一旦成为现实，她又成为了坚定、勇敢的号手。卢森堡在发表于1月7日的文章中呼吁党的领导人要勇敢地负起领导起义的责任，要“行动起来！”；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不要谈判！要行动”；在这些文章中卢森堡关于革命党的领导人必须坚决地、勇敢地领导行动、全力推进街头战斗以夺取政权的呼吁，正是她在1918年撰写的著名的《论俄国革命》一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之一：她据此而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起义中的部分工人和士兵遭到军队的残暴杀害的时候，卢森堡于14日发表了饱含着悲愤激情的文章，怒斥“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均见于《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二天她本人也遭到残忍的杀害。她的勇敢无畏与充满道义激情的品质使她的形象超越出政治斗争的漩涡和泥淖，成为正义反抗者的红色象征。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对比卢森堡与列宁，认为前者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要比后者的自由得多，也更富自发性(休斯《欧洲现代史》，第135页，商务，1984)。的确，卢森堡与列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把缺乏公开监督与言论自由的少数人专制的危害性异常尖锐地揭示出来。早在1918年十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她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

　　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见《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3～504页，人民出版社，1990)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特地引述了这段话，并认为“她这些预言般的话语，今天读来(该书写于1963年——引者注)就像是对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的现实描述”。

　　卢森堡对于自由的珍重还可能与她对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启蒙、首创精神的憧憬与信任有内在关联：她尊崇工人阶级的自发力量与首创精神，容许试验与失败，因此容不得任何人以政党或真理的名义垄断言论、扼杀自由；她强调人民可以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学校(在1906年她的《群众性罢工、政党和工会》中有详尽阐述)。也可以说，她的自由观所表达的理性与情感都是从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生发起来的。
　　
　　监狱里的罗莎·卢森堡

　　回到她的书简中来吧。读她的《狱中书简》，除了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她所面临的形势、所参与的政治活动，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她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充盈着她的情感、天性、品质，有许多关于艺术、历史、哲学甚至植物学、动物学的思考。随便翻开一封信吧，她在给汉斯·狄芬巴赫的信中提到了女人天性中应该具有的两项基本要素是善良和自尊；提到了德国文学中的一个欠缺：缺少文史体散文，并指出它不能是精神阳痿者的避难所；谈到了在情感的冲突中，“如果我遥遥感到哪个人不喜欢我，那么我的心，就会像一只受惊的小鸟那样，立刻离他而去。”仅此一函，那里面的情感与品质、才华与思想已然把这位革命女性的人性、温柔与智慧的另一面展示无遗。

　　阿伦特说，当她的两小册书信集出版时，便足以打破那个宣传中嗜杀的“红色罗莎”的形象。她还谈到卢森堡的传奇形象成为了“对于这场运动逝去的美好时代的怀念之象征”。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不也是曾经怀着对激进运动的怀念而寻觅心中的传奇形象么？

　　监狱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特殊的写作室，就像流亡可以成为一所学校。

　　在我们的思想资源中，对我们影响更大的、写于监狱中的左翼著述应首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是一部对当代生活仍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著作。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则较少涉及理论问题，不是她缺乏那种兴趣和思辩能力——她的《资本积累论》被称为自马克思死后的无可匹敌的成就，而是因为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存有比理论、斗争、政治运动更使她感到亲切和着迷的事物，比如知更鸟、青山雀、鲜花、土蜂。她说在她的心灵深处，山雀要比“同志们”更亲近些。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狱中书信提供了另一种维度。“借着写信的机会”，“发展出我看待自身的新眼光，也可以借此审视自己是如何看待人生的基本事情的。”于是他在须经过审查才能送出去的给妻子奥尔嘉的信中讨论了信仰、人生的意义、行为的准则、必须坚持的立场等问题。他的狱中书简是后极权时代中人类良知的自我质询的哲学文献。

　　在我们的文学阅读中，也还有一位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令人感动，她的书信是“一束寄给亲朋好友的勿忘我花，是充满苦难和悲伤的心灵哀歌”。卢森堡与她比起来却是一只翱翔在天空的鹰，时而会发出“革命和革命带来的一切事物万岁！”的叫唤。总之，“红色罗莎”的狱中书简是她个人独具强大的精神魅力的明证。

文：桑永海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这部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收书信97封，是寄给11个收信人的。收信人的多种身份、背景，决定了书简内容的广泛性，也就让我们看到了两个罗莎:一为革命的、政治的、刚硬的、男性的、现实的；一为生活的、诗意的、柔弱的、女性的、浪漫的。究其实，也还是那一个罗莎——更真实更全面的，更有血有肉的，更复杂更伟大，更让人喜爱、令人景仰的罗莎。两种极端矛盾的精神气质凝聚于一身，难怪罗莎如此迷人。

    不过，对于二十世纪风云多变的共运史上的伟大女姓卢森堡的解读，仅仅靠她的书信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说当今世界“重新发现”了卢森堡？为什么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评价？为什么列宁和斯大林对罗莎有着不同的评价又采取不同的措施？为什么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了出版和学习热潮？为什么时过七十多年，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让世人不得不惊叹罗莎当年的批评“惊人的准确”？感谢此书责编林贤治先生，他不但写了那么好的一篇《代序》，精短、深刻，笔端充满感情，还把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关于卢森堡的专论附于书后。这两篇文章，让我这个对共运史孤陋寡闻者，对罗莎及其《狱中书简》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罗莎·卢森堡一生的最后十五年里，曾五次入狱，先后被囚于七所监牢。禁闭在铁窗里，她放飞自由的心灵，率性而作，写下了那么多书简。特别是她写给好友宋娅的，写给私人秘书玛蒂尔德·雅可布的，还有写给男友汉斯·狄劳巴赫的书简，几乎篇篇都是绝妙美文，字里行间洋溢着高贵、婉约、淳美的诗意；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关怀，对美的追求，对知识的探索，对现实的思考，对未来的憧憬，字字珠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