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张建平(作者系《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责编)
　　
　　1981年初夏(抑或是初秋？记不清了)，我奉出版社领导之命，登门拜访当时的复旦大学外文系知名教授杨岂深先生，商谈落实《批评史》的翻译工作。杨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杨公子自伍。

　　转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批评史》的前三卷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是自伍翻译、杨先生审校的，译者署名为“杨岂深、杨自伍”，责任编辑是方平先生。第二、三卷是自伍独自翻译并署名，而其间方平先生退休，由我任责编。在编校第四卷时，我国已加入了国际版权组织。在要不要购买全书翻译版权并继续出版五至八卷的问题上，我产生了犹豫。一则像《批评史》这样的精品实在属于“叫好不叫座”；再则以自伍兄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如果翻译能够大卖的文学名著，绝对是名利双收的事情，我要是再让他把《批评史》译下去，真有点像是“害”他。我把顾虑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给译者打电话，请他继续合作。偏偏自伍兄是个重情意的人，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我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全程陪同”。

　　就在交出第八卷译稿之后不久，他又开始了对第一卷译文的修订工作，他承诺在两年的时间里把全部八卷译文修改一遍，而我也打算请我信得过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对全书进行重新包装。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里外三新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奉献给读者。

文：凌越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一部皇皇巨著

　　许多有经验的读者都曾有过这样的体会：曾经吸引自己的当代文学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久远年代的文学；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人们发现吵吵嚷嚷的当代文坛提供的那些所谓新思潮新方法，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之前的某个文学思潮的回声而已。正如伍尔夫曾经指出的：“文学，正像批评家们刚才说的，已经存在了很久，它业已经历过许多变化，只有眼光短浅、心胸狭隘的人才会夸大眼前这些风风雨雨的重要性，尽管它们也许能把海上那些小船搅得上下颠簸。狂风暴雨只能在水面上肆虐，深海之中仍然一如既往、平静无事。”当然文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是它的变化远比人们想像的要缓慢和深沉，就像深海里的潜流不易为人察觉。韦勒克的这部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则是认识这股潜藏海流的最好指南。

　　这是一部皇皇巨著，译成中文的字数有三百五十万字之巨，分为八卷。第一卷《18世纪后期》、第二卷《浪漫主义时期》195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卷《过渡时期》、第四卷《19世纪后期》1965年同样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版了第五卷《英国批评1900－1950》、第六卷《美国批评1900－1950》，1991年出版第七卷《德国、俄国、东欧批评1900－1950》，1992年出版第八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批评1900－1950》。三年之后，勒内·韦勒克逝世，享年92岁，也就是说，韦勒克倾其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在这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介绍了上起1750年，下至1950年，包括了西方文学批评200年的历史。《批评史》中文版的出版也跨越了整整20年的时间，第一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此后的20年相继出版了后七卷，第八卷去年12月才刚刚出版。
　　
　　大背景与大视野

　　为什么把《批评史》的时间上限定在1750年，韦勒克在全书前言中有明确阐述：“它(指批评史)应当阐明和解释我们的文学现状。”18世纪中期，正是从古代继承下来并在16、17世纪的意法两国得到发展和定为法典的新古典主义批评的庞大体系逐渐解体的时期，而韦勒克开始写作此书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则是艾略特所开创的新批评的鼎盛期，一般认为“新批评”是针对浪漫主义的主观作风、抒情风格和自我表扬的一种反动，实际上是对被浪漫主义思潮解构的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回流一种认同。《批评史》即是在此大背景下展开论述，亦可见出韦勒克恢弘的视野。

　　另一方面，韦勒克高超的审美能力，使他不屑于只是勾勒文学思潮的粗大线条。他深知许多文学观念在不同语境下，在和不同时代发生的微妙的化学反应中，会显出迥然不同的意蕴，因而他对于这些观念的使用是极为审慎的。在韦勒克眼中，文学的发展当然不是简洁的直线型的，而是复杂的缠绕在一起的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的前景也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在《批评史》中经常可以看到，韦勒克对许多批评家们前后看似矛盾的观点的细致分析，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能力尤其是出类拔萃的，他是真正精通文学的学者，这在研究文学的学者中可是不多见的，大多数文学学者往往只会隔靴搔痒，真谈到文学的深处，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张口结舌。也许正是因为韦勒克对于文学本体的尊重，使他把大量篇幅花费在对文学观念复杂的逻辑分析上。

　　朱光潜曾批评《批评史》对于时代的总的精神重视不够，也许他在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的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其实，韦勒克对时代思潮的把握比勃氏要更为宏大些(至少在时间上，他关注的时间段比勃氏长了一倍)，而且思潮本身也在韦勒克的观察之列，也就是说，韦勒克不会跟着众所周知的那些潮流亦步亦趋地展开论述，因为他深知那些思潮许多时候也是似是而非的，漂亮的话语下面不外是陈年的旧物。因此，韦勒克宁愿以批评家为单元展开论述，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被所谓思潮牵着鼻子走，同时又可以发挥他自己超人的文学审美能力。
　　
　　韦勒克：批评家的批评家

　　西方学界普遍公认韦勒克是“批评家的批评家”，的确，韦勒克的阅读量和涉猎的范围是惊人的，他所论及的书籍估计能填满一座图书馆。在《批评史》中，韦勒克论述了两百年间数百名不同层次的批评家及十余种批评思潮和流派，对许多大批评家与重大理论思潮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更难能可贵的是，韦勒克对于这些多产的批评家多能条分缕析地提出自己的个人化的看法：有时赞同，有时激烈的反驳，更多的时候则是平实的分析，指出合理或者错误之处。通常认为韦勒克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以及英美“新批评”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批评史》中韦勒克也就自然给予这些流派的批评家更多的关注。在第六卷谈到新批评时，韦勒克语气里充满了对英美当代学界轻视新批评的不满，“我认为新批评派所教诲的许多内容言之成理而且将继续有效，只要人们还思考文学和诗歌的性质和功能”。韦勒克还慷慨地给予他的新批评同道兰塞姆、艾伦·泰特、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布莱克默、维姆萨特等人以专章的篇幅。

　　《批评史》的写作不是不偏不倚的客观呈现，而是带有韦勒克自身的明显印记，就像许多作家诗人毕生写作一部书一样，韦勒克则将自己所有的思考融入这套书中。这样做的好处是局部的偏激的结论有可能被另外的语境下的观点中和，因而《批评史》在总体上并不会给人以偏激之感。除了对一些比较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颇有微词之外，韦勒克对于诗人批评家的“信口开河”也颇不能接受。这对于一个数十年接受严格的批评训练的职业批评家来说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像杰出的诗人那样无需任何辨析直接道出真理的方式在韦勒克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庞德，韦勒克的疑问就更多了，他甚至说“庞德对美国知识界不分青红皂白的蔑视，有一点酸葡萄的味道”，不过说老实话在此我分明看到韦勒克嘴里的酸葡萄，庞德看似鲁莽直率的很难经得起严格逻辑考验的批评文章，却是影响力最大的。

　　《批评史》涉及到的西方批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翻译成中文的只是其中小部分，对中国读者而言，《批评史》可以说打开了宝库的一扇大门，许多秘密的珍宝正在黑暗中闪着奇异的光泽，诱引着中国的译者和读者去采撷。我特别好奇的有约翰逊博士和莱奥帕尔迪，作为英国和意大利深具影响力的批评家，我很奇怪为什么至今不见他们著作的中译本，他们可是早就过了版权保护期。稍晚一点的有：托马斯·曼的大量批评著作，尤其是《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以及他的晚期批评著作；霍夫曼斯塔尔的四卷本随笔文集；还有此前我根本没有听闻过的捷克批评家萨尔达，我为韦勒克如下的评述迷住了：“他(萨尔达)的风格将迥然各异的成分熔为一炉，形成了一种炽烈的气质：博学的批评术语和抽象的概念与不登大雅的口语、华丽比喻与粗俗讥嘲同时出现的赞颂段落、还有惊人的人身攻击性的引文全都错杂交织。”

　　作者系当代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共有8卷，论述从1750年以来的200年里西方各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由于作者造诣深厚，资料丰富，表达清晰，因此把一部常人想来艰涩难懂的理论专著写得深入浅出，颇多幽默风趣之处，从而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早在20 世纪60年代我国教育部就将其列为高校文科辅助教材，并委托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杨岂深先生翻译。后杨先生因身体不好，遂由其公子杨自伍“接班”。前4卷出版后得到圈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可以说，凡是研究或喜欢比较文学的人，都将它视为必读书。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宋金绪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知识分子应该做自己的本分，翻译就是我的本分
　　
　　如果一开始就有八卷，我不知道今天能否译完

　　南方都市报：你先后花了20年余年的时间翻译了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你怎么看待这项工作？

　　杨自伍：实际没有20年，中间由于版权的问题停顿了几年。可以分为两段，从1985年到1997年我主要精力用于翻译《批评史》前四卷，从2001年到2006年翻译后四卷。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表明自己对待学问的态度，对学问要有一种敬奉的、虔诚的态度。我想起顾炎武先生说过，“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庵然媚世之习”。此言对我影响至深。可能我还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

　　南方都市报：你父亲杨岂深先生1964年开始翻译《批评史》。你参与这个工作是怎么考虑的？

　　杨自伍：如果一开始这套书就有八卷的话，我也不知道今天能否翻译完。当时韦勒克只出了四卷，后来他陆续出到八卷。从批评史的角度，对西方文学批评的视野而言，仅此一人，没有人的学识和学养能超过韦勒克，我开始不知道他有这么宽阔的范围。
　　
　　对学问要有敬奉虔诚的态度

　　南方都市报：你在翻译前作了哪些准备，又是如何翻译的？

　　杨自伍：我把当时坊间能够找到的中外文论书籍尽可能搜集完备，包括中国古代的文论和诗话，我都是一边翻译一边阅读。这么多年来，我白天都在办公室，五点一刻到家，六点吃饭，这45分钟我都利用来翻译工作，在饭桌上最多停留20分钟，然后稍微散步就开始工作，晚上一般11点才休息。有时候做一个注释，要对材料进行取舍比较，查相关的典故。1984年，我花2000多元买了三卷本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因为《批评史》引经据典，涉及语义出现在几个世纪之前，而语言不断沿革变化，历史上有些释义，现在的词典已经不收了。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很痛苦的。以现在的任何条件都远胜于我的父辈，但是现代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比较功利，都很难跟前辈比较。现在求多求快，贪大求全，但是我觉得对学问还是要有敬奉虔诚的态度，还是有一点欠缺。翻译家吴劳先生知道我实在喜爱作品，故而多次劝我放弃翻译这部鸿篇巨制，他非常关爱我，希望我多译文学作品。我的信念就是要善始善终，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完成，好不好另当别论。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

　　杨自伍：这种力量就是我刚才讲的信念。我觉得生命如此短暂，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就要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还需要坚守一些底线，对待学问对待生命意义的基本原则。我的底线就是不能随时尚，选择了之后要有一种责任心。前辈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葛传椝先生、陆谷孙先生。当然老一辈知识分子衣食住行的条件相对优渥。他们的治学精神，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还有一个基本认识是，前辈经过战乱，经过自然灾害、政治动乱，他们自然而然地献身学问，而我们现在的任何条件都比前辈要好，但是明显缺乏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而现在的学界则是过于功利，过于求多，在繁荣的同时也有一些学术泡沫。
　　
　　翻译这套书是我的本分

　　南方都市报：回过头来看，哪一卷你比较满意？

　　杨自伍：我对自己所译的任何东西，没有满意的。我以为学文科一定要非常喜好，才能乐在其中，如果很功利地去想事情，就不好说了。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你的本分。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三四十年前不需要接受采访——那是你应该做的，你是这个职业的，就像医生做手术，木匠做家具，都是很本分的事情。翻译这套书也是我自己的本分工作。译文社数任总编能坚持把这套书出下来，可谓不易。按理说翻译完后应该如释重负，但是回过头来看，有些还是不理想。我至少做到一点：翻译个人认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而且我基本上都是介绍我自己喜欢的作家。

　　南方都市报：在翻译第一卷的时候，你和父亲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你父亲希望翻译的平实一些，你希望翻译得可读性强一些，但是后来你觉得学术著作还是要严谨。

　　杨自伍：是的，我前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我现在修订的过程中非常痛苦，因为我基本上推翻了以前的很多工作，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现在修订花费的精力不下于以前。我原打算主要处理误译和译名歧出之类的问题，但是一上手之后发现，想追求得比较好一些，修订幅度超过了我的预料。我现在是逐字逐句处理，工作量可想而知。是简单修订一下，还是做得更好，我十分矛盾，而且时间非常有限，目力不济。我觉得还是值得做，这是对待学问态度问题，你看到作品存在问题，你不能听之任之。

　　南方都市报：韦勒克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什么地方？你如何评价这套书？

　　杨自伍：最大的一点是，他不是从国别来研究，他把文学的经典作为一个文明人应该共同分享的，是作为文明基础的知识。韦勒克的哲学修养很深，他写过《康德在英国》，他对黑格尔也非常熟悉。有西方评论家认为《批评史》是文明的一个指南，这不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研究比较文学，他是视为精神文明的财富。现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和韦勒克的认识基础恐怕相去甚远，一个是从技术层面对待比较文学，一个站在人类的文明发展的高度去认识。韦勒克通过这部著作推动了批评史的发展。可谓独具一功，无人比肩。

　　英美现代的文学专家很难写出这样的文学著作，这套书有其独特的意义。从文学角度来说还是一个视野的问题。
　　
　　我与古人为伴，必然孤独

　　南方都市报：你父亲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杨自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最为可贵的就是，他们喜欢知识，喜欢学问。他晚年跟我说，他后悔当了几十年的系主任，开了这么多会。你像现在的人巴不得当个一官半职的，学术的官僚化其后患是很可怕的。这一点随时激励我要奋进。我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比较昌明的政治社会，一个物质比较充裕的社会，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做事情。先父晚年在编《英国文学选读》的时候，他的手都在抖啊。老一辈人对学问的至爱，一种科学精神，这是值得我们身体力行的。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解放前复旦外文系有位先生在出考题的时候，一道题出错了，下个学期校方便解聘此公。这一点影响了的我翻译和编辑工作，不管是学文学还是学语言，语言的基本功一定要打好。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做下来，和一种精神的力量和对待学问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门外功夫支持我做下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感到孤独？

　　杨自伍：这是命运，我与古人为伴，这是必然的。生活在一个商业化社会里，你如果要保住你自己的底线，维护你年轻时代形成的信念，你必然是孤独的。这就是两代人的不同。我父亲那时，他们吃饭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步，谈论的都是学问，学问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了，前辈学人的学问和生活是不分割的。而我们这一代学人似乎有一大遗憾，就是物质生活比较宽裕，其实比较奢华的生活并不宜于学问的增进。话说回来，“谋道不谋贫”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