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本书是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钱锺书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在本书中，钱先生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的缜密的考疏，体现了先生学贯中西的丰厚学养，代表了目前学术界的最高水平。

文：马蓉
出处：读书 1980年第3期

    一九七八年十月，《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册里刊载了钱钟书同志的新著《管锥编》选录五篇，引起了国内外学人极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现在，这部巨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计百余万字。听说这部著作是五、六年前钱钟书同志大病之后，耽心自己不再能从事著作，急于争取时间，“和死亡赛跑”，带病将他多年来刻苦读书、潜心钻研的部分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那时候，“四人帮”横行霸道，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十分猖獗，扼杀学术，摧残人材，不用说得到领导的支持、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本著作了，就连很普通的图书资料都难得见，所以钱钟书同志在整理过程中，查核引文等等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们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
    钱钟书同志在《管锥编·序》中非常谦虚而又不无感慨地说：“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短短的几句话，看来平常，岂知这怎能概括得了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从事研究和著述的艰苦历程！熟悉他、敬佩他的人都知道，这部长编巨著，是在多么不寻常的岁月里，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最后得以完成的。作者在这篇《序》中又说，原计划除谈论到的《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弼《老子注》、张湛《列子注》、《焦氏易林》、洪兴祖《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之外，又有《全唐文》等五种的笔记，但因“多病意倦”，目前还没有整理出来。另外，有关“西方典籍”的一些稿子“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我们热望并深信，不要很久，《管锥编》的续编会相继完稿，其中论及《全唐文》、《全唐诗》的部分，定会珠玉生辉，精彩异常的。钱钟书同志在国际学术界素负盛名，精通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语言，他用英文写的关于外国文学的论文，正集中进行修订，准备作为专集出版，必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
    《管锥编》这部书是用很讲究的文言文写的。作者就他在那十种经典里所碰到的问题，分别作了缜密的分析、详细的阐释或精确的考订。有话即长，一万余字始尽；无话则短，三言两语已足。钱钟书同志学识渊博，思想锐密，文笔精炼而富有机智，分析精当，说理透辟，明珠润玉，俯拾皆是。如《周易正义·观》一节中，就“神道设教”进行了阐发。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讲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钱钟书同志引马克思原话：“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上面这句话很重要，却为我们所忽略。忽略了上面这句话，实际上贬低了马克思这句话的价值。因为钱钟书同志指出：“浪漫主义诗人早言，俗子仰宗教以解忧止痛，不过如收鸦片之效。”可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以前早有人说过，马克思这句话的真谛，就是指出了“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这点。我们一般只说神道设教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的，钱钟书同志还说：“古人每借天变以谏诫帝王”，“以彗星为‘天教’、荧惑为‘天罚’”，“然君主复即以此道还治臣工，有灾异则谴咎公卿”，这就看得全面。我们只知道神道设教之为愚民，对于《荀子·天论》里的“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的“以为文”不理解。作者引《淮南子·<SPS=0623>论训》指出世俗的各种禁忌托于鬼神的，“宗教之命脉系焉。”“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作者又据《易·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引《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此外还征之《管子·牧民》、《论衡·四讳》、《墨子·明鬼》诸篇，说明“政教相须”自古而然。并且批评了清人魏禧、魏源二人只宣扬“设教济政”的功效，却讳言宗教毒害、麻醉人民的一面。中国如此，外国也不例外，请看：“十八世纪英国史家吉朋尝谓，众人视各教皆真，哲人视各教皆妄，官人视各教皆有用。”至此，宗教的反动实质和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得力工具的真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人非木石，岂能无感，惨遭“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之祸，被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深深地、久久地伤害了肉体和灵魂的人们，在亲身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和浩劫之余，读了这段文字，深思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又怎能不想得很多很多！被“四人帮”严重歪曲后强封为“法家诗人”的柳宗元曾说：“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作者所引的这段话，给了这些政治骗子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不可不谓之精辟。
    《管锥编》一书中也有许多巧妙的言辞令人赞叹不已。例如第三二页论古代“隔物欲”的方法：“一者不见可欲，二者见不可欲”，作者解释“不见可欲”其实是怕可欲之物乱衷曲，“然虽言不见，而实知其可欲，动心忍性，适滋‘抑割’、‘强止’之患”，又紧接着剖析“见不可欲：物之可欲，每由其面，其背初不尔，倘睹背之无可欲乃至可憎可怖，则庶几勿为面所迷惑”。行文至此，作者腾越于中国和西欧古代文艺典籍之中，举出了从《红楼梦》里贾瑞照风月宝鉴直到莎士比亚加尔德隆剧中术士见美人等等十七个各式各样的例子，论证充分周到，充满了智慧、趣味和幽默的言词，从而深刻地说明了人们应该善于识别事物的幻象和真象，而不被那些“面背迥殊”的假象所迷惑。又如第九八页，论诗句不宜坐实：“尽信书，固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又如无书。不尽信书，斯为中道”。读诗和读史不同，不能用读史的眼光来读诗，应该掌握诗的特点，而不混同于史；否则“执着”就妨碍着人们正确的阅读和欣赏，正象作者所说：“泥华词为质言，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都是不学、不思的缘故，因此读诗时犯了将“诗歌之真”认作“事物之实”的毛病。作者在这里写的是《诗经·河广》的一段文字的考据问题，但又讲的是一个读史与读诗的区别，引而申之，又何尝不是用其寥寥妙语，道出了读书和治学的一个根本方法呢？再如第三三三页论李斯在严刑逼迫下屈打成招，作者首先指出，这是我国史籍中有关“逼供信”的最早记载，进而又引《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来俊臣》、卷二六八《酷吏》，《水浒》第五回、第五三回说明酷吏先以非刑问罪，继而逼囚吐实，制造冤狱，草营人命，自古皆然。但作者出人意外地以古罗马修词学书引语做结：“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酷吏的残忍擢发可指，逼供者的愚钝跃然纸上，作者持论之精粹巧妙令人拍案。
    《管锥编》中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鲜的见解更多，如：第一六四至一六六页论古史“记言”和小说、戏剧里的对话相同。这个结论用钱钟书同志的话说即“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第一八一页论古代迷信鬼神者的矛盾心理等等都是极新鲜的见解。另外，第二至六页论古代哲学语言里把一个字的各个不同意义在同时一起用；第二九至三一页论象征有正反两种；第三六至四一页论比喻的“边”和“柄”，这是以前讲修辞学的书所未道者。钱钟书同志的友人，作家周振甫先生，把“喻之二柄”、“喻之多边”这些新的见解补充到他的很受读者欢迎的《诗词例话》(修订本)中去，从而就古典诗歌这一方面的实践检验了这些新论断的正确性。《管锥编》一书里，中肯的论述，巧妙的言词和新鲜的见解比比皆是，我们只能管窥一二，锥指三四，篇幅所限，不能详举。
    下面我只想谈谈这部书所体现的方法，那个方法似乎也贯串在钱钟书同志其它的学术著作里。
    凑巧和《管锥编》同时出版的，有作者的《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本书里好几次说到“参看《管锥编》某某篇”。《旧文四篇》二七页讲起狄德罗《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时，有很值得注意的一节：“这在十八世纪欧洲，并非狄德罗一家之言，且撇开不谈。在古代中国，民间的大众智慧也早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原注：我所见到这句话的最早书面记载，是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缪艮辑《文章游戏》二编卷一又卷八〕。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正是黑格尔一再讲的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由‘识’转而为‘知’〔原注：见《精神现象学》霍夫迈斯德校订本第二八页，《逻辑学》雷克拉姆《万有丛书》版第一册第二一页〕，从老相识进而为新或真相知。”《管锥编》第一七一页至一七二页对戴震以及清代“朴学”家的主张的批评，可以和这一节，互相发明。戴震等认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钱钟书同志说：“是特一边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他又说这个道理就是《华严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所谓“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也就是德国哲学家兼史学家威廉·狄尔泰(W.Dilthey)强调的“阐释之循环”。我想，钱钟书同志运用的主要方法不外乎“回过头来刮目相看”和“交互往复”，把中国和外国的、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风尚以至词句相互阐释。《管锥编》中不少有关文史哲的创辟的评论和考释，但是它的最大特色正是这种“交互往复”。很多看来平常又纷扰不可解的现象，正是通过这种“交互往复”的方法，积少成多，沙里淘金，得到合理解释，并归纳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你不博览群书，通晓中外，而又不实事求是，慧眼独到，那么“交互往复”只能制造混乱，徒劳而有害，就是写出《龙虎编》来也难免成为天下大笑柄。
    一位美国汉学家李达三(John Deeney)写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1978)讲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只举了钱钟书同志三十余年前的《谈艺录》作为“前驱”的例子。三十余年后的《管锥编》比起《谈艺录》来显然是成熟多了，讨论的范围也广阔得多，除比较文学外，还涉及观念史、意义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它不但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增强对我们几千年文明史的自豪感，也很有助于了解西方文学和思想，使我们对于西方的若干题材、技巧、观念增添了亲切感。
    初读此书，略有所得，不揣孤陋，书此数端。最后，我再重复说一遍，希望作者关于《全唐文》等五部分以及“外篇”等诸多文字，早日写定，公诸于世。

文：孙小著
出处：《书屋》二〇〇一年第十期
　
    钱钟书先生的书总是很热销，钱钟书研究也总是个热门话题，可是作为其重要学术论著的《管锥篇》，我总觉得其底蕴亦即其思想价值并未得到认真、准确的解读。其实这部成书于“文革”动乱之际的皇皇巨著，其学术思想的基调就是人道主义(首先当然是十八世纪以还的人道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专制的鞭挞，因而在我看来，《管锥篇》其实也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一、 专制的可怕：“口戕口”

        或许有人会问，何以见得《管锥编》有其思想、价值且集中表露于对专制的鞭挞？其实不仅钱氏本人早有明言，书中所引所述及其所论也是赫然在目。因此，顺着《管锥编》中的文本线索，我们不仅可以窥探与索解钱钟书先生“文革”当年的心路历程，对探寻当代中国文化人十年动乱时期的心境状态也不啻是找到并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口。

    人们或许记得，“文革”中曾流行一句很有点文学色彩的话：经过严冬的人才懂得春天的温暖。其实，经受过“文革”磨难的人才真正懂得以言治罪的可怕和言论自由的可贵，因为极左的实质其实就是专制，就是对舆论及言论的钳制。《管锥编》中论的虽是经史诗文，可是打开第一册就会发现，作者的旨趣并非仅限于学术问题，相反，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却始终为其不变的话题，其中对“口戕口”一语的诠释与阐述令人至今为之心悸。

    “口戕口”一语本出于先秦古器物上的铭文，《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始录之。《管锥编》中对此语的诠释颇为较真，首先是在论《周易正义》的部分里为释“颐”卦中的“彖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一语，钱氏先是引出唐人孔颖达对此语的《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继之则指出孔氏“《正义》语乃取之（唐人）傅玄《口铭》”。明眼人已可看出，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角度疏解“慎言语，节饮食”一语，已经悄悄地把立足点置于社会政治层面。然而更值得索解的是，他认为孔氏的《正义》仍未达到一语破的，因而指出：“《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中的）《机铭》‘口戕口’三字涵括此象，则未有言者。”换言之，“口戕口”的含义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戕口”的教训就是应“慎言语，节饮食”。而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提示。

    在这里，虽然“慎言语”与“节饮食”两大义项尚未分伯仲，但在引录唐人刘禹锡的《口兵诫》（“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基础上，钱氏却道出了自己的隐忧：“诸如此类，斤斤严口舌之戒而驰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管锥编》第一册第23～24页，以下仅在引文末简注页码）如果说这里所论尚属泛泛而谈，人们尚且感受不到专制的可怕，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管锥编》中引述的几则“口戕口”的具体史实。

    在《管锥编》第三册中论及《桓子新论》时，为释“新论”中的“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数句，钱氏引录了诸如《宋书》、《魏书》及岳珂《?史》等众多古籍所载“口戕口”之实例。如《魏书·苻生传》载：苻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中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苻生非汉族的君主，其野蛮或出于文化的后进，但汉家的天子以言治罪同样穷凶极恶。据多种古籍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臣工表奏颂圣，每犯忌讳：‘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强盗’，‘体乾法坤’则隐喻‘发髡’，‘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僧’、‘匪’，‘殊’拆字‘歹’、‘朱’，皆科以大逆谤讪，（故）当时有‘撰表（即成）墓志’之谣”（第971～972页）。

    钱氏这里所引尚有南朝及清代的诸多有关“口戕口”之史事，但仅此已使人们感受到了专制统治的恐怖阴森。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何以《管锥编》中一再言及“口戕口”及其种种实例？答案只能有一个：“有感而发”、“有为而发”（钱氏本人语）。因此，《管锥编》中的下述之论既是对历史上专制统治者的鞭挞，也是对“文革”当年某些头面人物的警告：“恃强挟贵，而苛察雄猜，憬然严周身之妨，?焉极十目之视，盖众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众耳。”（第973页）

二、 专制的可鄙：愚民

    《管锥编》中对专制统治及其种种表现的揭露与鞭挞即使人们感受到专制的可怕，也使人们看到专制的可鄙。因为专制统治一方面凭借赤裸裸的暴力，另一方面也无耻地运用种种愚民措施。《管锥编》中有关这方面的叙述虽是理智多于激情，但细细品味，钱先生对专制统治的鄙薄与厌恶之情却依然是力通纸背，入木三分。

    在论及《周易》“观”卦中《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数句时，他即引述《墨子·明鬼》篇中的两段话（其一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并指出：“后世谈士阐发政教相须，与墨子暗合。”这后世谈士中即包括清初文学家魏禧与近代思想家魏源（一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一说“鬼神之说有益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虽然《管锥编》中对“二魏”有颇多称许，但钱氏于此对“二魏”的评论却表露了自己对专制统治的厌恶：“夫设教济政法之穷，明鬼为官吏之佐，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二魏见其治民之效，而未省其愚民之非也。”

        可恨的是，不仅文化人中有这么一帮专为“治人者”谋的文臣策士，专制统治者本身对其中的玄机也是洞若观火，而且不独古代中国如此，古希腊、罗马以还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管锥编》中就此写到：

    古希腊、罗马文史屡言君主捏造神道为御民之具。圣·奥古斯丁斥君主明知宗教之妄而诱民信为真，俾易于羁绊。相传奥古斯德大帝（Augustus）云：“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此真“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之供状。（第18～19页）

    此“之供状”当然也就是供出了“愚民以治民”的可鄙伎俩。然而《管锥编》中对统治者愚民伎俩的揭露尚不止于此，同时还追溯了“愚民说”的由来及其貌似相左而实则为一的两种表现形式。在论及《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臣原伯鲁“不说（悦）学”的有关史事时，钱氏认为找到了“愚民说”的源头（“愚民之说，已著于此”）。就此他引出了《老子》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庄子·紸箧》（“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商君书·垦令》（“民不贵学则愚”）以及《孙子·九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等古籍中诸多议论，指出原生形态的“愚民说”就是原伯鲁辈的所谓“不说学”，也就是“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虽然这里的议论未免略嫌累赘，但说穿了就是，实现愚民的目的既可求助于鬼神也可借助于蒙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钱氏话锋一转同时提出了一个促人自省的警世之论：“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第233～234页）这里虽然无意赘引《管锥编》中引录的宋人晁说之以下众多文家哲人之说，但以“文章学问”为“愚民之具”同样是要达到“治民如治军”的目的。因此，从制造鬼神到制造愚昧再到制造规范的“文章学问”，其实都是专制统治者的一个既不可告人也不愿告人的可鄙图谋：“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三、 专制的可恶：养寇自重

    从《管锥编》、《谈艺录》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理想，因而他对古代中国社会及其专制统治总是取一种审视的目光。在前两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如何评判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但在统治阶级内部，专制体制又有何弊端呢？

    在《管锥编》中论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臧孙氏有关“疾癦”之说时，钱氏由“疾癦”而论及“美癦”再论及所谓“外宁必有内忧”之说。“疾癦”何以成为“美癦”？他先是引出唐人柳宗元的《敌戒》作答：“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大”；继之则以宋人杨万里的下述之论作结：“天之于君，厌之者则骄之以嘉祥，爱之者则谴之以变异，绝之者则误之以强盛，爱之者则惧之以灾害。”换言之，这就是“疾癦”之所以又为“美癦”，或曰“外宁必有内忧”的正面含义。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有貌同而心异者，释敌以为外惧，固远识谋国之忠也，养寇挟而自重，则老黠谋身之巧也；柳州言其一而未知其二。”钱氏归纳的这个连柳宗元尚且未知的“其二”，就是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腐恶机制：养寇自重。

    何谓“养寇自重”？《管锥编》中屡举《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矢书射文种”以下至汪景祺戒年羹尧等诸多史事，而其取舍原则则一概本之于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喻。这里让我们从中转录三则显例以见一斑：

    《南史·贼臣传》（载）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得八百人，（遣）“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北史·贺若弼传》（载）隋文帝曰：“初欲平陈时，弼谓高颖曰：‘陈叔宝可平，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郑达《野史无文》卷三记左良玉大捷而不肯穷追，曰：“留此残贼，武官尚可为人；若贼今日平，武臣明日即奴矣！”同是斯理。（第216～218页）

    这一“斯理”俗称就是“兔死狗烹”之喻，演化为现实也就是“养寇挟而自重”的腐恶机制。虽然在今天看来，“养寇”者自有其不得已之处甚或某种理由，但由此却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政治腐败、民生凋零、社会动荡总是伴随着专制统治相始终？因此，“老黠谋身之巧”也是专制统治必然带来的一大可恶之处。

四、 专制的可悲：身退罹殃

    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不仅造成了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也使臣僚之间经常处在相互倾轧之中。《管锥编》中就此也给我们描述了一种现象：身退罹殃。然而这一现象的含义为何又从何言起呢？

    钱氏在论及《诗经·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两句时，即接过毛《传》所言（“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而把话题引向专制统治下君臣关系及臣僚之间的关系。就此，他先是举出魏文帝曹丕评刘表父子相疏离的言论（“容刀生于身疏，积爱生于近习”），继之则举出两晋、北齐及北宋的有关史事，指出所谓“一日不朝，其间容刀”云云均为“（采葛）毛《传》之旨。”乃直接地说，臣僚不离君实为得宠邀福的一个必要条件，反之，身退于枢要则祸机莫测。因此，钱氏得出结论：“故古来权臣得君者，钟鸣漏尽，马竭器盈，而恋位不去，亦以深虑去位而身与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第102页）

    钱氏还认为唐人“李德裕道此隐衷，最为切至”，故不吝篇幅引出了李德裕的大段之论。为申论便这里自然应予转录，只是此论过于冗长，这里不妨将其要点稍作节录，同时也借以感受一下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悲凉心境。李德裕《退身论》曰：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莫测。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若舍戟开关，则寇难立至。迟迟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乘流者不可以去楫。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寻即远就泽国，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余岂不知身退罹殃，盖耻同（文）种、（李）斯之不去也，则知勇退者岂容易哉！而陆士衡称“不知去势以求安，辞宠以要（邀）福”，斯言过矣！（第102～103页）

    无庸评说，李德裕此论既道出了身为臣僚者可悲心境的“隐衷”，也使人们至今还能感受到专制统治下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政治氛围。然而，倘若我们再联系《管锥编》中随之述及的清初徐乾学“落职尚不肯去”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专制统治不仅给其臣僚造成一种可悲境地，同时还迫使其堕落成为一种政治无赖，因为徐乾学要康熙分清君子与小人，而其标准就是：“说臣好的，便是君子，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区分君子与小人当然不会以此为标准，因此，“身退罹殃”也只能是专制统治下身为臣僚者的一很难避免或者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可悲下场。

五、 专制的可笑：帝皇才学

    《管锥编》中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反思与针砭并非尽为明白晓畅之论，但是，拒绝与否定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却是其作者从不隐讳的主张。因此在钱氏的笔下，不仅专制统治者的心理常处在悲凉与阴暗的状态，专制统治者的形象也从未得到正面的称道。正因为如此，他的有关帝皇才学的议论与嘲讽其实也就是对专制统治的否定。

    首先需要指出，在《管锥编》四册百余万字的著述中，贬议或讽议帝皇的文字几近于比比皆是，其中论及或提及的帝皇，包括梁武帝、魏孝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德宗、宋真宗、清世宗、清高宗等多位古代中国君主。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他对帝皇才学的贬议。

    人们知道，在我国自秦以后的历代帝皇中，南朝的梁武帝父子算得上是“嗜学好文”者，然而在《管锥编》中，钱氏不仅一再尖锐指责梁武帝佞佛“害于其政，著于其寻常行事”（第1544页），对梁武帝“挟贵好胜”的浅薄无聊也颇多讥讽：

    梁武挟贵好胜，史籍频书。《梁书·沈约传》记约与梁武竞诵，各疏粟事，（沈）约故让（梁武）帝多二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南史》)卷五十《刘显传》：“有沙门讼田，（梁武）帝大署曰‘贞（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刘）显曰：‘贞字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褊浅有若是者。（第1383页）

    对梁武帝“挟贵好胜”如此鄙薄，对隋炀帝的自命不凡同样嗤之以鼻。在论及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语时，他由议论司马迁“举例不当”而论及门客著书，又由之而论及梁元帝、唐德宗、宋真宗为表明自己的著述非由“臣下代作”而为“朕自起草”的几则言论，进而论及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的狂言：“设令朕与士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就此，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论及帝皇的“才学”、“术业”：

    夫贵人“言言”，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论衡·自纪篇》），况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学”、“术业”乎？《荀子·尧问》记“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窃谓以群臣莫逮为己忧，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况喜而骄乎！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掘笔书”，即“群臣莫逮”之例矣。（第942页）

    在这里，钱氏虽是仅仅点明论题而未说破用意，但对其所举例证的史实稍作了解，其真实用意即显豁于世。《荀子·尧问》所记本为吴起谏魏武侯言，义为诸侯相争须集思广益方可致胜。至于鲍照为文云云则向人们尖锐揭示帝皇的“才学”实为帝皇的淫威。据《南史·鲍照传》记载：“（宋）文帝以（鲍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又据《南史·王昙首传》记载：传主次子王僧虔善书，但在刘宋孝武帝时，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公元457～464年）常用掘笔（即秃笔）书，以此见容”。至此，我们也就清楚了鲍照为文“多鄙言累句”及王僧虔“常用掘笔书”的苦衷所在。据此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氏援此两典虽是含而不露，但实则告诉人们帝皇的才学其实就是帝皇的淫威。

    当然，专制统治并非凭借统治者“才学”与“术业”，但是，为了宣传与论证专制统治的至上性与神圣性，其帮闲文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吹专制统治者的天资与博学。因此，帝皇才学不仅是专制统治的门面与旗帜，也被装扮成专制统治的道义基础。正因为帝皇才学与专制统治有着如此密切的重要关系，因而《管锥编》中不仅一再嘲讽帝皇的浅薄无聊，对帝皇中的某些“嗜学好文”者也不予称道。

    例如在论及北魏韩显宗“上书”谏其高祖（即孝文帝）不可“目玩坟典”这一史事时，钱氏即以认可的口吻提及“后来唐太宗嗜学好文，朝臣（如褚遂良）亦进诤言”，而在谈到“古来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见者”之清高宗时，他又不无讥讽且不无遗憾地写到：“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未之考也。”（第1491～1492页）“乾隆臣工”中是否有这样一位直言谏臣倒并不重要，但据此我们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所谓帝皇才学不过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可笑的点缀罢了。

六、 专制的特征：隐秘

    我们已经领略了《管锥编》中对专制统治的一系列反思与议论，其中自然有揭露、也有鞭挞，但是，书中对专制统治特征的剖析却更具有思想的锋芒。因此，在了解与感受了专制的可怕、可鄙、可恶、可悲及可笑之后，我们还有必要认识钱氏揭示的专制统治的特征：隐秘。

    在《管锥编》中论《史记》的部分里，钱氏由《秦始皇本纪》载赵高教唆与鼓动秦二世自居深宫不与公卿在朝廷议事，进而造成“但闻其声，群臣莫见其面”一事而切入这一话题，随之他即针对赵高在所谓“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一语中对“朕”字的神化而指出：“朕”字的本来含义就是“吾、我”，或如章炳麟《新方言》谓即俗语“咱”，因而本无所谓神秘性。然而他同时认为，“天子称朕”一语倒确有其相应的文化内涵，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特征。为了验证与深化这一认识，钱氏从历史与思想两个方面作出反思，而且不惜篇幅地引录了诸多史事及有关思想资料。

    就史事分析而言，钱氏引出这样两条史料：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傍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二是《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以书阿二世曰：‘是以明君独断，……塞聪掩明，内独视听’”。针对前条他问到：此“非（赵）高说‘朕’之意乎？”针对后条他又提出：“非亦（赵）高说‘朕’之意乎？”不仅如此，他同时引出莎士比亚剧中人及十九世纪法国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的有关之论以为之助：“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而“法国一诗家言拿破仑不预机务，而若天神然，于日华焕炫中隐形潜迹”（第264～267页）。不难看出，隐秘性就是专制统治的一大特征。

    就思想追溯来说，钱氏首先肯定了晚清学者陈澧的有关之论：“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谓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正是针对此论中“尚未周匝”的缺憾，他引出了儒、法、名、道诸家学术中有关专制统治的众多议论。为广见闻且为申论便，这里不妨稍作节录：

    《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管子·霸言》：“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邓析子·转辞》：“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鬼谷子·谋篇》：“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冠子·夜行》：“故圣人贵夜行”；《关尹子·一宇》：“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而处暗者能明中区事。”《韩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篇：“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扬权》篇：“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他如《二柄》篇论人主当“掩其情，匿其端”，《外储说》右上引申子语，皆可供赵高附会之资。

    引述自此，钱氏得出结论：“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第265～266页）

    “乃九流之公言”一语，既是对陈澧“尚未周匝”之论的指正与补充，也是对传统思想文化既受制于专制统治又给其滋润的本质的深刻揭示。但出人意料的是，钱氏同时又以为“皇”而不为“帝”，或如“李辅国劝唐代宗‘大家但内里坐’”一语作结（第268页），从而形象地告诉人们，专制统治不仅给社会造成危害，也将最终否定专制统治者自身。因此，隐秘与专断不仅是专制统治的特征，同时也是致其灭亡的一大诱因。

七、 专制的理论：圣人“法自然”

    我们已经看到，否定帝皇才学就是拆掉了专制统治的门面，而揭露专制的特征其实也就是捅破了专制统治的神秘与神圣的帷幕。但是，专制统治还有其理论，还有其合理性的天道依据，这就是所谓圣人“法自然”说。因此，要彻底地否定专制统治，还必须抽去圣人“法自然”之说的釜底之薪。

    所谓圣人“法自然”一语脱胎于《老子》第五章的王弼注：“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为刍狗。”而王弼此注本来是对《老子》第五章中有关“天地不仁”云云（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阐释与发挥。其含义就是说圣人对待普通百姓与天地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可生杀予夺，任其摆布，或者进一步说，圣人的这种为所欲为就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有着合乎天道的合理性。钱钟书先生在论及此说时虽然取一种极理智、极平实的心态析理辨义，但对之否定之坚决则并无疑义。然而他的分析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钱氏提出的两个与之相辅相成的论点：

    首先，钱氏明确提出自然现象与社会行为存在区别，亦即“不仁”含有二义。在《管锥编》中论及《老子》第五章及王弼注时，他即针对《老子》中“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云云而指出：

    “不仁”有两，不可不辨。一如《论语·阳货》之“予之不仁也”或《孟子·离娄》之“不仁暴其民”，凉薄或凶残也。二如《素问·痹论》第四三之“不痛不仁”或《广韵·三十五?》之“傻?、不仁也”，麻木或痴顽也。前者忍心，后者无知。“天地不仁”盖属后义，如虚舟之触，飘瓦之堕，虽灭顶破额，而行所无事，出非有意。（第418页）

    换言之，与诸如“圣人”之类的种种“狂人”、“超人”或曰“伟人”在“法自然”的名义下的冷漠、冷酷乃至残忍行为相比，“天地不仁”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仍用钱氏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故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不省记’，而非天地忍心、‘异心’而不悯惜。”（第419页）〔1〕 　　

    次之，钱氏明确提出圣人是人，有忧有情也有欲。就此他在《管锥编》中几度肯定“圣人有心故忧”（第42页）的观点，而在论及汉人崔癈的《七依》与张衡《西京赋》中有关美女一笑而使孔子、老聃“遗其虚静”之说时，他对之既给予肯定又予以补充，指出崔、张等人“皆谓圣人贞士睹此丽质亦色授魂与，丧操变形耳。”（第1005页）如果说此类之论不免有所含蓄，那么在下述之论中他则明确亮出了自己的“圣人虽‘圣’，亦‘人’也”的观点：

    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人与天地合德者，克去有心以成无心，消除有情而至“终无情”，悉化残贼，全归麻木。其受苦也，常人以为不可堪，其施暴也，常人以为何乃忍，而圣人均泰然若素，无动于衷焉。（第420页） 　　

    虽然我们清楚，以天道附会人事本来是先秦诸子的惯用手法，但钱氏此两点之论对鞭挞与否定专制统治仍然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由此不仅彻底否定了任何一种以人本身为手段或为代价的行动与理论，也使人们明确地认识到，现代社会只讲理性(亦即“师法自然”)还不够，还必须高扬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基于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对专制统治的拒绝，钱氏进一步阐述了何以圣人“法自然”是个认识的误区：“曰‘天地不仁’，明事之实然，格物之理也。曰‘圣人不仁’，示人所宜然，治心之教也。前者百世之公言，后者一家之私说。至于人与天地合德而成圣，则事愿或相违，心力每不副，仰高钻坚，画虎刻鹄，宜然者又未必果然。此不可不熟察而分别言之也。”（第422页） 　　

    虽然本节引文略嫌冗赘，但我们应该承认，钱氏此处之论既轻轻抽去了圣人“法自然”这一专制理论的釜底之薪，也寄寓了自己对“文革”当年所谓“全面专政”的拒绝与厌恶之情，因此值得给予索解，也应该给予肯定。

八、 结    语

    回顾本文所述，我想人们自然会明白：钱钟书先生何以特别看重《管锥编》一书？但是，书中对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与其说是直接针对“文革”当年的“全面专政”，不如说是在为之追溯历史与文化的渊源。如果说这一追溯在20年前出版的《管锥编》中尚不够显豁，那么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管锥编增订》中他索性挑明用意，直截了当地写到：“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能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第23页）因此，说《管锥编》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当确有所据。

1999年6月改定，安徽六安师专  　　　         

注释：

　　〔1〕“刍狗”的原义指草和狗，但此处作动词解，“不相关”等单引号内文字为钱氏前此所引韩愈诗中语。     

文: 李洪岩

  钱钟书去世后，常有朋友问我：钱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许多读书人那么如醉如痴地崇拜他?我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不过，我可以讲一讲“管锥编”这三个字的涵义；通过这三个字，你可以去体会一下钱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大。

  《管锥编》是钱先生的学术代表作，1979年8月由北京的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当时共出版了四册，后来又加上一册订补，共五册，大约有一百万字。这部巨著出版至今已将近20年了，但不要说读懂，就是通读一遍的人，恐怕也并不很多。原因很简单，这部书实在是太难读了。不讲正文，只讲书名“管锥编”三个字，一般人恐怕就很难明白其意思。

  按我的肤浅理解，“管锥编”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暗藏着“钱钟书”的名字，是“钱钟书集”的意思。原来，钱钟书的笔名叫“中书君”，而“中书君”是“笔”的意思。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补订本第566页说，唐代文人韩愈曾经以“中书君”代指“笔”。“管锥编”的“管锥”二字，也是“笔”的意思。翻一翻韩愈的《毛颍传》、《新五代史·史弘肇传》，就知道“笔”还有两个称呼：“管城子”、“毛锥子”，简称作“管”、“锥”。这样一换算，我们就明白“管锥”原来就是“钱钟书”的意思了。

  这里须注意两点：一、钱钟书是以笔的名字作笔名，又以自己的笔名换算作书名。这一点，除他之外，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人了。二、笔是用来写字的，换言之，“笔”的特点就在于“钟书”，而“钟书”与“中书”同音。汉代学者刘向校雠中秘藏书，有所谓“中书”、“外书”的区别。所以，“管锥编”这三个字大概还暗示有读尽天下秘籍、考清学术源流的涵义。

  第二、“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的意思，既表示自谦，也表示自有一方天地。据《庄子·秋水》记载，魏公子魏牟曾经教训思想家公孙龙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意思是说，你琐琐碎碎地去辩论，直好比是用竹管夫看天，用锥子去量地，不是太渺小了吗?这样一个比喻，在《说苑·辩物》、《史记·扁鹊传》、《韩诗外传》等古籍中也运用过。钱先生借用这个典故，是说自己的书不过是“以管窥天”而已。基于这个认识，他曾经表示，《管锥编》的英文译名可以叫做“有限的观察”，再加个副标题：“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

  不过，这里又含有自成一家、独得其乐的意思。《庄子·秋水》里说，井底之蛙不知道井外的世界之大，却独占一坑水，独据一口井，自得其乐。钱先生反用这个典故，实际上在自谦中含有自负。钱先生的号是“槐聚”，原本出自元好问的两旬诗：“枯槐聚蚊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以具体显现共相”的意思，表示的是一种方法论。“管”、“锥”是具体，

  “天”、“地”则是共相。所谓“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从方法学的角度看，就是通过对许多具体微观问题的阐释，来揭示一些宏观的理论性问题。换言之，就是试图从眼角眉梢看情感、从麦浪麦梢察风向。我们常听人说的“全息理论”，就是这个意思：从手指头偏能看出心脏病。我在《钱钟书先生生平与学术》中说过，“草色遥看近却无”，是体系化方法，看出了春天；“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具体显现共相的方法，也同样能看出春天。但是，后者有了形象，有了具体的事物，比前者多出一些东西。钱先生的《管锥编》，就是后一种形式。它不是没有体系，而是一种蕴涵在具体中的体系。假如“体系”垮掉了，形象、具体的事物、材料等等，还会存在，不至于像黑格尔体系那样“死狗般地”被抛弃。老黑的体系垮了，剩下的也还是些具体的东西。所以，钱先生说过，他采用的是现象学的方法。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呢?我理解就是“以具体显现共相”。有学者曾经论述钱先生的“单位观念史学”方法，有学者说钱先生的方法是“以实涵虚”。我想，‘?管锥编”的书名对此均有所暗示。

  《管锥编》这部书，可以说是字字都由戥子称出，仿佛诸葛亮布八阵图，暗扣儿甚多。读者稍不留心，便陷入文字的迷误之源。讲了“管锥编”三字的涵义，读者对此当会有所体会。据我所知，对“管锥编”三字进行解释的，有夏志清、柳存仁、高阳、陆文虎四位。我这里的解说，．就参考了他们的文章。不过，要想更加深入地体会《管锥编》的妙处，体会钱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绝不能仅仅靠别人的解说，而必须去钻研原著。

文：周泽雄

钱钟书走了，与这位世纪智者在工作、生活上曾有点瓜葛的，都在报章上发表文章，悼念中搀点自炫地讲述自己那点奇遇。这是正常的，雄鹰可以赞美太阳，不等于无诗才如向日葵或蜀犬者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但这是不是也该有个前提，即不能把阳光误解成灯泡，不能嘴上说阳光刺眼，实际让人感到的只是一罅星光。据我观察，相当多的悼念文章作者都一边人云亦云地把钱钟书说成“文化昆仑”，一边知耻近乎勇地承认，自己读不懂甚至没读过《管锥编》。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还颇具代表性，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我同样没有见到《管锥编》，虽然钱先生别的著作（以《围城》、《钱钟书散文选》为最）多能名列前茅。这就是说，钱先生被浅薄的市场用买椟还珠法暗算了，他懊悔不已的“少作”，他从来懒得提起、也惟恐他人提及的早年作品，现在因读者的热情竟成了无法摆脱的案底。朝市显学沦为市井俗学，钱先生虽一语成谶，早有洞察，未料却是以这种方式。

因为《围城》和那些散文而将钱钟书视为“文化昆仑”，相当于曹雪芹有个邻居，因为不识字，因为芹溪居士总愿代他给儿子写信，遂逢人便夸曹雪芹是世上最能写东西的人。论据不足而竟结论正确，智者的悲悯，遂只能付于哑然一笑之中。

《围城》是一部充满异类光辉的小说，仅此而已，与所谓旷世杰作距离尚遥。作为散文家的钱钟书，虽笔墨腾挪恣肆，才华纵横洋溢，渊博不可究诘，机智莫可蹑迹，但横向比诸林语堂、梁实秋，纵向比诸韩文公、张宗子，再国际主义地比诸查尔斯·兰姆或爱默生，则不仅无甚特出之处，甚至反显得过犹不及起来。太过逞才臆性的文字，虽可收拍案惊奇之效，却未必经得起摩玩涵咏。先生的散文，斗胆以为其病在于伤格，在进取太露，因词锋滔滔之故而转失波澜，令章法进退失据、缺乏弹性，换言之，不符钱先生三十年后在《管锥编》中叮咛反复的“常山蛇势”“文章法”：“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这样的文字，其佳处固在个性鎏亮，弃取分明，然其欠佳处亦正可从这份鎏亮、分明中窥破。

总而言之，写白话散文、白话小说的钱钟书，只是一位极富个性魅力的作家，他的长处不仅孤标高格，还拒绝仿效。但凭此，钱先生虽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容占有一座尊贵之席，“文化昆仑”则无从谈起。钱先生“文化昆仑”的造型，事实上是因并世无俦的《管锥编》而呈壁立千仞之势的。只有《管锥编》的作者，才真正当得起世纪的巨擘，文明的瑰宝，人类的导师。因此，欲表达对钱先生的敬意，增长见识，恢廓视野，也只有急速先从《管锥编》中寻求开卷有益。

何况，《管锥编》并不难读，至少不如普通读者想象的那样“难于上青天”。


普通读者视《管锥编》为畏途，不外这样三个原因：其一，卷帙浩瀚，洋洋百万余言，仰瞻已属不易，攀登更难胜其劳；其二，悉采典雅文言，亦令人畏葸裹足，不敢贸然前往；其三，外语，大量的外语，除英语外竟还有法、西、德乃至拉丁语，能不瞠目结舌者，中国又有几人？

然而，我得说，这是一个错觉，一个只要勇敢地阅读就必然会涣然冰释的错觉。兹结合本人粗浅的阅读经验，稍加证明。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前言”中，曾如此对读者许诺：“我相信（本书）卷首以卷尾为前提，几乎同卷尾以卷首为前提是一样的；相信书中每一较前面的部分以较后面的部分为前提，几乎和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是一样的。”我不认为叔本华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但换用来理解《管锥编》，倒颇能一新耳目。《管锥编》体大思精，但这一“体”并非习见的“思想体系”的“体”，而毋宁说体现在对中西传统思想体系的独特消解、融汇之中。以“打通”为至高理想的钱钟书，本无意在藩篱外另扎篱笆。仍然借用叔本华的语言，即一部《管锥编》并不像寻常“思想的系统”那样，“总得有一个结构上的关联，亦即总有一部分托住另一部分，但后者并不反过来托住前者”。读《管锥编》，事实上从第四卷开始，与从第一卷开始，没什么两样；从第一卷三百页处开始与从第一页开始，也区别不大，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托起”与“被托起”之别。人们常会依据该书的目录编排，想当然地想象作者有一个宏大的学术规划，一个对中国先秦以降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清理的规划。差矣！虽然以钱先生的才华，笔墨所经之处，必会如春雨过林一般，令对象焕然一新，非复旧观，但该书的章节，似更多地只是提起话头的“说由”，一个容纳文字的框架，使钱先生天马行空、扶摇三千的运思，得到如同水库调蓄江河的作用。故“体大”后的“思精”二字，在《管锥编》中亦从来不曾体现在第二卷对第一卷的展开、第三卷对第二卷的演进、第四卷对全书的总括和牢笼之中。不，它是即兴生发的，随机点化的，精研密思总是随眼前的书页同步展开，卓见锐识每常偕笔下的贤哲同时映现。钱钟书断烂万卷，胸中自是波谲云诡，气象万千，巍峨呈“围城”之势，然反映在文字上，反映在具体的兴味、寄慨上，钱先生感兴趣的又似乎更是“点”的突进，而非“面”的展开。所以，决意想从《管锥编》中总结出一条千古不易之理，恐怕会错了意。说《管锥编》具有百科全书的规模，那也应该同时承认，《管锥编》的写作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即追求每一个词条的绝对准确，而非让所有词条效命于一种理念。

如果一定要在《管锥编》中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也许可以这样概括：打通中西，融汇古今，“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语出《庄子·秋水》）。严格地说这不是体系意义上的主线，而是精神力量的强力体现，这一精神是弥漫、渗透而非演绎、层进在书中的，所以面对《管锥编》，读者完全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尽收左右逢源之利。简单地说，你没必要抱着通读《辞海》般的勇气，你尽可随意开卷。开卷必然有益，至于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视各人问学造化而定，自又当别论。附带一提，认为《管锥编》只是一堆大书袋，认为钱钟书只会摭拾陈句，卖弄记性，堆砌七宝楼台，只是不学寡思之辈想当然的自欺欺人之念。

再来看看《管锥编》的古文问题。

虽然《管锥编》除繁体字外还颇令人头疼地插入不少异体字，令阅读横生枝节，但稍加坚持就会发现，这一貌似拒人千里之外的语言，竟同样适用于“可读性强”这一现代判语。钱先生良好的幼学底子，使他的文言一如他的白话，一开始就建立在精粹纯熟的基础上，而他卓越无伦的西方文化素养，更令这份精粹与纯熟，别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逻辑力量。当我们想到逻辑本是文言的弱项、想到汉语的长处在生发诗意而非理性思辨时（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澍对此深有会心，他曾提到，他只在日常事务领域才使用与汉语性质相近的日语，一旦思考到亚原子粒子领域，必换用英语），对钱钟书在赋予文言新功能上峥嵘展现出的能力，便只有叹为观止了。说到用文言说理，人们常会本能地想到汉贾谊那篇被选入不少课本的雄文《过秦论》，并被那个夸诞的开头弄得一愣一愣。然毫不意外的是，正是钱先生向我们指出：贾生此文，犯了“词肥意瘠”之病。多么犀利的判断！得此一语，已可眉眼清新，若再以子之矛，探子之盾，则蓦然发现，钱先生向我们奉献出的，也许竟是一种自有文言以来从不曾有过的文字，不惟“词肥意满”，丰渥华美，抑且陈力就列，条贯分明。让诗性的古国文言胜任理性的逻辑推演，是钱钟书一大贡献。我纵无意作惊人之语，但仍不得不想，自仓颉造字始有文章以来，这一曾化育出无数绝妙好辞的语言，还从不曾有幸遇到这样一位方家：像钱钟书这样幽默，像钱钟书这样善疑，像钱钟书这样充满思辨强力，像钱钟书这样拥有大开大阖的人文观念。通过《管锥编》，自铸伟词的钱钟书其实向国人奉献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新语言，这是思维的奇迹，汉语的造化，读者的福音。也许，除非钱先生本人提供反证，不然我们只能说，这也是最适合展示钱家风范的语言：其细如针，文心龙虫并雕；其理如笋，释意丝丝入扣；其识如老吏断案，人与事到眼即判；其情如处子怀春，事与人触手风流。因想古国语言，劫数未到而遽遭抛弃，本就自怨自艾，忿忿不平，突遇高手搦战，不觉抖擞精神，与之厮杀。一方有泱泱三千年文明家底，自是有恃无恐，绝无轻易言败之理，一方藏洋洋九万里东西韬略，亦当有进无退，焉有鸣金收兵之心，双方遂各施手段，各展绝学，直把个老气横秋、嗒焉若丧的中华文言，引逗得时而妍如二八处子，时而俊似七尺须眉。一部《管锥编》，正是双方大战三百回合的结晶，判词是：不分胜负。钱钟书借此考校了文言文的现代生命力，文言文则聊发少年狂，大大出了回老来俏的风头。

能读而不读这样的语言，那可真是错过了人生。

最后再简单说一说外来语。《管锥编》中出现的外语，其实多可跳过不读，作者缀上它，除了稍带展示一位“文体家”的爱好，主要还是为了体现学者的严谨。事实上所有这些外语，钱钟书都曾作了多数是完整的、偶尔是措其大概的翻译，它们的作用在于验证所言不虚，强调事出有本，而不是如俄国小说那样，强迫俄语读者还得兼通法文。所以如果你无意检验钱钟书遴选资料的真伪，不读这些海外符号，并无损于理解书的内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恰巧懂得外语，那么顺眼对照一下钱钟书的翻译，往往又仿佛得到一笔飞来横财，你竟因此读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文字。让那么多老外突然用文言说话，钱钟书虽非创制者，但实在是玩得最转的。

随便举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

萨克雷《名利场》中描写滑铁卢大战的结尾，据说“最脍炙人口”，英语原文为：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dead，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钱先生援笔译来，竟成就出一行神雕侠侣般的文字：“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文意、文趣，无不酷肖。

再举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钱先生由《西游记》第八三回沙僧劝八戒“助助大哥，打倒妖精”说的一句妙语“虽说不济，却也放屁添风”，联想到一则英国俚语。原文是：“Every little helps，”as the old lady said，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下为钱先生令人笑瘫的翻译：“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

这样的例子，《管锥编》中俯拾皆是。

中国人不读本民族最优秀之士的最优秀著作，是说不过去的，是以笔者不惜以苦口婆心之态，唠叨如上。虽曰螳臂之力，亦盼“不无小补”焉。

1999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