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宋词中涉及民俗者，数量相当可观，展现其中的民俗也丰富多彩。民俗对于宋词的兴衰有着重大影响。民俗活动往往是词创作的动因和目的，有时词本身便是民俗活动的一个质素或组成事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往往推动形成词创作的重要题材及其审美追求的共性。从民俗着眼，是宋词研究的重要角度；从宋词出发，亦不失为宋代社会研究的重要路径。长期以来，这个课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在爬梳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民俗角度切入，论述了宋词与节序民俗、宋词与礼仪民俗、宋词与花卉民俗、宋词与宴饮民俗等的关系，发掘了不少在宋词中鲜为人注意的民俗资料，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空白。

文：吴熊和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5年12月

　　宋词是我国民俗的重要文献之一。近年来，将宋词引入文化学、民俗学的视野，已日渐增多。黄杰同志的这本《宋词与民俗》，则是从民俗学的观点和角度，重新审视宋词价值的一部系统性著作。

　　词由于其本身特点，较之诗文更能适应民俗、容纳民俗和善于表现民俗。二万多首宋词中，与当时民俗直接间接有关的，占有很大比重。然而过去不论研究宋词或研究民俗，对这一点都缺少应有的关注。两宋词中涉及南北社会的大量民俗现象，未能予以重点开发和广泛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已有所开展，宋词在文化学、民俗学上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同。

　　民俗是约定俗成、世代积累、长久稳定的，往往超越历史阶段而存在。古老的民俗有些一直延续至今，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而不失其历史光泽。宋词中所展现的两宋民俗，并不是深埋于岩层之下的化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随处可以发现它们的遗存。民俗总是与人民生活形影相随，结伴而行。后代的人们对于前代的民俗，也总是怀有兴趣，感到亲切和易于理解的。问题是要对延续至今的这些古代民俗给予现代诠释，除了追本溯源，还要证明其历久不衰、与时变易的内在原因。黄杰此书就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努力。

　　两宋历时三个多世纪。北宋定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地跨中国的南北疆域。民俗有举国的同一性，也有地域的差异性。以开封为代表的中州民俗，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民俗，与前此以关中为代表的汉唐民俗，固有其世代相继的历史传承，但也呈现出随着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若干新的风貌。有的民俗逐渐褪色淡出，有些民俗则新近生成、日趋流行，这样的例子在汉唐至宋的民俗演变中并不少见。总的说来，在宋代，中州民俗和江南民俗上升至主流地位，而且从宫廷到民间，从都市到乡村，从北方到南方，都更为丰富多彩，闪现了前此少有的一些亮点，在社会生活中也愈益显要。

　　且以时令节日为例。宋代有关时令节日的民俗来源甚古。但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陈元靓《岁时广记》等书的大量记载看，同样一个时令节日，较之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韩鄂《岁华纪丽》所记，就远为隆重繁盛，铺张扬厉，多姿多彩。宋词中的节序词，也多至数百首，成为宋词的一大宗，与两宋时令节日之盛正相呼应。宋人作节序词是一种独有的时代风气，为时令节日点缀应景所必需与必备。两宋名家，几乎没有不作节序词的。他们的名作在佳日良辰传唱遐迩，远播人口。要知道，词在宋代，不仅是置之案头的书面读物，更是应歌而作诉之口耳的一种音乐文艺。宋人词集有不少作为唱本传刻，就是适应时令节日、公私宴饮、征歌选舞的民俗需要。柳永的《乐章集》、张先的《子野词》，皆按宫调编排，周邦彦的《片玉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单题、杂赋几类编排。南宋最流行的坊间选本《草堂诗馀》，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每一类又分子目，凡六十六目。如节序类分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十个子目，词集这样的分类分目编排，完全是便于人们按照不同时令和宴唱场合，选词以备唱。柳永、周邦彦多作节序词，在乐坛歌席、西楼南瓦传唱不绝，成为他们得盛名的原因之一。柳永的元夕词宫内应制，苏轼的中秋词遍行南北，都是宋代时令节日的胜事佳话。《水浒传》第三十回，说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应景的曲儿”，唱的就是“一只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据说苏轼的中秋词一出，而余词尽废，可以想象宋代的中秋月夜，中国南北上空飘荡着怎样的歌声。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对所选词的民俗背景，每有专门的诠释。从戴复古词只选了一首，别具见地：

　　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洞仙歌》）

　　此词纯用当时口语，写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在酒楼的小阁上大家围桌而坐，三杯两盏之余，请歌妓唱曲，唱的必须是重阳应景的时令曲子，以酬佳节。就是一幅真实的与宋词相关的节日民俗场景。

　　再以茶词为例。宋时习俗，客来进茶，客去进汤。进茶时唱“茶词”，进汤时唱“汤词”，其作用与当时酒筵上歌妓劝酒常用的“酒词”相仿。“茶词”与“汤词”同为宋时“茶道”的内容之一。两宋饮茶之风极盛，有不少著名的茶品，喝茶时讲究饮茶的方法、器具和场合。因而两宋词中，“茶词”、“汤词”亦独为一类，为数甚多。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既是师友，又是茶侣，又多擅长以诗词咏茶。黄庭坚是江西分宁人，分宁就是宋时茗茶产地之一。富弼为相，会见黄庭坚，所得印象，“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说：“腊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亦作日铸，绍兴山名，其地产茶）为第一。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这种双井白芽，就是黄庭坚家乡特产的名茶。从黄庭坚《满庭芳》（北苑龙团）、《西江月》（龙焙头纲），《阮郎归》（烹茶留客，歌停檀板，摘山初制）、《品令》（凤舞团团饼）等茶词，可以了解宋时茶艺之精和以“茶词”待客的特有的饮茶风尚。宋人的酒词，前人已有汇辑。宋代独擅的“茶词”、“汤词”，至今还没有专门的汇集整理。时下各地招待贵宾经常举行茶道表演，但已不知道宋时客来进茶之际，伴有唱“茶词”这项礼仪与艺术表演；而且即使知道，也没有人手执拍板按照曲谱付之歌喉了。

　　上述诸事，黄杰书中都有切实展开。我这里再提一笔，不过稍引其绪，略作申说。宋词中展示的两宋民俗，非常丰富。有关妇女生活、婚丧喜庆、饮食服饰、百工伎艺、音乐歌舞、各地物产、市井游乐、宫廷庆典、神怪灵异、社会交际、佛道宗教，乃至草木虫鱼、行话俗语、医卜星象，都有生动如实的记录。这些蕴藏丰富的民俗迹象，很少已被运用，有待今后加强研读和考索。

——读黄杰的《宋词与民俗》

文：陶然 出处：文汇报 2007年9月
   
    陈寅恪先生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的确，学术研究的发展，不外乎领域的拓展和观念的演进，而这两者又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杰所著《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下引该书均只标页码）一书，既为传统词学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又在这片天地中以现代观念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作为唐宋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词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同样也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近一二十年来，从文化学的角度和观念探讨唐宋词，是当代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相对而言，宏观性的文化研究较为繁盛，而专题性的研究则略显不足。有鉴于此，《宋词与民俗》一书从词与民俗的角度切入是其最大的特点，独具慧眼。因为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民俗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都是超越时代甚至历史的。另一方面，作为通俗音乐文艺形式的宋词，对民俗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表现能力。正如吴熊和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云：“2万多首宋词中，与当时民俗直接间接相关的，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过去不论研究宋词或研究民俗，对这一点都缺少应有的关注。两宋词中涉及南北社会的大量民俗现象，未能予以重点开发和广泛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因此，对于词学研究来说，从民俗学着眼是极其广阔的一个新的领域；对于民俗学来说，宋词所提供的涉及婚丧喜庆、饮食服饰、市井游乐、行话俗语等各方面的生动如实的记录，也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材料宝库。
   
    以大量的实证材料揭示了宋词与民俗的复杂关系与内涵，是本书的另一特点。该书选择了宋词中最为重要的节序、礼仪、花卉、宴饮等四大类别专力进行探讨。例如宋词中的各类民俗，以节序数量最多，如汗牛充栋的元宵词、七夕词、中秋词等。虽然从宋人的许多记载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岁时广记》中可略窥其盛，但这些风俗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其原生态的面貌往往在宋代的节序词中得到反映，作者用力之处，端在于此。譬如从事宋词研究的学者都熟知“客来进茶，客去进汤”的礼仪民俗是导致宋代茶词、汤词兴盛的原因，但究竟宋词中习见的“分茶”、“点茶”是何种活动？所谓“汤”是沸水还是药汤？这些一直都是语焉不详或颇有争议的问题。该书从民俗学角度入手，以茶叶文化和饮食文化的材料和出土文物为佐证，许多争论不休的疑点就迎刃而解了（第174-248页）。此类的专题研究不但基本理清了宋词与某一具体民俗的复杂关系，事实上也对于反映其他民俗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基础。通过四大类专题建构了完整的宋词与民俗的研究体系。
   
    陈寅恪先生开创的“诗史互证”方法是划时代的，对于现代学术有深远的影响。该书继承了这一方法并有所发展，作者所采用的以俗证词和以词证俗，即“词俗互证”之法，在第六章宋词与民俗的若干杂考中得到了精彩的运用。如张先《归朝欢》词末句，向有“帘押残花影”和“帘幕卷花影”等不同异文，作者则从以“帘押”镇帘这一古代生活风俗的角度，从帘押的形制、作用来断定该句应以“帘押残花影”为是，这即是典型的以俗证词的方法，与其类似的还有“小山考释”等篇。而“说胜源流”等篇则是以词证俗的具体运用。这种词俗互证之法的娴熟运用，显现了作者在词学与民俗学不同领域的游刃有余，这实际上也是传统学术得到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虽然《宋词与民俗》一书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如宋代词人创作民俗词的心理、动机与文化环境，除节序礼仪花卉宴饮之外的其他丰富民俗在词中的反映等。另外，书中以今推古的方法还有商榷的余地。但综观全书，可谓近年来词学和文化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