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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进行了研究，全书内容包括：华北沦陷区的文学文献、日本对沦陷区文艺的政治干预、华北沦陷区文坛新进作家等内容。

文：蔡淑萍
出处：北京社会科学报 2006年4月

　　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研究一直是个禁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淹没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很久以来被学术界所冷落，文字材料或被销毁或被封存，当事者一般也都讳莫如深，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始逐步改变。然而，新时期的宽松并不能使历史原貌完整复现：就像无情的时光一直在蚕食着当年的物质记录一样，悠悠岁月也从未终止淡漠健在者的记忆。

　　《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作者，在他著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以及对散失资料的搜集和爬梳，纠正了上百处史料错误，增加了大量新内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缺失的板块——抗战时期华北地区中国本土文学的情状和发展，作了系统的考述，详细绘出了当时当地的文学图景。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例如，“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以其多元性傲然自立于丰富多彩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 “中国沦陷区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资格跻身于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入中国新文学。”“沦陷时期的华北地域文学是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之间接触、碰撞、对抗以及交融与整合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沦陷区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北京地区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史上，

　　该书，致力于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回避问题，对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文学的话语场域、生产机制、文本叙事模式、作家群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作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推进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文学研究的进程。

文：刘晓丽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1931年，日本策划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此期间，日本幻想其在占领区的“合法化”，在歧视和强迫之上建立了形形色色的伪政府机构。这些由日本幕后操纵的伪政治机构，对其所辖地区施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政治高压，经济盘剥，文化控制。尽管如此，这些区域同样生活着以文学为志业的人群，他们没有家园，没有明确的文化身份，在夹缝中求生存求文学。他们有的听命于某种召唤，以文学为工具进行各种层面上的抗争；有的在探索文学自身的各种可能，以此确定生命的意义；有的用文字来安慰、麻醉自己，有的为破碎的虚幻的理想而写作，还有人为生存而写作，为权势而写作……这些异态时空中的写作者生产的作品，可谓是庄严与无耻共存，闲情与媚情同在，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审美追求带入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形成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对这些异态时空中的文学活动进行考察，可以析出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种经验。

    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客观存在，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上述伪政府统治区域的文学研究很久以来被学术界所冷落，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1945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叙述中。几十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意无意地抹去这段文学。有的文学史提到，也被淹没于宏大叙事中，或以其中一部分反抗的流亡作家的文学代替之。还有的文学史采取最简单化的粗暴办法，把之“打入另册”，称之为汉奸文学。很少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此进行过系统深入的讨论和作出正面的回答。研究的薄弱致使这些异态时空中的文学经验渐渐地淡出中国现代文学。

    新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一书，作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有效地推进了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文学研究的进程。该书致力于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回避问题，对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文学的话语场域、生产机制、文本叙事模式、作家群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详细绘出了当时当地的文学图景。得出了许多阔大的结论。例如，“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以其多元性傲然自立于丰富多彩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华北作家基本上在日伪认可的范围内从事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事实，并不是造成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低落的决定因素。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种限制，一些公认的优秀之作与现实政治相梳理，在创作方法、主题、题材、叙事、风格、中外传统的借鉴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深刻性和多样性，从而为接受者在文学层面上的阐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这种种通过多方面的参证和实例得出的结论，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另一种经验。

    生长在特殊话语背景下的抗战时期华北文学，既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又要在妥协、退让中维护文学的尊严。当时伪政府及其推行的文艺政策一直处在绝对的强势，而文学只能妥协和顺从才能生存，但在这样逆境中扭曲挣扎发展起来的文学，大部分并没有为日本控制下的伪政府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和其无关的韧性十足的不合作之路。这里的文学活动常常是妥协和不合作编织在一起，既是无奈的妥协也是积极的不合作，在顺从“规范”的同时却走向不同于“规范”之路，在羁绊和挣脱同时运作下，呈现出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从某种层面上来看，这种艰难时世中不甘坠落的个体心灵的坚韧与挣扎的经验，是非常时期人类尊严的一种体现。

    进入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事实，就如生活在当时的写作者不能脱离现实而生存一样，他们要作判断，我们研究者也要依据他们的产品做出判断，有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附逆作品？哪些人在写附逆作品？附逆作品的形态如何？其出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今天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当然仅仅做出清晰判断远远不够，尤其是面对复杂多样的具体作品时，更应该关注其具体情状如何，其出场时台前幕后的环境如何，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灵等诸多问题。书中对周作人、沈启无、陈绵等人的细密分析，颇具见地。

    “附逆”不是一个纯政治概念，更是对人性的判决，是违乎良心人性的转变阵营。附逆作品所攀附是“大罪大恶”，即便写作者追求了“形式”，但缺少文学的灵魂——人类的心灵和道德存在。附逆作品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无须讳言的存在物，即使是糟粕。今天，我们对这些糟粕的审视，其实可以看到日寇统治下的中国现代文学难堪的一面，也可以感受到殖民地时期文化人心灵扭曲到了怎样一种境地。正视我们文坛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糟粕，也许可以使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