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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
文：陈娜辉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2月

西方人很早就认识了人本身是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因此，在文学中写人，写人的处境、人的生命、人的困惑、人的抗争、人的追求、人的生存状况、人对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求，就成了西方文学的传统，也是西方文学演进的深层动因。但是，从我国西方文学的研究现状来看，长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前，却很少深入而 系统地从“人”的观念的角度来研究西方文学。这与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人”的认识缺乏主体性、独立性地自我定义的意识和习惯有关。在古代中国，“人”是天人合一中和谐稳定的一极；在近现代中国，“人”被文学家和学者更多地看作是国民、大众和百姓。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人”的哲学思考进入到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对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追索与讨论此起彼伏。对外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为学者所关注，1999年还出版了《外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论集》。但总体来说，对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的个案或阶段性研究成果显著，而完整、系统、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还有所欠缺。蒋承勇的《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一书，深入而系统地梳理了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的历史嬗变，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  

本书从宏观上梳理了西方社会、西方文明的历史变迁与文学中人文观念的演进，在宏阔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文学作品为依据，发掘与阐释了西方文学深层的人性意蕴及其与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演变的关系，清晰构建了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递变的基本框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人性”开掘得很深入。他采用了独特的“文学的文化人类学视界”，以“文化学的眼光、手段与方法研究西方文学，对西方文学中的‘人’的母题作深度把握，使文学研究达到文化人类学的高度”。书中指出，“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创造了有意义的‘第二自然’，但是，它并不完全为人类所利用和享受，反而成了制约人类自身的东西，成了人类存在以外的异己力量”。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人性内涵并不与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之人性内涵相一致。文学因其本质上属‘自然之子’而与文化有某种叛逆性”。书中既揭示了文化的延续性和悖谬性，又揭示了文学作品中的人对文化的传承性和叛逆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悖谬。例如，在剖析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人”的形象时，作者扬弃了我国学术界往常普遍理解的“人文主义”概念，赋予“人文主义”更复杂准确的内涵。我国学界一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反叛，具有“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人本反神本、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特征。作者认为，近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不是简单的对中世纪文化的反叛所能概括的。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文化既是非同一的又是延续的。从非同一的意义上讲，主要表现为文艺复兴运动前期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是“原欲＋人智”的人，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知性能力，反对基督教文化的禁欲和神智，通常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就属于这一基本范围；从延续的意义上讲，主要表现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是“原欲＋人智＋上帝”的人，这里的“上帝”具有博爱和节制的道德理性意义，比前期的人更有道德责任感，更理智沉稳。这样的人既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延续，又是对欲望膨胀、道德失范的前期文艺复兴运动的反拨。由此，在解读文艺复兴后期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部“讽刺小说”，说它讽刺了当时在西班牙流行的骑士小说和过时的封建骑士制度。表面上看，堂·吉诃德是一个荒唐可笑的骑士，而就小说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来考察，作者认为：“当我们撇开堂·吉诃德之理想社会实现的可能性，而就其合理性、正义性看问题时，他就成了一个不屈不挠为理想而献身的斗士，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希伯来式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爱的救世者”。在这个层面上，堂·吉诃德就从“卑微的喜剧人物，变成了崇高的悲剧人物”。  

在当前，物质愈丰盛而精神愈感异化，本书的意义愈发显现出来。它不仅是一本就西方文学来研究“人”的学术著作，而在现实中具有更广阔的意义。即使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读起来，亦能感到引人入胜，思考良多。作者在宏阔的研究结构上多有留白，形成对接受者的召唤，吸引读者去想像和填充。本书引领读者一路叩问人之心门，在掩卷之后，萦回在读者脑中挥之不去的仍是遍布全书的那个永恒的哲学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