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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谷梁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7月

    1919年“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小说呐喊；“人的文学”旗号下，直抒心灵的散文喷涌；戏剧舞台上才子佳人一统天下被打破；新文学运动在文坛开创出了崭新的面貌。

    “五四”新文学运动受外国文艺思潮影响很深，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外来文艺思潮如何影响“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播与接受过程怎样完成的？

    近日读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觉得该书用详实的史料，梳理了“五四”前半个世纪外来文艺思潮进入中国的过程，让人看到新文化运动前，古今中外的文艺思潮是如何交汇、碰撞、融合，及移花接木和扭曲变形的。

    鸦片战争后，民心觉醒，发现自己可怕的贫弱，“师夷长技”，渴望认识外国“格物之学”，认识外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真实面貌。翻译之风由此而兴盛。19世纪70年代至“五四”，短短半个世纪，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逾四千多种，莎士比亚、狄更斯、笛福、王尔德、大仲马、雨果、安徒生、易卜生、塞万提斯等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已翻译进入我国。据《概论》一书统计，当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有二百五十多人。

    外国文学翻译在近代中国，完全依赖于市场力量发展。被翻译对象的选择有偶然性，资料获悉，译者趣味都有影响，但四千多种外国文学作品能被报刊媒体转载，被出版公司与图书社出版，说明近代中国有一批为数不少的西洋文学读者。1903年李伯元办《绣绿小说》、吴研人办《月月小说》都设“翻译”栏目，李伯元并在刊物发行词中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博桑崛起，推波助澜。”打外国小说牌，争取杂志读者。可见此时文化市场的风气。

    近代中国的文学翻译虽说已洋洋大观，如用严复提出翻译要“信、达、雅”作衡量标准，够此水准的寥如晨星。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林纾，他“不审西文，持人口述而笔之书”，先后从事了一百七十余部西洋文学译著。林纾能“口译未尽，属文辄终；篇成脱手，无复点窜”，又能保持原著风貌，“于原文灵思美感，保持无堕”。这一方面是林纾作为一个古文家译笔流畅，有表现力；另一面也反映传统文言的活力与弹性，早在钱钟书写《谈艺录》、《管锥编》前，已为林纾所实践并证实。

    不管近代西洋文学翻译者周桂笙、马君武、张赤山、徐应旭等人“不慎择译本”，“任意删节”，还是林纾的植花接木，西洋文学进入我国初期，确实以扭曲变形的方式让人们接受的。有学者认为“那时国人对整个西洋文明毫无认识，必不得已用东方已有的事物，去附会西洋的观念，像林译所用的方式，才能达到早期沟通东西文化的任务”。

    那么，这种“附会”又如何表现的呢？例如林纾将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译为《孝女耐儿传》；用传统的“忠孝义礼”来突出西方小说故事的主题。此种移花接木，显然让林译作品更带有了中国的色彩。其次，林纾的翻译对原著删节过多，林译关注的小说情节，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心理描写，故事中环境的交待，删削得几乎只留下影子，狄更斯《块肉余生述》第一章中，作者描写医生性格用了一百多文字，在林的笔下变成仅仅几个字:“医生惋不忤人，亦不叱狗”。林译如此删削，使翻译的西洋小说更适合喜欢情节的中国读者的口味。

    小说主题与故事情节被改造，扭曲的西洋作品，用今天的眼光看，它们几乎失去了原汁原味。但是，在近代中国，林译作品受到相当多的读者欢迎。钱钟书说，他是读了林纾翻译小说才喜欢上西洋文学的。近代出版家张静庐称，自林译《茶花女遗事》后，“打倒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中国小说界大受其影响”。现代作家张恨水说，通过林译作品，“我知道了许多描写手法，尤其是心理方面，这是中国小说所寡有的”。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风行海内”，“不胫走万本”。林由此享受当年商务印书馆最高翻译稿酬，千字六块大洋。

    西洋小说在近代进入中国后的扭曲变形，无论移花接木，还是穿凿附会，它告诉人们，东西文化沟通、交流、碰撞、汇合与影响，既不是盆花移动，也不是在南为桔，在北为枳。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与审美趣味融为一体的文学作品，它远比“格物之致”的“声光化电”、“船坚炮利”引入来得复杂。特别是一个社会的变革与转折期，外来观念形态文学的接纳与吸收，就像二条不对称的管道对接，衔接处需要有个调节器，这既能减轻上线的压力，又能平稳进入下一方。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大乘变成小乘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文学的“附会”带上了历史与时代色彩时，它能在传入者与接受者之间缩短互相间的陌生感。东西双方审美背后隐含着的观念差异，在近代西洋文学翻译上反映得十分充分。

    读郭延礼的《概述》，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东西文化沟通问题的不易。不过，《概述》是一本好书，它以详实的资料，让人们看到了近代文学翻译历史中一些有趣现象，为我们了解东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