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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星映
出处：文学评论 2006年第4期

　　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典型”的探讨、“文艺美学”的开拓、“文学原理创作论”的建构，90年代“百年文艺学学术史”的总结、“价值美学”的倡导，直到21世纪“文学存亡”问题的沉思……杜书瀛教授一直行走于学术前沿。读了他刚刚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分明听到学术前沿“阵地”传来时疏时密、时缓时急的隐隐“炮声”，觉得有些话要说。

　　许多人还记得2000年秋，美国著名学者卜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即将走向“终结”!话音未落，当时在座的许多中国学者按捺不住，欲起而与之争辩。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听到对文学这样的“死刑”宣判，无异于晴天霹雳，对此他们于心不甘、难以接受。从此掀起了有关文学存亡及其他相关学术前沿问题新一轮研讨和争论的热潮。以此为中心或重要议题的研讨会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召开，此伏彼起；各大刊物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等纷纷发表一些重量级学者、教授的文章；还发生了被称为“父与子”之间的论战，许多前沿问题，如电信技术使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发生怎样的变化?电子媒介时代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美学及文学艺术的学术研究如何进行、如何发展?“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是否真的导致艺术与生活合一?文艺与生活还有没有界限?文学和文艺学是“守界”还是“扩容”?文学会不会消亡?文化研究是否能够取代文学研究?等等，争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好不热闹。学者们依照自己的天职关注和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前沿问题，并且作出积极的回答，杜书瀛教授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位。然而令我和文艺学界许多同志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推出这方面的学术专著，而且对上述方方面面的问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杜教授虽年逾花甲，却朝气蓬勃，与时俱进。没有响亮的口号而有沉潜的思索，没有振臂高呼的召唤而有睿智细密的论析，执著、诚笃、谦和、厚重，以他的方式，为人与为文。这本新著就表现了他对学术前沿问题及时而深入的考察与探索。正如金惠敏研究员所言：“在文艺学界杜老师这代学者中，对新理论的关注、理解和批判，未有达到本书这个深度的。”(该书序二)

　　其实，像米勒教授在中国抛出的这类炮弹，几十年来在西方学界已经屡见不鲜，只是这一回才大规模地在我们中间引爆。问题在于，我们所听到的爆炸声和所看到的激烈论争场面，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必须找到冰山的根底，找到它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那一大部分——就是说，要真正破解它，必须深入底层，找到它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源。要追问：为什么恰恰在近些年会出现“文学的时代不复存在”或“文学终结”这样极其尖锐、极具挑战性的时代问题?杜教授正是从深层根源考察起，进行人情人理的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论断。由此见出这本书是一部有历史深度的有根柢的著作。对深层根源考察的结果，他的结论是：“电子媒介时代惹的祸”。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归根到底经济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而其中生产力又是最活跃的因素。杜教授指出，在今日的时代， “电信技术”或曰“电子媒介”就是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它的大发展，是使世界发生巨变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它是“智能经济”(或叫“知识经济”)的催生婆和支撑者，它使我们步入智能的社会、信息的时代。二百年前开始以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而今天，则开始以智能经济代替工业经济了。靠智能(特别是电脑、信息、软件知识)发展生产，用智能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把智能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这或许是电子媒介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电子媒介时代的“燃料”就是信息。用一片指甲大小的芯片可以存放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量；用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一秒钟可以把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全部传输完。作为强大生产力的电子媒介也必然对政治和文化以及精神、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它似乎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或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和内容(包括思维方式和内容、感情方式和内容、感受方式和内容等等)。论述至此，杜教授还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亲身体验。“说到电子媒介、电信技术王国时代改变人的感受方式、感情方式，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大家看小说《红楼梦》，或者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探春远嫁那一幕是很凄惨的。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远嫁三千里，在几百年前，的确意味着此生难以再见。现在，我的女儿远嫁美国，有几个三千里?比当年探春嫁的远多了，而且隔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然而现在我们根本没有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感觉。我们和远在美国的女儿除了一、两天就发一次电子邮件(瞬间就可以有一个来回)之外，全家每个礼拜都通一次电话。那电话是可视的，虽然目前效果还不理想，技术水平还没达标，不像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清晰和活灵活现——我们的可视电话画面有时候像木偶一样，动作比较慢，而且声音也总是滞后一点。但是我能看到小外孙、看到我女儿的表情、动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像面对面说话一样。一见面，两岁多的小外孙就向你问好，家里所有的人都问到：爷爷好!奶奶好!舅舅好!阿姨好!拜拜的时候也是：爷爷拜拜、奶奶拜拜、舅舅拜拜、阿姨拜拜。而且他能够给你飞吻，这多么可爱啊!就好像千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距离没有了。”“电信技术”这个最富有活力的生产力的巨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杜教授说，它导致当下人类生存境况、审美文化实践以及整个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样态发生深刻的变化。具体说，它不仅造成“距离”变化(有人说“趋零距离”)、感受方式的变化、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而且还造成“图像时代”的到来——从文字“阅读”转向视像“读图”，这是电子媒介时代制造的一个严重后果，大有以图像取代文字成为时代主宰的趋势。由此，它也必然影响到文学艺术的生存状态。第一，“距离”的消失对文学来说，简直是釜底抽薪。米勒、德里达以及中国的金惠敏等人说，文学以距离为前提，“文学即距离”；距离没了，文学怎样存活?第二，图像对文学进行肆无忌惮的压迫和摧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图像增殖而文字减值，以至于出现了图像霸权。图像欺负文字，侵占文字的地盘，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图像在许多地方把文字挤兑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由此造成文学的当前危机。同时，也正是电子媒介这股强大的生产力，促生了一股来势凶猛的美学思潮在世界和中国蔓延，导致前述德里达、米勒等人“文学的时代不复存在”论、德国学者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宣扬的“审美生活化和生活审美化”论、“生活与艺术界限将要泯灭”论等等甚嚣尘上。不管人们对这股思潮如何评价，也不管这股思潮的倡导者们是否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你总不能不正·视、不能不承认：电子媒介时代确实使整个人文学术特别是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遭到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冲击。因此，杜教授认为，米勒等人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必须予以客观公正的分析。他细致地解析了米勒所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即电信时代造成“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等三个后果，并给予米勒等人充分的理解。

　　但是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虽然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受到巨大冲击，电子网络文化带给人们审美感知经验的浅表化、零散化及泛化可能导致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审美文化的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也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杜教授还是坚定地认为文学不会消亡。米勒一德里达等人“文学的时代不复存在”的论断是有问题的，由“不复存在”可以得出“文学消亡”的结论，而文学消亡的结论既不合逻辑也违背历史。首先，杜教授对米勒援引黑格尔所说“艺术终结”的思想，进行了历史辨析，指出，黑格尔当年所说“艺术终结”并非“艺术消亡”。这澄清了多少年来对“终结”含义的误解。黑格尔所谓艺术终结只是说“浪漫艺术的终结”，同时却是“另一种艺术”即近代的主体性艺术的起点。黑格尔认为，过去艺术表现绝对、表现原则，而“近代艺术”则表现主体，表现主体的个性、性格、感情和生活，表现人和人性的东西。近代艺术是一种人道的艺术，一种直接从人出发、以人为对象而又回到人本身的艺术。黑格尔认为“近代艺术”以荷兰风景画和小说(小说是真正史诗的终结>为代表。这样，浪漫艺术“终结”了，新的“近代艺术”出现了；因此艺术没有死亡，也不会死亡——除非人类死亡、地球毁灭。我认为杜教授作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学术疏证工作。这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学者的科学态度和严肃精神，他既还黑格尔“艺术终结”思想以本来面目，又给现在的论辩对手以充分尊重。其次，杜教授进一步论证了文学不亡的理由，其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在文学自身。除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不死文学也不会死”这个理由之外，文学自身的特点和本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存在——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审美场域，它是一种内视性艺术，它的形象具有独特的内视审美特性，即文学是用文字阅读唤起你在头脑中的想象，叫你自己去建立那种审美形象，这要比可视的、可听的形象更丰富。这是其他任何形态的艺术所不能取代的。我认为，杜教授强调文学的内视审美特性是有深刻说服力的论点。内视性是文学独有的，优于其他艺术。内视审美中，心理时空无限拓展——“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想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而促成对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审美力的提升与培养，充分显示了文学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体现及其本质力量的发挥与升华。当今视觉文化中成功的例证往往都具有文学根底。以电影为例，张艺谋优秀的影片都是以好的文学文本为基础的，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菊豆》……；不成功的如《十面埋伏》，虽有漂亮的光、影、色和章子怡的舞蹈，但仍让人觉得缺乏深刻的意蕴。读图时代造成的想象阻抗(这个词是我生造的)与审美的平面化必将降低人的审美能力，而阅读文学文本引发的内视审美想象则引导人的创造力、审美能力向深度广度拓展。因此，文学不仅是人性的最形象、最深刻、最丰富的显现，而且最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求——这是文学不死、永久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

　　纵观全书，我们还可以看到杜书瀛教授此著具有这样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开放的宽阔的学术胸襟和眼光。杜教授认为，电子媒介时代是多元化的、平等对话的时代，应该发展多样化、多形态的文艺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文本的、形式的、历史的、文化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协同作战、互补互动。文学艺术是极其复杂的多面的流动不居的精神文化现象。人本身有多深奥、丰富、广阔，文学艺术也就有多深奥、丰富、广阔；单一的文艺学(文学学)，它再优秀、再完美无缺、好的没治了，也无法全面揭示文学艺术的全部奥秘。因此，在文艺学和美学领域，决不能武大郎开店，也决不能像白衣秀士王伦小肚鸡肠，而是要海纳百川，各不同学派，各分支学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文学社会学也好，文化研究也好，“无国界”也好，“有国界”也好，“古典”也好，现代、后现代也好，主张古代文论可以现代转换也好，不主张现代转换也好……都可以按自己的设想进行文学研究，但是，请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要剪除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可以互相商榷、论辩，但不要互相仇视。21世纪的中国学者应该有宽宏、博大的胸怀，以需要为准，将古今中外的一切好东西都拿来。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西方的许多最新或比较新的文论和美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应得到实质性拓展和创造性转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第二，探索与创新的精神。杜教授说，文艺学、美学必须在承认和研究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的基础上，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对新现象做出新解说，甚至不断建立新理论。当然，对这些新变化、新动向也不能夸大其词，似乎艺术、艺术家在这种新变化、新动向之中，失去意义和价值，理论研究也失去价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人类的整个生活和艺术，特别是那些所谓高雅艺术(剧场艺术、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艺术……)和艺术家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消失，恐怕也不会消失；相应地，对审美和艺术的把握和思考不会消失，对它们的理论研究、即美学、文艺学也会永远存在。但是，艺术和美学会转换它们自己的存在形式。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不断发展变化，审美和艺术可以有新的方式、形式、形态，变换无穷。因此，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必须随历史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随社会现实、审美活动、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目前就急需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网络文艺，广场文艺、狂欢文艺、晚会文艺、广告艺术、包装和装饰艺术、街头舞蹈、杂技艺术、人体艺术、卡拉OK、电视小说、电视散文、音乐TV等等，进行理论解说。应该走出以往“学院美学”的狭窄院落，加强美学的“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美学绝不仅仅是“知识追求”或“理性把握”，也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文学、纯艺术的“神圣领地”，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意义、新发展、新突破。

　　第三，“挖一口深井”的研究和论述方法。杜教授抓住某个重要问题，总是咬住不放，深掘深挖，力求说深说透，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自称是“挖一口深井”的方法。或者可以用另一个比方：在木头上钉钉子，钉上之后，总是再砸上几锤，使之人木三分、四分、五分……。譬如提出“艺术：生活的特异化”这个命题之后，从上下、前后、左右，层层深入，力求论说的坚实透辟；举出中外历史上大量例证，还嫌不够，又举出当前时髦的、也是人们最易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的行为艺术以及卡拉0K等等审美文化现象，论证它们也是生活的特异化。再譬如，该书“中篇”论述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时，力求把围绕它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如“以问题为纲”、“站在历史文化的维度上”、“内史与外史结合”等等，都说到且说透，努力达到一种“全方位”的“立体”的效果；该书下篇对审美现象进行描述的时候，也是层层深入，穷追不舍，如剥洋葱，直到其核心处。

　　第四，新的理论文体和文风的探索与追求。这是该书最惹人注目的特点之一。一般读者对于抽象、苦涩的理论问题，常常产生惧怕甚至厌烦的心理；但是拿到此书，我相信读者对理论的印象会有所改变。杜教授谈的虽是高深的理论问题，却说得如此深人浅出。作者同读者亲如手足，掏出真心，交流、对话，如面对面拉家常，娓娓道来，平易而又热切，可读性很强。杜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说文解艺·后记》中曾说，近些年他的“文风的确起了变化，追求平实、平易、平淡，追求生活化”，“不求深奥，但求平实晓畅、平易近人”。他说：“我想，写文章最不该有定式，即使理论文章亦如是。‘纯粹’理论家的文章，当然很好。我的老师蔡仪先生的文章就有自己的特点。1978年《人民文学》开座谈会，蔡仪在会上发言，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散文家、报告文学家贴着我耳边说，我真想写一篇关于蔡仪的报告文学，写写他是怎么抽象思维的。但是这种高度抽象思维的文章，阅读面肯定受到限制。一般读者更容易接受、更爱读、从而阅读面更大的，大概是像何其芳《论红楼梦》那样的文章。理论文章如果写成何其芳那样，不是也很好吗?我自己就很爱看作家、艺术家写的理论文章，如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之类。”这本《文学会消亡吗?》就是杜教授“平实晓畅、平易近人”文风的最新实践。

　　总之，杜书瀛教授奉献给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是一本既有学术深度而又可读性很强、既有厚重历史蕴涵又极具学术前沿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