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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理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7月   

    最早听到黄子平先生的名字，大概就是著名的三人谈“20世纪中国文学”，即便从那时开始算起，应该也有快20年了吧。一个有很长“写龄”的人突然声称“害怕写作”，要么故作矫情，要么内心确有隐衷。暂且不管，先看下去。

    本书辑录作者近年文字20多篇，内容涉及文学教育、文学批评诸多方面。推荐这篇《以“体裁”为重点的文学教育》。在今天，“体裁”似乎只有在语文课堂上才与我们相遇，其实，“体裁”是人类社会交流的自然产物，每一个普通的说话者其实都参与了“体裁”的变迁。“当代文学教育的困境在于，文学体裁的日常生活性消失以后，试图用‘辞典和语法书’去重建‘母语’的文学表述”。所以，文学教育不是要让“体裁”变成与“我”漠不相关的基础知识，而是要“使文学交流与学生的日常交流发生联系，乃至成为他们的日常交流的一部分”。

    赛义德在回忆录里说他出门时“心底暗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我可能不会再回原处的恐惧”，但他还是经常制造离去的场合，“这两者似乎成为我生命节奏的绝对必要条件”。这段话让黄子平“怦然心动”，“我想到，人必须面对他自己的害怕，甚至自愿滋养这种害怕，并从中获取生存的希望”。“害怕写作”是对“‘文字文化’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深刻敬畏”，而克服害怕、继续写作，就是勘破之后的清醒、充实。对“害怕”毫无所觉的写作，与领悟“害怕”之后的写作，并不一样:在后者，既是谨言背后对智慧的绝对尊重，同时也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勇气。所以本书序言最后说:“我害怕写作，同时写了《害怕写作》。”

文：思郁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8月

　　黄子平出版的书书名定为《害怕写作》，翻阅其中却发现了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喜欢阅读》，真是相映成趣。在喜欢与害怕之间，我偷窥到了作者夹杂在阅读和写作之间无以言语的苦楚。喜欢阅读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说害怕写作呢？难道是要延续中国自孔子起的述而不作的传统么？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就容易猜透的，携着满腹的疑窦，我开始迷失在沉重的阅读旅程当中……

　　阅读与写作通常构成了一位学者学问生涯中无可替代的两极，衔接它们的是思考。阅读、思考、写作本来是一气呵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作者的学问生涯中，作为结果或者说成果的最后集大成阶段——写作阶段，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害怕”二字旁人可以说看出了作者某种意义上的调侃意味，但是我却看出了作者在面对写作时犹豫不决的心态。这种“害怕”不是因为自己学识、学养的不足，更不是自己阅读的迷失和思考的困顿，而是出于一种对写作完成之后抛向公共领域不确定的恐惧。比如，它出版后会有什么意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的受众将会是什么样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不确定。其实，在阅读、思考和写作过程当中，那个阶段的作品还是私人性质意义上的影响，所以作为写作者是可以掌控的，而一旦写作完成并发表出版的话，就意味着由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它参与其中使性质大变。最可怕的就是流通到公共领域的这个阶段，写作的性质已经面目全非，由写作到讨论，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之争，而这种权力之争最终无法由写作者控制。这时候的写作就是一种失控的写作，它的意义和影响无从得知，写作者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

　　这样说好像有些危言耸听的宿命论的味道。但是不得不承认，进入公共领域的写作，确实由一支看不见的手掌控。它纳入何种话语讨论，参与何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公众会对此作出何等千奇百怪的解释，无论作者、公众还是写作完成的文本都无从得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子平老老实实地说“害怕写作”比那些对此问题视而不见的学者都要值得我的尊敬。毕竟这是一个基本存在的事实，也是写作者无时无刻都要面对的问题。借用一句经典语录，提出问题永远都比解决问题重要的多。“害怕写作”是一种审慎的写作态度，也是一种对文本和公众负责的态度。“害怕写作”不是放弃写作，恰恰相反，正如黄子平书中所言，害怕和喜欢是需要一起论说的。因为害怕所以喜欢，也因为喜欢所以害怕。害怕写作是对公众而言，喜欢写作是对文本而言，两者并不矛盾。

　　事实上，对已经完成的写作而言，写作者都有一种期待的心理作祟，但是这种期待并不坦然反而有些忐忑不安。完成的写作，即是一个自足的文本。文本进入公共领域参与一种话语权力的建构或者争夺。这个时候自足的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吸纳、遗弃、丰满、接近完美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文本，承载了话语权力场域搏斗痕迹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不是由原来的写作者完成的，而是由公众重新书就的面目全非的文本。单纯的写作和话语权力之间注定要有一场生死搏斗，而结果注定是写作臣服于权力话语。这种无奈的惨淡结局是写作者的宿命，福柯关于权力无处不在的论述在写作与话语权力之争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黄子平在《害怕写作》中已经为写作臣服于权力的论题提供了更切实际的论据。尽管那些论述颇有调侃的意味，但是那种所谓的“我一不晕车二不晕船三不晕飞机，就是晕表格”的描述恰恰是当代学院派学人面临的真实尴尬境域。记得和作者同在香港教书的甘阳在一篇访谈中也曾有此抱怨，说现在大学中学者的评价标准并不是看你的研究成果而是看是否你能找来钱拉来关系，能承担国家级项目资金的人才是好学者，这样一来真正做出的学问倒是没有人注意了。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根深蒂固的弊病，也是写作臣服权力的最好的证明，不过这种权力已经不单单是话语权力了，而是现实中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和自己的实际利益相关的权力。学问沦为了权力争夺的工具，阅读的意义在哪里，思考的意义在哪里，最重要的写作的目的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出，也就难怪说喜欢阅读的人都开始害怕写作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