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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崇轩
出处：文学报 2006年8月

    自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被打通，整合成“20世纪文学”之后，渐成显学，成果累累。众多的学者、专家，有从文学历史的、有从文学思潮的、有从流派群体的、有从文艺论争的等等，多角度、多层面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使我们一步步、一层层逼近了20世纪文学的内部和深层。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年轻学者刘忠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从“文学主题”的角度切入，开辟了又一条通向近百年文学的新路径。

    “文学主题”是什么？就是一个时期或一段历史的整个文学所综合呈现出来的主要思想、核心内容。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它自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总主题，那就是与中国历史相生相伴的:走向“现代性”。但在某个时期或某段历史中，又由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和合力，必然要孕育、催生出不同的“文学主题”来。正如著者所说:“不同主题之间虽然各有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运行轨迹，但也有相互生成与建构的一面。不幸的是，晚清以来的现代性焦虑常常使之处于相互缠绕与矛盾的状态，一个时期，‘启蒙’占据主导地位；一个阶段，‘救亡’重于一切；一段时间，‘翻身’深入人心。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救亡、翻身、专制主题并存的经验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之间互有隐显的结构形式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与面貌”。刘忠在这里概括的:在“现代性焦虑”的总主题下，呈现出启蒙、救亡、翻身、专制四大分主题，我以为这一辨析和判断是准确的、深刻的、有创建性的。在对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也曾注意到启蒙、救亡等一些基本主题，但却没有把它们作为既是一个个相对自足、又是相互矛盾和建构的“主题群”来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刘忠的研究是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一次整合和提升。更为可贵的是，著者把20世纪文学的这四大主题，放置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政治变动、文化冲突、思想激荡等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观照，又选择“主义与文学”、“文化与文学”两个切入点去深入探究，使我们较清晰地看到了这四大文学主题的生成与演变、对峙与交融，较准确地把握住了20世纪文学的脉动与走向、面貌与特征。

    《主题研究》的上编是“主义与文学”，论述了四个问题。“启蒙主义的西来与中国化”，阐述了西方启蒙主义如何在中国“生根开花”和“本土化”，又如何深入而持久地影响着、制约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专制主义与民主意绪”，剖析了中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专制主义思想的复杂态度和感情，专制主义同民主主义的相互交错。“英雄主义的范式演进与精神向度”，勾勒了文学发展中英雄形象的想象、塑造和流变。本编第三章是“民粹主义与工农兵文学”，我以为是颇见思想和功力的一章，给人以很多启迪。我们知道，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从解放区文学到共和国前期文学(50、60年代)，始终有一个激进的、强劲的“大众化文学”潮流，它自然在文学与民众的结合和推进社会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了一部分优秀作品，但它也确实深受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左”的思想的影响。过去我们在梳理和阐释这一重大文学潮流时，往往把它归结到政治对文学的蛮横干预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上去，理由自然充足，但却很难让人心悦诚服。有个别学者也曾试图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去破解，但总是浅尝辄止。现在，刘忠认真、深入地清理了这一命题，把握住了“民粹主义”思想对中国思想家、文学家的潜在影响，就使我们从根子上认识了“工农兵文学”的思想源流和内在动力。可以说这是刘忠对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贡献。

    《主题研究》的下编是“文化与文学”，分别探究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新时期诗歌的思想生成与先锋走向”、“新时期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与文化属性”四个问题。如果说“主义”是带有时代性、政治性的思想体系的话，那么“文化”就是蕴含历史性、文明性的思想传统，后者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显得更加深刻而长久。

    刘忠在《主题研究》后记中说:“当我循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演进之路，将它们归结在‘主义与文学’、‘文化与文学’上、下两编中时，心里非但没有释然，而是贮满了迷惑与惘然”。是的，“文学主题”绝不仅仅是文本思想的简单归纳，它与整个社会、文化、思想、人生等等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要真正理清这团“乱麻”，该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