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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晓骊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9月

关于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学术界向有“自律”和“他律”两种说法。由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一向重视文学的“他律”因素，而忽视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所以近年来有的学者矫枉过正，又开始一味强调“自律”，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的作用。照我看来，从学术的角度，任何无视两者之间依存关系的文学研究，都不可能真正揭示其内在本质；从阅读的角度，离开对具体社会文化的解析、对具体作家心灵的体认，也就无法深入体味作品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张再林先生的《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以下简称张书）一书，从对社会文化和具体作家文化人格的解剖入手，探讨唐宋时期士风和词风之间的动态联系及衍变过程，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学术论著。

中唐至两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士族地主的渐次衰落和庶族地主的逐渐崛起。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关键性的文化发展趋势，从翔实的史料出发，认为“中唐与两宋同属‘庶族地主文化构型’”，并以“庶族地主文化”概念取代“唐代文化”或“宋代文化”，提出“文人词萌芽于庶族地主文化”的观点�煷佣�避免以朝代来强分文化和文学发展阶段的生硬做法。文化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受改朝换代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文化本身的强大惯性使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连续性，而不会与政治完全同步。因此在文化和文学研究中，强调文化本身的属性往往更能说明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张书从两个方面论证“文人词萌芽于庶族地主文化”的命题，首先从时间来看，庶族地主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从中唐开始的，而文人词的真正确立也是在这一时期，文人词早期的发展与庶族地主的崛起历程基本同步；其次，对文人词确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业已登上政治舞台的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

本书还从苏轼“独敬爱乐天”的文化现象入手，以白居易和苏轼作为研究的中心，把握士风与词风之间的动态联系。在宋代，对白居易的敬慕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而苏轼则是其中的代表。白居易之所以能够成为宋代士人企羡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特质、行为实践以及文学创作对于宋人而言具有先驱意义，堪称“庶族地主文化”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以此为“切口”进行深入挖掘，就能勾画出中唐至两宋士人人格和文人心态发展的历程，还可以从中推绎出这一时期包括词在内的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动因。同时白居易与苏轼不仅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文人代表，也是在文人词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两位文人，前者的尝试直接引发文人词的萌芽，而后者则提高词品，完成词的“士大夫化”。

本书采用文化心理分析的方法，深入解析唐宋时代士人人格构建和文化心态的特殊性，从中揭示出士风影响词风的切实途径。文化影响文学的观念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但是这一影响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作为全社会共同具有的时代精神是通过何种方式作用到具体的文学创作行为，对于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学者们却大多语焉不详。通行的作法是罗列文化现象，并将之与对文学发展的描述拼接在一起。但是这样的作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将文学的文化研究带进了庸俗化和肤浅化的泥沼，有时甚至给人哗众取宠的错觉。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必须借助于中介——即个人文化心理。张书正是在这一点上取得突出成就。作者将士人人格与心态作为文化作用于文学的“中介”和“桥梁”，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梳理出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和不同的文人心态对唐宋词发展的影响。作者将这一历史时期士人人格观念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中唐士人的才子人格、晚唐五代的浪子人格和宋代士人的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人格，总结出这三种人格的富有时代性的特征，并从中寻绎士风演变对唐宋词发展的关系。在对文人心态的解析中，作者更梳理出“中隐”文化心态、迁谪心态、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心态进行深入研究，在同类研究中具有明显的创新性。以第四章“士人的迁谪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为例，作者首先回顾宋以前士人迁谪心态的整体特征，而后重点分析宋人对迁谪的超越心态及其迁谪词的创作。这一部分的内容以苏轼的迁谪心态和迁谪词为研究个案，认为苏轼整合了陶渊明和白居易的文化心态，达到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境界”，既有整体化的把握，又有对词人文化心理的具体体认。第五章“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极其对词的影响”，在吸纳了学术界关于“实用理性”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不同的时代精神和文化风气，又细分出“狭义实用心态”和“广义实用心态”，从而揭示出中唐至两宋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

本书不仅把中唐至两宋的社会文化变迁作为唐宋词的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且还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不仅受文化大环境的制约，而且也以自身的发展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比如作者一方面认为文人词从诞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士族乱而庶人僭”的文化烙印，士风之变深刻地影响着、甚至规范着文人词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拈出白居易及其文学创作，分析他作为文学个体对宋代文化的全方位和立体化影响，从而避免从文化到文学的单向思维模式，这在众多从文化角度研究唐宋词的论著、论文中显得别具卓识。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作者在第四章中，将宋代文人的人格概括为官僚、学者和才子三位一体型，这一提法从整体上而言当然是对的，但是就词人而言，却未免有以篇概全之嫌。像柳永、晏几道、李清照等都不在此列，而他们都是宋词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对此作者一笔带过，未作深入分析。再比如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唐宋文人的影响非常复杂和微妙，其作用已深入文人的人格构建和人生价值体系，而本书的分析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而未能细加推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