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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智祥
出处：故乡 2006年8月

    接受美学自上个世60年代诞生以来，短时期内在全世界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它的出现，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得到了更高的重视。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尧斯甚至把文学史看成“读者的文学史”，他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只是作者赋予的，还应涵括读者的再创造成分。随着接受美学思想的传入，我国文学理论界也开始重视对文学阅读的研究，明显的成果就是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文学阅读的专著、教材，还有人提出了“阅读学”的说法。但我们所见到的几乎都是仅浮泛地论述了阅读的价值、阅读者应具有的素质、阅读的心理过程、阅读的方法等问题，从文学本体和文学内在阐释的视角对文学阅读的考察则明显不足。这样的缺憾使这些专著、教材缺乏应有深度，从而影响了读者对阅读的深层领悟。邵子华先生的《对话诗学——文学阅读与阐释的新视野》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个缺憾。我认为这本书是近几年来出现的关于文学阅读理论的较为优秀的专著之一。下面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这本书的特点：
    一、恰切的理论视角
    邵子华先生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理论功底的扎实使他能够以俯视的视角来研究文学阅读问题。为了全面深刻地阐述自己对阅读的领悟，他选取从对话理论的视角切入来建构自己的阅读理论。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前苏联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思想、著作的传入，人们开始了对话理论的研究。交往对话理论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理论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美学思维，使人们能够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来思考问题。《对话诗学》的第一章的题目是——视野：从独白走向对话。作者立足于自己对对话理论的深切体悟，介绍了对话思想的产生，论述了对话的内在本质在于意义的生成，自然地过度到了主体与文学的对话，为第二章（对话：意义的生成）做好了铺垫。第二章从文学边界的追问、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文学与人的建构三个方面极富激情地论述了文学对话的意义生成，彰显了文学阅读的人文价值。第三章论述了语言与文学言语的问题，第四章论述了文本层级与召唤结构，第五章、第六章论述了阅读中的主要的心理活动和文本阐释问题。最后的七、八、九三章分别论述了抒情文本、叙事文本、戏剧文本三种文体的阅读问题。整部书在对话思想的笼罩之下，体制完备、结构紧凑，既用对话思想来指导对文学阅读的分析，又用对文学阅读的分析来建构自己的文学对话理论，思路清晰，论证有力。
    二、细腻的诗性体悟
    文学是人学，它的对象是人，是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命运。缺乏细腻的诗性体悟是不可能很好地解读文学作品的，更不用说去论述文学阅读问题了，而细腻的诗性体悟却正是邵子华先生所擅长的。这也正是他这部书能够超出其它同类著作的秘密所在。邵子华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小说、诗歌、戏剧，古典的、现代的，这可以从他品类繁多的藏书和发表的众多的文学批评文章中看得出来。天性的内敛、敏锐和后天的长期实践使他具有了一般人很难具有的对文学的特殊的敏感，也正是这种敏感才使他对文学的本质有了那么深刻的认识。这可以从本书的第二、五、七、八、九章中明显地感觉出来，他那解读中细腻的诗性体悟、理论阐述中难以压抑的激情的涌动都无不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在书中他这样说：“作家对语言极为敏感，他们由此而衍生出对语言进行巧妙组合以重新赋予意义的冲动。这种对语言的敏感与冲动实际上是对生命状态的敏感，是力图改变生命状态的冲动……文学文本中的文字是作家心血的结晶，承载着他们太多的人生感悟，所以要参透文本，就应该对于文字有丰富的了解力，应该有灵敏的感觉。”这种对文学内在本质的深刻体悟使子华先生在对文学阅读的研究中显得游刃有余，他能立足于对文学内在本质的通透把握来看待文学阅读。目光的深遂独到使他的论述能够深入浅出，丝毫不带有生涩之感。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
    读邵子华的文章，总能让人觉得从容自然、大气磅礴，他的旁征博引、顺手拈来令你不会不自觉地感慨他的学识的渊深。这部书也不例外，为了建构自己的阅读理论，他借鉴了接受美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阐释学、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茵伽登的现象学美学、哈贝玛斯的艺术理论等西方现代一系列的哲学、美学思想，这可以从他的理论阐述中看得出来，但他没有生吞活剥，而是有机地融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如盐入水，化成了自己理论体系的血肉。比如在第一章他对“对话”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巴赫金、哈贝玛斯们的影子，但又真切地感觉到它是邵子华的语言、思想，而不是什么别的人的。深厚的理论修养赋予了邵子华宏阔的理论视野，也正基于此，他才能驾轻就熟、一气呵成，完成了这本《对话诗学》。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厚积薄发之作，是子华多年理论积淀的体现。
    四、难以压抑的内在激情
    邵子华在他的《中国长篇小说研究》中曾这样倾诉自己的感悟：“五百年的狂风暴雨无情地袭击，千万只航船拼命地搏斗，断桅烂船触目皆是，掬一捧海水都是血的腥味。于波峰浪谷中，我听到一声撕肝裂肺的呼叫。但是，沉沉的大海上永远燃着一盏明亮的灯塔，风吹不息，雷炸不灭，那就是我们的希望！数百年来，一代代的小说家们，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良知，航行、搏斗在苍茫的大海上。此刻，我们仿佛还能看到他们的航帆被撕裂的情景，还能听到他们在浊浪滔天时的笑声、哭声、呐喊声……”这样一段诗一般的文字是极具震撼效果的，了了数语，胜似千言。他对文学领悟的深刻，他对文学的虔诚，他内心涌动的激情无不在诗一般的倾诉中体现了出来。情感性是文学的基本属性，一个情感麻木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读者，更不能奢望他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象样的成果。子华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性情中人，儒雅恬静只是他的外表，他的内心涌动着火一般的生命激情。正是这激情才使他那么倾心于文哲之学，他无时不在寻求情感的震撼、灵魂的激荡。蹩脚的理论专著，总是给一种语言枯燥、目可憎、难以卒读的感觉。子华的这部书在理性的阐述中却始终能给你带来思想的启迪、情感的激越，让你无时无刻不能感觉到它的灵动。其中的奥妙，恐怕也正在于他火一般的生命激情和他对文学无上的虔诚。在第三章论及语言的失重与拯救时他有这样一段话：“天道无言，天道难言。我们运用语言的任务就是代天道立言，揭示出存在的本质属性。那么，对于痛苦而言，就要表现出高层次的真痛苦，写出一种大悲痛、大劫难。这才是对生命的至真至诚的呼唤和无惧无畏的呐喊。这种声音如黄钟大吕充沛于天地宇宙，使邪恶的发抖，使善良的奋发。”这极富煽动性的文字正是他难以压抑的内在激情的体现，是他生命体悟的张扬。
    作为子华先生的同事，我深知他的勤奋和对文学研究的执著，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多成果的出现。

文：耿立
出处：故乡 2006年8月

　　 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大致来说有三种：感性——知性——理性；而批评的文字呢？我说在这感性-知性-理性之外，又混成着这感性-知性-理性光辉的是诗性 ，与子华兄相交莫逆，在他沉默的外表下，我总觉出有燃烧的火焰，也许，内心想说的太说，但表现的又总是晶莹纯粹，我把他的批评思维当成一种诗性；这诗性大概可以说是一种气质，一个人很书卷气活着很善解人意又深入文字内部言说的感觉。当子化兄把《对话诗学——文学阅读与阐释的新视野》郑重转给我的时候，我内心是一种喜悦和惭愧，原先子化兄邀我共同做这课题，两人把酒论文，后来琐事缠绕，我就放下，而由子华独自完成，孜孜乾乾的冷板凳的功夫，我不如子华兄。
　　 诗性批评所仰仗的是诗性思维，这是一种在中国文化中非常特异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智慧形式，在晋人书札和他们萧散的生活中，在唐诗和禅宗里，在书法和绘画里，在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里，我们看到这诗性碎金一般散落于诸多经史子集文人生活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在花下的随意小酌里，我们发现这诗性思维的种子满落于民间，我感觉子华兄接通的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间最可珍视的，有着我们民族鲜明印记的思维的方式，他沉入古今典籍，傍及现代文化，又从中西文化的对话的角度，以一个现代人当下的积淀和知识体系，以心血为炭柴，以诗性思维为鼎镬，来熔铸新的文字，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古国文化血脉，带着自己的体温和蒸汽的文字批评。这也许是我的概括，但精彩的是子华的论证过程，这也是一种学术的生长的过程，是所谓如行山阴道中,山水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全书共九章，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揭示对话哲学的内涵，提出诗性研究的学理基础；第二章阐明阅读主体与文学文本对话的性质及其精神目标；第三章和第四章着力探讨文学言语和文本结构的对话性，指出言语的主体性和结构的召唤性的本真存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描述了阅读主体与文本对话的精神历程，深入讨论了阅读与阐释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第七八九章，是对与抒情文本、叙事文本、戏剧文本对话的特殊性的研究，同时也是上述主体对话理论在文本阅读与阐释中的具体运用。在子华的诗性批评里，他将诗性主体人性化和平民化平常化，他拆去了所谓的玄幻和神秘，但这也异于逻辑思维的严密，他探讨的是界于感性-知性-理性之间的混合，是一种贯通和创造。如在第六章：文本未完成的对话中，既有对古今中外文本阐释理论的嬗变作出的清晰梳理，指出：“文学阐释的超越性包括时代的超越和心灵的超越。时代的超越依赖于心灵的超越，心灵的超越要落实到时代的超越上才有意义。而时代超越和心灵超越只有在文学阐释的文本超越中才能够实现。文本超越则依赖于阐释者对文本的深刻反思与对话。”在第九章观照：与戏剧文本对话中，避免了对一般性问题的叙述，集中精力论证了戏剧与集体无意识的关系以及戏剧冲突与人的双极性的同构关系。
　　 我感觉，作学问、作文、做人而接通了诗性思维，就象开了天目，有灵性，有妙悟，材料是死的，材料靠诗性来点醒，在繁复的联系里看到真谛，在平常中开出境界。
　　 我感觉，在〈对话诗学〉里，有一节是诗性批评的最为吃紧之处，这是他对苦难向文字转化为何失重问题的关注。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灾荒 大饥饿在杨朔笔下成为了诗意，把生活之悲剧转换为喜剧闹剧，这是老中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精神的沉沦，使很多人对生活的苦难缄口，对苦难的冷漠，其实把散文作为美文作为诗意来处理，我们可以问，经过淡化稀释了的悲剧还是悲剧吗？更何况把悲剧喜剧化，最后化掉的是一种担当的精神是一种对苦难的遗忘，在审美的沉醉中，把他血变成了我的诗酒文章，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因为“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
　　 1925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对这种说谎的文学也进行了抨击，他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以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书中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
　　 在中国大地生活的人，要面对的是文字的轻飘和苦难的巨大的裂缝，是谁故意忽视了这些，使苦难在损耗而不彰？是阴谋还是冷漠？是心灵的孱弱，还是文字本身的局限和过错？子华说“
　　 其实，不管是在对痛苦本质的探寻上，不是在语言运用技法上，都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主体对痛苦的态度的问题。是漠视、说谎、置之于身外，还是参与、体验、感同身受的“在场”。“在场”，不仅仅是指当事者亲身经历的在场，更多的是指后来者精神参与、心灵共鸣、置心其中的在场。“在场”的一个标志，就是把别人的、过去的、大众的痛苦统统转化为自个的痛苦，把事件的陈述转化为自个切身的体验。任何痛苦都与我们有关。我们“在场”的程度决定着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那种对痛苦隔岸观火式的言论实际上是一种雅致的虚伪。让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痛苦是怎么造成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能决定痛苦性质的细节；让我们张大耳朵，仔细听一听那痛苦的呻吟，特别是那灵魂被摧毁的声音。心灵的缺席就是道义的沦丧。只有把我们的心拿出来在痛苦的液汁中浸泡，只有置身于痛苦的炼狱中经受煎熬，才能够抵达痛苦的本质，才能写沉甸甸的文字。也就是说，我们要勇敢、要冒险、潜身于激流之中，去打捞那被击沉的主体性的太阳，重新把它悬挂到人性的天空。这是我们命定的责任。我始终认为，对痛苦敷衍者与痛苦制造者该当同罪，因为他们如果换换位置，很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来。”
　　 子华在叙述到这里时，开始整个显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本来的血与火的烈度，虽然他的语气平和，但他引的一首诗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出自一个孩子之口的，令我们文学史感到苍白和无助的域外文字，这文字出自希特勒的集中营，是一个小女孩名字叫玛莎的犹太女孩写的：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
　　 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
　　 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失去了它们
　　 这诗歌注定要留下，这文字铭骨了苦难，如果把这文字与杨朔的美文比起来，就可 以看到美文的荒诞，美文是为文字和趣味存在的，美文不为苦难做证，美文是把血的浓烈变得绯红，漂白。美文是把苦难把悲剧转化为了喜剧。

　　 子华说：面对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苦难，我们无法逃避和逍遥。我们只有“在场”，全身心的投入，以敏锐的直觉的方式去把握，揭露出痛难的真相和本质，把它昭示于天下，警醒世人。这样的文字才是有份量的，才不会失重。就是说，痛苦是语言文字的血脉，是语言文字的钙质，是语言文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子华是写诗歌的底子，读到《对话诗学》时，依然是读出了诗歌的成分，他的评论有概念但不纠缠，有推理和逻辑但加入了东方的感悟，，是一种诗性地表达与对话。
　　 批评不是被动的阐释，子华很多的文字，是以自己的体验和原作者进行对话，这不是一种技术的阐释，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和激活，读《对话诗学》，你可知道子华的涉猎范围，你会感到，评论也可以是一种有个性的文体，这里面有探险，有征服，更有生命的感悟。
　　 子华的批评资源，不是依傍一种哲学，也非借助某种理论，而是走进一个个作家的内在世界，和作家相生发， 这种写作，不是被学院化的那种学理推延，就象中国古代传统的 批评，或者印象批评，这就象法国思想家福科说过一句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子华把这种批评，当作向往的境界，求证的境界。
　　 这是一种尊重内在真实，不被所谓的风潮所左右的诗性写作，这种真实，不再是人们所理解的表象，只有用心，以心的眼睛才能探察这种真实；当然子华追求的真实，还包括自己的立场，不是暧昧不清，而是对现实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不趋时，不阿世，既警惕所谓的经验，也对没有检验的理论抱有怀疑。这种批评和没有立场无关痛痒的文字无关。
　　 在批评的声音越来越稀薄的今日，子华的《对话诗学》，无疑没有跟着丧失批评良知和内在标准的大合唱，故写此文，以求大家共赏。

文：杨小品
出处：故乡 2006年8月

　　基于对一切事物持有的怀疑态度，当邵子华先生的《对话诗学——文学阅读与阐释的新视野》置于眼前时，我习惯性地反问：“对话”是可能的吗？如若可能，如何进行？我们对文学文本的阅读与阐释，难道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上的内心“独白”吗？
　　早在世纪之初，上帝就切断了人们的“对话”之路。《圣经》“创世纪”十一章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语言流通的力量让上帝感到了不安，所以，巴别城最终只能以一种“未完成”的姿态矗立在《圣经》中，成为最早、最原始的人们寻求“对话”之路的记录。曾经聚首在示拿地的人们的子孙，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已经像种子散满世界各个角落，却很少有人能够再去缅怀那座城，提及那个塔，更不要说去重建。但透过邵子华先生的这部著作，我却看到一个正为这理想而锦衣夜行的身影，敬意油然而生。《对话诗学》，书的题目阳春白雪得几乎不食人间烟火，而书的份量与其灵逸的题目成反比，捧在手中，沉甸甸的，一如作者的理想与信念。
　　说实话，在我看来，再建巴别城的理想有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浪漫。“对话”是难的，而真正的、可以生成意义的“对话”堪称一项奢侈的高级精神运动，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可能性（除优秀的职业批评家外），其结果往往是面对一个文学文本不追问、不回应、不交流，一切的感触皆在内心自生自灭。引起共鸣的，或许可以应和一声，观点不同的或标准异己的，则一概保持缄默，既懒得提供耳朵听，也懒得动嘴说于别人。正如邵子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对话诉求的欲望”在渐渐“丧失”，我们自语、独白，如同患了自闭症的孩子。其病根在于对环境、对世界、对人类生存状态缺乏应有的关爱与责任。这病症不仅仅在读者群中流行，也在作者群中滋生蔓延，这在那些梦呓般的文字游戏中，或者无病呻吟地诉说个人痛苦的文本中可见一斑。所以，上帝不用再担心，日趋冷漠的人类已经拱手交出了建造语言城的权力。
　　建造一座“巴别城”是公共的责任，但作为公众的我们并不想均摊。幸好，有邵子华们在呼喊、在着手去做。
　　通过文本“对话”是难的，与学术文本的“对话”更是难上加难。与网络同时踏入社会的这一代，早已习惯了文化快餐，或者热衷于词语游戏的“纯文学”，而那种形而上的、以专有名词解释专有名词、以理论派生理论的学术文本根本不对“胃口”。所以对邵子华这场诗学“对话”的市场与将来，我是相当地忧心忡忡。但疑惑与担心在翻开书本的同时就消失了，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更没有诘屈聱牙的词句，主体、客体，作者、读者……这些概念如同一个个在温暖的大地深处一脉相承的泉眼，思想由此汩汩涌出，我与之不知不觉已开始了一场“对话”。
　　“对话意味着生成”、“独白”必将终结。书的开端，作者便以勿庸置疑的口吻宣称，“文学的目的在于心灵的对话”，有且只有“对话”——作家与世界、作家与读者、作家与文本，读者与文本、读者与读者、读者与世界之间的多重对话，才会使“词语”流动，意义生成，文本才有可能升华为文学。邵先生把文学的命运归结为：从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对人的生命力量的呼唤与确证”的使命，永无休止地“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富于良知的考察和充满热情的想象”，简言之，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描绘世界，审视内心，关注人类。文学，这源于灵魂深处发出的思想震颤，要使其意义生成，其过程必须是“参与—体验—交流—升华”，其途径必定是“世界—作者—读者—作者—世界”这样一个循环，即“震颤”必须波及每个路人，然后作用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及其我们自身。
　　作为一个跋涉在通往文学理想国路途中的朝圣者，作者对文学的现状“极为忧虑”：一方面，作为主体的“文学”正在逐渐丧失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失去了灵魂，消解了与社会人生的内在联系，逃离了对人生、人性意蕴的热情追索，而变成了一种自我迷恋的自言自语，一种自我陶醉的浅薄无聊，变得软弱无力哼哼唧唧，甚至悖离、阻碍了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作为客体的“批评”越来越孱弱，无聊的文人们利用雕虫小技公然玩弄着文学作品，或对作者进行低级趣味的臆测，或对文本作钩“玄”索“隐”，或籍所谓的纯理论、用生硬的术语把宏大丰富的文本肢解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文本被所谓的“解读”、“阐释”解构后，却不能被结构起来，垃圾一样零乱地堆积着，误引着阅读者的视线，玷污了“批评”之名。而文学与批评的堕落，恰恰映射出当下的社会现状，那就是人性疏离、人心冷漠、集体自闭、世界失语，“对话”无从谈起。把文学视为“从现实向理想泅渡的方舟”、把“对话”视为文学生命之核的作者痛心疾首地断言：这是“人类的罪孽与悲哀”！
　　在现实的参照下，作者的“文学理想国”更加彰显人性的光辉：我们应该以理解、交流的心态面对他人，以足够的勇气和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预示着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孤寂之路，或许路途上的幸福只有作者自己能体会，正如邵先生自己坦承：“这条路上布满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陷阱——我无法挣脱它们的诱惑，也深深地感到跨越它们的艰难。”但正是由于作者一次又一次的“掉陷”才成就了眼前的这部著作，他凭籍多年的思想积淀给读者指明或提供了一些方式、方法，他以自己的艰辛为读者提供了一次幸福的阅读之旅。
　　罗兰·巴特曾经从阅读者的角度把文本分为“悦文”和“醉文”两种，前者是可以引发读者共鸣并从中得到“养生术”的作品，是意义的单向流动；后者则具有动摇读者之历史、之文化、之心理定势，凿松读者趣味、价值观和记忆坚牢的力量之作，是能挑起读者的斗志，与之交流与对话的作品，“意义“在双向的互动中生成并成长。《对话诗学》给与我的不仅是“悦”——文本的优美带来的阅读快适，而且有“醉”——作者在文本中的严谨逻辑吞噬了我的固有信念，它让我相信“对话”是可能的，通过心灵深处的沟通与对话，被变乱的“城”与“塔”终将会统一起来。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要着手去“做砖”、“烧砖”、“砌墙”……这或许是我们——每一个号称热爱文学的人——的价值所在。正如书中已经指明的：“个体的‘自组织’的程度决定着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个体‘自组织’的程度也决定着他生命所可能达到的价值。”
　　尽管邵子华先生曾说此书尚有许多讲稿的痕迹，但阅读此书的感受让我想起尼采对“讲话”的一句论述：“完美的行云流水的风格只有在完美的听众面前才是可能的。”这似乎把作为阅读者的我也一并“褒”了进去，但相信有更多的读者在体验过《对话诗学》的行云流水的风格后，会坦然也接受这份美誉的。

文：张稔穰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8月

    自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文学的阅读与阐释，文学阅读与阐释的历史正契合并促进了人类精神发展的进程。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从文学著作中吸取营养，探讨和确立解决自己时代命题的价值坐标。但是，当下文学阅读与阐释的状况却令人忧虑，主要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对文学经典的自恋式的浅薄无聊的大话、戏说、扭曲和嘲弄。二是藉所谓的纯理论以及生硬的术语把宏大丰富的文学著作肢解得体无完肤，在一通“解读”、“阐释”的解构之后却不能被结构起来，垃圾一样零乱地堆积着。这种倾向与文学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日益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式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会误引阅读者的视线，甚至已经悖离并终将阻碍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进程。因为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在本质上正在逐渐丧失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它失去了灵魂，消解了与社会人生的内在联系，逃离了对人生、人性意蕴的热情追索，其病根在于对环境、对世界、对人类生存状态缺乏应有的关爱与责任。

　　在现实的参照下，邵子华的《对话诗学》（云南大学出版社）就显示出了积极建设的重要价值。本著首先揭示了对话哲学的内涵，提出研究的理论基础，指出“对话是人的生存本质”，“文学的目的在于心灵的对话。”接着进一步阐明阅读主体与文学文本对话的性质及其精神目标，“高尚的心灵和飞扬的思维是强大生命的两个强劲有力的翅膀，文学在悄无声息地孕育和锻炼着这样的翅膀。”文学言语和文本结构的对话性是作者着力探讨的命题，言语的主体性和结构的召唤性是文学文本的本真存在，“言语主体必须在场”，“读者被文本形象所召唤，在心底激起阵阵回声，又以自己的主体精神烛照文本形象，洞察人生的幽微和昧暗，以此迎来存在的敞亮和澄明。”作者详细描述了阅读主体与文本对话的精神历程，深入讨论了阅读与阐释的原则。主体在文本阅读中解放自己，在文本理解中放飞想象，而阐释则是“文本未完成的对话”。最后，对与抒情文本、叙事文本、戏剧文本对话的特殊性的研究，既是主体对话理论在文本阅读与阐释中的具体运用，同时又证明了文学教育过程的实践性，为汉语阅读的主体提供了一个通向诗意地生存的坦途。

　　上述《对话诗学》内容的意义在于：一是它积极的实践性，二是它浓郁的理想色彩。作者消除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主客二元对立的影响，发展了主客交融的思想，对阅读主体与文学文本对话的过程及其价值作出了多层次的描述和追问，在文学教育的意义上构建起对话诗学的理论体系。《对话诗学》有概念但不纠缠，有推理和逻辑但加入了东方的感悟，是一种诗性十足的表达与对话，所接通的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间最可珍视的、有着我们民族鲜明印记的思维方式。本书既以文本的优美带给我们阅读的快适，更让我们相信“对话”是可能的，让每一个号称热爱文学的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