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是由极其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在传统与个人独创的互动和互补之间，文学才逐渐显示出它的多样化。本书中作者在分析六朝诗歌之时，选择了“表现”和“描写”这两个文学因素，来作为检验个别诗人风格的参照点，主要因为在80年代初期的美国文学批评界中，“描写”正是许多批评家所探讨的重点。在逐渐走向后现代的趋势中，人们开始对视觉经验的诸多含义产生了格外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也就直接促成了文学研究者对“描写”的兴趣。传统与个人创造的相互作用是本书关注的中心，书中所论及的五位诗人，在发展自己的个人风格时，都寻求将自己的抒情与过去的典范联系在一起。

文：黄灿然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9月
　　
　　《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英文原著就叫《六朝诗歌》，我早就想买，但已绝版多年，网上旧书店有卖但太贵。我正想买台湾版的中译本，没想到上周晚饭后去了一趟湾仔新华书城，竟买到刚出的简体字版。我近年养成一个习惯，见到中译汉学著作就买，而这本书我回家就一口气读完。现在还想再读一遍，因为实在太丰富了:既有常识，又有知识，更有源源不绝的卓识。

　　记得十多年前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但我却想反过来提倡学者应作家化。因为学者也是作家，写作者都是作家，没理由不在有见识的基础上写得生动明白。话说回来，即使学者作家化，也还是会沉闷，因为作家大多数是沉闷的。

　　孙康宜这本书，是出色的学者作家化的例子。最可贵的是，她像一位成熟的优秀诗人批评家那样写。全书共论述了五位六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月兆、庾信。每人约五十页，这个构思本身就极富创意和分寸感，刚好有足够的篇幅去探讨每位诗人的心路历程，既避免为写成一本研究某诗人的专著而充数，又避免篇幅所限而过于概括。

　　我说她像一位优秀的诗人批评家那样写，是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打开这本书，很快就以诗人的角度来读，而不是以一般读者的角度:作者简直使我代入书中诗人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位诗人对后来的唐代诗人影响至深，他们给中国古典诗歌的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地基。虽然中国古典诗歌以唐代为高峰，但我一直觉得唐代前的诗歌，那崛起前或崛起中的诗歌，对我辈诗人有颇多借鉴之处，因为我们的新诗也正处于传统的建立和形成中。就个人口味而言，我也偏爱唐代前的诗歌那种充满原生力量的表达。

　　更令我喜欢的是，孙康宜主要从诗人内部去探索他们的探索，而不是像一般论述那样从外部去观照——我们通过诗人的心灵向外望，而不是从历史社会背景来察视诗人的身影。诗人如何过滤他以前的传统和他所处的现实，来创建自己的个性和形象，并为后代立下榜样；或诗人如何被他以前的传统和他所处的现实所束缚，但一有机会(例如被贬、被迫脱离原来的环境和氛围)就自由地表达他那些被禁锢的才能；他们如何对抗、挣扎、突破，他们如何渐渐打开眼界，为他们自己和后辈建立不同层次的视野——这些方面的论述，都很容易引起我辈诗人的深思。孙康宜还对这些诗人的不同视域和承继关系作了富于启发的比较。“他(谢灵运)从张协以山为主的山水诗转变为山、水平分的山水诗，且其努力十分强劲，充满了勃勃生机。”“谢灵运是第一个采取大动作缩小诗、赋间距离的人。”这些评论，都是对这些诗人的特点的极其精到的把握。再如“陶渊明似乎总是确信自己心中有“道”，谢灵运则不然。谢的终极欢乐来自对超越其情感的山水风光的瞬间性征服”，这也是深刻的见解:我们读陶诗，总感到他那么自信、不动或不为外界所动，因为他已超越；而谢灵运游山玩水，并非整个身心融入大自然(难怪他的诗的结尾总来一句说教)，而是从山水中获取片刻的安宁和安慰——这“瞬间性的征服”说得多好！

　　鲍照又不同了，他进行“视觉探求”，并赋予这视觉探求以想像力。“传统山水诗应有山姿水态，包含视觉愉悦，而且是旅游观光的产物。但鲍照此诗(《发后渚》)充满了对即便不是悲惨，至少也是没有希望的人类状况的描写。我想根本原因在于鲍照试图创造一种较少模山范水而腾出篇幅来反映人类忧患、骚动与希冀的山水诗……把人类的孤独感转嫁到其所感知之物上，这是鲍照诗中描写风格的一个特征。”

　　谢月兆最初出入文艺沙龙，写时髦的咏物诗。这种沙龙诗没有价值，除非被用来抒发具有独特个性的情感。“这确是个极大的讽刺:没有沙龙里的社交环境，新的诗歌形式不可能有合法的地位；但为了创造一种反映自我的诗歌，诗人们最终必须远离这种互相模仿的氛围。这正是谢月兆的历程:他在二十六岁时离开了竟陵王的沙龙，此后便中断了咏物诗的写作，逐渐转向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到了庾信，诗歌变成自我抒发和自我认识。“和谢月兆的乐府四句诗相比，庾信的四句诗是极大地个人化的，因为它们不再像谢月兆诗里常见的那样，用一个无处不在的旁观者口吻说话……然而，庾信在抒情诗方面的最高成就，是将个人的感情和对历史的深切关心——这种关心最终超越了狭隘的自我——统一了起来。”我们已听到杜甫的先声了。

　　此书的译者是古典文学研究者钟振振，译文既优美又耐读。优美表现在译者的古典文学修养为译文注入一些典雅辞藻，但翻译毕竟是翻译，有些地方必须遵守原作的语气和准确性，于是变得拗口——好的拗口，防止译文过于顺滑。书后附了一篇原著没有的新论文，吸取最新研究成果，再论陶渊明，既显示作者的认真，也使买不起原著的读者如我，多了一份安慰。

文：曾园 出处：博览群书 2007年第8期

　　研究唐诗的大家程千帆先生要求他的研究生英语一定要好，最初这的确有些令人费解。不过其中原由也许在1983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能够找到：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李珍华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殷切但不乏克制地向国内学术界报告了“美国对唐诗的研究，人力是雄厚的，藏书是丰富的，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他还兴奋地提到耶鲁的欧文博士(Stephen Owen)研究唐诗非常了得。1986年，宇文所安(就是上面说的“欧文”博士)的《初唐诗》被翻译成了汉语并开始影响国内唐诗研究的方向。而在同一年，耶鲁的孙康宜(当时还不是东亚系主任，不过她那时已经是耶鲁东亚语文系研究所所长)出版了Six Dynasities Poetry(六朝诗歌)，其中文版本即《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李珍华教授提到的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已经摆脱了汉学(Sinology)侧重于历史、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传统。他们那一代学人已善于应用西方文学批评手段去解读中国文学。美国的高友工运用“新批评”方法研究唐诗，而法国的程抱一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唐诗，这些都可说是卓越的成就。但在宇文所安和孙康宜(目前两人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的研究中又有新异之处。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体系本身就是“自足”的，孙康宜的《抒情与描写》一书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想法，这是耐人寻味的。当然，他们这种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自信不仅来源于这些年突飞猛进的研究成果，也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本身的“影响力”。以耶鲁为例，“古典文学”一向指的是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1988年后，比较文学系里的“古典”选修科目就包括了中国古典文学。
　　《抒情与描写》经过了二十年才被我们以简体字出版，这是否与六朝诗歌在文学传统中的形象不佳有关?“浮华”、“绮靡”等泛泛之论往往习惯性地出现于评论六朝诗歌的文字中，而无视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谢灵运、谢脁对李白的启发，以及杜甫将庾信作为自己的异代知音这样的文学事实。
　　“状物／描写”(description)与“表现／抒情”(expression)表面上是中国文学概念，在本书的中译本中不易看出它们的西方学术痕迹．，但作者是用它们回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学批评中特别注重于“表现”问题的风气。另一方面，作者用这两种诗歌构成因素去分析六朝诗歌显得特别有效。比如，在东晋从玄言诗与哲理诗到以文学藻饰为特征的唯美风格占主流的文学氛围中，陶渊明诗歌中“抒情”成分的突然出现就显得既古怪又不合时宜，但他的“不修饰词汇”(口语化特点)、弹性结构、自传性等特征都可以在“抒情”这一背景中得到新的解读。这种解读的特征之一是，它不以古典文学的意义消费者面目出现，而是努力在解读中生产意义。
　　在接受这种“意义之生产者的阅读方式”的过程中，传统文学批评中有一种我称之为“以传驭文”的简单化共性渐渐凸现。比如从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出发来解读他的诗歌中以“隐逸”、“不羁”为特点的美学因素。孙康宜则谨慎得多，她从不用未经证实的人品定论去统摄对文品风格研究，而是将精密的传记分析与作品年代分析进行对比，将文学史上风气的渐变与个人修辞用心进行对比，以此彰显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作者的独创勇气。比如说，陶渊明实际上曾经在政治斗争中立过奇功。公元404年，他参与了解救晋安帝的行动。晋亡后，他拒绝使用刘宋政权的年号(这是很严重的政治表态)；他的第一次辞职起因于对名门望族王凝之(王羲之之子)倨傲作风的不满。王凝之死后，他立即复职。对于著名隐士们一同隐居的邀请，他予以拒绝。孙康宜利用传统史料把那些不牢靠的传统印象拆毁之后，我们面对的是这种情况：正如宇文所安所说的，陶渊明的诗歌“充满了矛盾”。孙康宜欣赏现代批评者把陶渊明看作“以饮酒为面具掩饰深意的人”，既承认他具有高士的情操，又赞同鲁迅褒奖他在《闲情赋》中“有勇气挖掘情爱各层面”的结论。她引导读者“趋向更变幻莫测、更深入人意、更丰富、更实在的解读”。针对陶渊明诗歌的口语化特点，她这样说：“他的诗歌，给人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尝试去创造平易风格的印象。”她在另外一本书中引用过艾略特《何谓经典》的一句话：“经典就是‘成熟之心灵’之表现”。她分析“抒情”与“表达”的艺术层次，其实就是在赏析那种抒情中的“心灵成熟”，一种对黑暗力量所持的生机勃勃的旷达抒情。
　　在对其他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跳、庾信诗歌的考察中，他们每个人基于个性对诗歌探索所作的贡献都得到了准确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评价。在书的末尾，孙康宜先生强调，在六朝，“中国诗歌之抒情被探索到了极限”。的确，在六朝之前，中国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显得过于紧密，诗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脱离了自身发展的合理轨迹。而六朝政治动荡、贵族没落，“诗歌与朝政的分离，道德标准的打破，都表明这是一种解放：诗歌在否定自身的行动中，发现了丰富的新主题。”(宇文所安：《初唐诗》)正因如此，六朝诗人的成就加上所谓“四声八病”等形式主义的“桎梏”，在几百年后出人意料地催生了中国文学中最为夺目的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