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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为背景，以革新前后的《小说月报》为切入口，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来系统缕析其作为第一个“现代文学期刊”的生成过程，总结出版机构、社团论争、编辑立场等因素之于“刊物”这文化产品面目塑的特殊作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期刊”衍生、传播与演变的基本规律，梳理《小说月报》在译介外国文学、确立现代学术规范、塑造新文学创作范型等方面的得失，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真相，力图重新定位“现代文学”观念。

    中国现代文学自其诞生伊始就跟现代报刊媒质的发展结下了深刻姻缘。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现代报刊业的发达，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学与现代报刊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和互动的关系，而其互动的基础就在于现代性本身。但是，“现代性”是个非常复杂而笼统的概念，就文学和期刊而言，它们本来具有各自的现代品格和追求，现代性在它们那里既有可通约的一面，也有互不相让的本性。正因如此，现代性在文学与期刊之间自会形成一层暧昧不清的面影。在我看来，董丽敏围绕革新时期《小说月报》所作的深入研究，其重要价值乃在于对这幅暧昧不清的现代性面影给以了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还原。

    《小说月报》创办于1910年，属商务印书馆的老牌刊物之一。但它作为一份新文学期刊形象的确立却始于1921年，是年元月，沈雁冰亲自担纲主编这份杂志，开始了它富有历史意味的革新时期，并且在不意间成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所谓机关刊物。从此，《小说月报》不仅成了一份具有显明现代性的文学期刊，而且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得以取替传统文学的有效标志，它的成功也因而被看作是现代文学观念及其创作模式深入人心的结果。问题在于，环绕在此时《小说月报》周围并对其发生作用的，其实比起较为纯粹的文学性因素来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原因在于，这份杂志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产品，而是一个隶属于商务的文化产品。因此，它不仅要满足商务高层某些人员的文化需求，也要顾及到读者市场的阅读需求，但重要的是要满足商务这个经济文化实体的利益化需求。在这意义上，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的发展虽然在《小说月报》的革新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并且细细辨究起来，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与其说是文学的现代性，不如说是文学性和商业性的联姻。也正因如此，沈雁冰对刊物的革新在其初始阶段就不能不是小心翼翼的，而且为了挽救此前刊物在文化市场上的颓势，他还不得不运用了一些能够引起读者注意的商业促销策略。此种做法其实更多遵循的是一种商业性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换言之，革命时期《小说月报》的成功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结果，不如说是商业运作成功的结果。董丽敏就此准确指出:倘若把《小说月报》置放在商务的商业立场上来考察，那么它在革新前后仍然保持了商务的风格，并没有发生多少本质性变化。新文学的现代性仿佛是被一只追逐利润的手叠加到新的《小说月报》之上的。在这意义上，《小说月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作是现代文学期刊，董丽敏显然表示了些许犹疑。这份犹疑在我看来也自是彰显了新文学之于期刊和市场之于期刊乃至新文学的暧昧。沈雁冰当时就处在这种过于暧昧的场域中，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种种令人尴尬的冲突。

    一般而言，倘若沈雁冰在后来对新文学观念的倡导上不是走得愈来愈远，愈来愈激进，那么，他是不会那样快地被迫放弃这个主编位置的，——他主编《小说月报》究竟还只有短暂的两年时间啊。商务同人章锡琛曾认为沈雁冰得罪了鸳鸯蝴蝶派，致使商务高层难以承当此派文人施加的压力而不得不撤了他。沈雁冰后来也把他的去职归结于这点。这都是符合一定的历史实情的。但是，董丽敏的独特性在于，她并不满足于这个陈陈相因的说法，而是对此做了更为深刻的省察。在她看来，原本于文学研究会批判鸳鸯蝴蝶派中扮演了更为激进角色的，并非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而是他的继任者郑振铎在当时主编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所以，沈雁冰去职的真正原因恐怕并非是所谓开罪了鸳鸯派，其间应该有着更为复杂的隐衷。董丽敏认为，沈雁冰的无奈一是他陷入到商务当时复杂的人事纠葛与经营策略的纷争中去了，尤其是当时他跟商务新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冲突已经直接而具体，以及商务“内部审查”制度的强力实行也使之难有作为。更为严重的，首先是沈雁冰倡导的启蒙文学观念及其对“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大力介绍，接连遭遇了旧派文人和普通读者的联合抵制与不满；其次是他对“新浪漫主义”文学不遗余力的张扬，不料也遭到了新文学先驱者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批评，比如鲁迅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认为沈雁冰的做法“维新得太过”，终究令国人无法接受。如此下去，《小说月报》自会面临新旧读者群的大量流失。而这，正是为追逐利润至上的商务所不能容忍的，沈雁冰的去职也就在所难免。有意味的是，由于商业改良的推动，沈雁冰被推上了主编位置，担当了革新《小说月报》和促动新文学的重任，而最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被迫放弃了主编的职务。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沈雁冰所曾体验的这份无奈的酸楚中，我分明又一次体会到了现代性的暧昧。像沈雁冰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更多偏重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他想在其富有理想性的编辑理念和文学理念中，把文学的现代性、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性以及西方的现代性毕其功于一役，完整地呈现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可以说，这是一种超越了当时读者接受水平也超越了国情的想像，《小说月报》因之呈现的现代性是一份带有鲜明沈氏烙印的想像现代性。我感到，董丽敏对此显然是带有某种遗憾的，她惟有通过对继任者郑振铎主编之《小说月报》的进一步考察，才似乎找到了一份难得的自信和从容。但在我看来，此种想像现代性虽然在当时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困境，可同样富有不容低估的历史魅力和文化前景，因为它多少透露了一份不发达国家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急躁情怀，这份情怀的有否其实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真是显得弥足珍贵。沈雁冰的困境在于，他并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来支撑其理想的实现，他尽管批判了鸳鸯派的商业性和世俗性，但最后还是要顾及到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商业性立场。于是，他仿佛总是沉落与回复在一个多重现代性共构的漩涡中，一面是想像现代性的飞扬，一面是世俗现代性的牵引，他在这两者间虽有挣扎，但终究难以抗拒世俗现代性的执著。因之，我理解，沈雁冰为了维护自己的现代性理念，在无奈中终究选择了离开。

（文：袁盛勇 出处：文学报 2007年3月）

文：吴立昌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之一，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谈文学研究会，谈“为人生”的文学，一定绕不开《小说月报》；凡弄现代文学的，自然也对它耳熟能详，因此，涉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文学史或相关论文，不胜枚举。虽然各家观点不尽相同，但基本结论没有多大歧异。而《想像现代性》一书的作者董丽敏在研读大量原始史料的过程中，逐步明确了不少属于自己的独特想法，给人以深刻启发。

　　在满“坛”争说“现代性”的时代，作者也将“现代性”作为研究革新时期《小说月报》的一个抓手，这倒不是为了趋时，而是实有体会。她在汲取一些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分为“西方式的现代性”和“像中国这样不发达国家所认同的现代性”两个层面，又将后者再分为“学理上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实际进程中的现代性”两种。这两个层面、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落实到文学上，一方面是文学自身要求的现代性，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要求的外在于文学的现代性；在实践中，前者又总是不得不“以无条件服从后者的需要作为自己质的规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裂痕和对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包含着“反现代性”因子。因而，根据原汁原味的西方现代性标准要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确只好终止于“想像”了。

　　于是，作者从“想像现代性”这一立论基点出发，不仅突破沿袭多年的传统观点，而且突破了沿袭多年的以思潮、社团、作品为中心的期刊研究思路，更看重《小说月报》作为“文化商品”的“物质属性”。由此，全书便以出版机构、编辑（编辑思想、社会活动能力和商业素质）乃至读者市场等为切入口，论述革新期《小说月报》的方方面面：商务印书馆高层怎样从商业化运作考虑刊物的转型；沈雁冰和郑振铎因编辑理念尤其是对现代性认识的差异而出现的刊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面貌；因两种“现代性”冲突而导致刊物在“翻译现代性”问题上也出现思想与审美的分离，译介选择的顾此失彼或相互妥协……作者对上述各个方面均作了深细而又精到的解读和阐释，揭开了“五四”文坛这本历史悠长、声名显赫的刊物的真实面目。

　　作者认为，鲁迅、周作人“强调文学应该是个体的一种审美体验，强调文学本身的超功利性，强调文学并不能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可以说是最符合文学内部规律的一种‘现代文学’观念”。遗憾的是，这种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在多灾多难的现代中国，却老是被时代社会领域内的现代性追求挤压到被动、次要的地位，始终未成气候。本书“结语”里，作者针对文学的本体与其外在功能分裂所造成的困境，睿智地提出这样三个问题：“现代性的问题是否可以落实到像刊物这样的文化产品上；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其现代性追求是否只能是积极参与社会现代性进程；当刊物的自身的运作规律与外在世界的现代性追求发生冲突之时，我们是否可以拥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外的其它选择？”这些在现代文坛长期存在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今天仍然严重存在着，正如作者所言，“恐怕在很长时期内，我们都无法探询到完善的答案”。

　　其实，近百年来的学界文坛，众多有识之士从理论到实践，都在努力寻求探索“完善的答案”。王国维有关审美与艺术具有去除人生欲望、提升人生境界功能的“无用之用”说，当代就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审美功利主义”。1913年鲁迅在署名周树人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在肯定文艺具有审美独立价值之同时，也不否认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功能，似比王国维的美之性质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观点更合乎文艺的实际。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沈雁冰和郑振铎不同编辑立场下的《小说月报》，正标题为“冲突下的平衡：徘徊在文学性与现代性之间”。郑振铎既重视文学本身，又不忘“血与泪”。因此，接编刊物之后，他就在平衡二者之间冲突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刊物面貌亦为之一新。作者认为，正是郑氏文学观的这一“裂痕”的存在，“最终使他某种意义上与沈雁冰殊途同归”，此言甚有理。

　　1980年代中期，“文学自觉”“回到文学本身”这类对“纯文学”的强烈呼唤，是对只关注客观现实乃至政治层面问题的“左”的文学传统的又一次冲击，是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可是，只要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还潜隐于人们脑里，观念的解放又会走向另一极端，如文学要“向内转”，但越“转”越“向内”，最后只写完全封闭的自己。新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已引起文坛严重关注。有位批评家说，“把想像力更多地投注内心”，将会“加快了‘纯文学’和社会存在的疏离”，从而使其“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一位年青学者说，“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是支撑“重写文学史”的两个中心概念。当年提出“重写文学史”，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从思维方式角度审视，他却发现：一方面，“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然而，另一方面，最终却同样以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并且同样以政治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翼作家因为政治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我相信，这些作家批评家的反思皆出自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都想努力寻求那个“完善的答案”。本书作者不过是通过对《小说月报》的历史研究在寻求，她是他们中的一员。

文：石晓岩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5期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以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以处于20世纪中国“学理上的现代性”与“社会进程中的现代性”之间矛盾纠葛的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为切入点，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探讨《小说月报》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生成过程，以及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学期刊格局中，“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期刊”的命名所体现的深长意味：它可以被理解为“各种语境、各种力量、各种需要之间的紧张对峙乃至冲突、妥协的结果”（11页）。

　　著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小说月报》改版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成功标志的历史定位，而是以其“现代文学期刊”的“现代面目”为起点，回溯、思考《小说月报》革新的背景、缘由、经过和制约革新的各个环节的因素，进而指明《小说月报》革新成功的双重意义——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成功的结果，更是商务印书馆商业运作的结果，这是一次在“期刊”主导运作规律之下将“现代文学”叠加上去的举动，商业性的“拼合”是文学性的“断裂”的有力保证。（40页）

　 著者敏锐地指出，1923年的沈郑交接的换主编事件若从专注与改变现实民生的不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现代性来看，其现代性追求似乎遇到了挫折。但若从刊物本身的文化和商业属性来看，则是一种基于刊物本身生死存亡与长远发展的隐晦却实际的现代性追求。针对以往论及《小说月报》时抑前扬后的论调以及对前后期《小说月报》断裂性和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革新意义的强调，著者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只有完成了这次撤换主编的行为，《小说月报》某种意义上，才可以说真正完成了自己的革新过程，从编辑风格上，从刊物内在气韵上，从受众的期待视野上，达到了前后期《小说月报》真正的衔接。”（127页）

　　20世纪初翻译文学的繁荣与晚清以来的民族危机、思想危机和文化危机是相伴而生的。因而著者认为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变异性，共同参与了“现代文学”的建构过程。该书从解读革新时期《小说月报》中代表弱小民族的俄国文学和代表西方强国的英法文学的译介入手，论证经翻译而来的复杂而多向度的文学现代性追求，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打通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的壁垒，共同构造中国“现代文学”上，还体现了建立在不同文化上的冲突和差异间的文化选择，以及作为选择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调和社会性与文学性的矛盾而宿命的人生实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读《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

文：袁子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1月
   
    如果不是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与文学的某种单纯诚挚的心态，能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持续发问、提惑，依然愿意手执文学如同持着了一朵迎日之葵，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当然，有关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一直在继续，各种作品、思潮始终被反复阐释、挖掘，有时甚至似有过度开发之貌。而期刊的研究则一直默默静流，毫不显张扬。但当我们想起，那些文学期刊的风貌事实上犹如一段后台的楼梯——恰如通往哲学里的“后楼梯”那样，可以让我们重新登临历史的舞台，并且以更真实、平和、甚至是更细微，不为人洞见的样态来亲见、亲受时，那么，忽略或者是轻置这些期刊怎么都不能算是一个明智、远视的举措。
   
    本书的作者23岁那年，就已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中“为人生”文学传统的引领者《小说月报》的关注，第一篇得以发表的论文遂成。十多年过去，时代大背景的变换——通过反思“五四”，对社会、文化乃至文学“现代性”提出尖锐的质询，可能更有助于发现《小说月报》中存在着的种种彰而未显的迷思，比如“现代性”的命题是如何赋予文学期刊的？通过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头顶着“现代文学期刊”的桂冠、所代表的“文学”“期刊”的现代型道路是否吻合当前学界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种普遍反思的成果，又或者只是一种侥幸的例外？
   
    作为本书的导论《“现代性”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综述了在二十世纪，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追求所谓西方现代性中所作出的种种本土性的调整，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性”问题在回落到具体国家之后，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隙。同样可以看到现代性与文学之间的纠缠：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文学期刊。
   
    而在本书的全六章中，作者环环紧扣、步步发问，使全书显得结构紧凑、思路清晰，并且意在拂尘的本意不言自明：吹去那些文学史一贯的定性，钩沉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其实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经典的《小说月报》其革新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对新文学的诉求，商务印书馆的商业立场同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意图通过文学来推进、实现“现代性”进程的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这部“现代文学观念”的期刊时时作出了“现代”需要大于“文学”需要的表现。
   
    第一章的《断裂与拼合：奔向“现代文学”的乌托邦》上溯了商务印书馆影响下的《小说月报》的最初起点，并且历数革新背景及其缘由，实施革新过程的种种人事变换、历史因由，同时对1921年后《小说月报》作为“现代文学期刊”形象做出了切中肯綮的质疑。
   
    第二章的《喧嚣的突围：“为人生”指向下的“现代文学”》重在整理文学社团格局中的《小说月报》怎样在文学研究会的依托之下发挥它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但关键同样在于，作者清理出了文学研究会在与鸳鸯蝴蝶派与创造社发生论证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上来探究《小说月报》现代性生发的基点。
   
    第三章作者继续展开历史的钩沉，《冲突下的平衡：徘徊在现代性与文学性之间》发掘、引证出了不尽相同的两种编辑立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两位名编辑沈雁冰和郑振铎在人事、文学观念等各方面所显示的不同，并且也就得以为沈雁冰被商务撤换做出了得当的推论。
   
    第四章《翻译现代性：“现代文学”诞生的另类途径》则从翻译的角度展示了《小说月报》在现代性问题上的不懈追求。但是这种追求始终存在着思想与审美的分离，也始终处于摇摆的状态中，即：既有对俄国及弱小民族文学的悬置也有聚焦；既有西欧文学的译介的剔出、强化亦有妥协。这种态度事实上也证明了不仅仅是西方对东方曾有误读，反之亦然。这样的一个具体文本分析，应该来说是颇富新意的。
   
    第五章《入世与出世：“现代性”背景下学术规范的探索》则将视野导向了《小说月报》上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在有关于“自然主义”问题上，作者作了详尽的阐述。同时，对于当时立足于“题材”“描写”的宏观批评和掺杂着“爱”、“美”的微观批评同样作了深入浅出的叙述。
   
    在最后一章《羁绊的飞翔：从“现代”到“非现代”》作者则进行了小说创作上的细致分析，有文本细读，也有叙事学上的阐发，得出了无论是有关于群体的底层关怀还是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书写，最终都经由“现代性”走向了“非现代性”，这些形象纷纷濒于质疑、解构的边缘，然而，或许这种“‘非现代性’才是真实揭露历史语境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的征途中所能自然浮现的，也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的创作在‘现代’面纱下的真实内核所在。”
   
    期刊不再说话，可它又在最沉默的时刻开始说话。“大音希声”，或者，它总是在等待最适宜的倾听者，而本书是一个倾听者沉潜其中的“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