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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开发性的地域文学研究专著。全书以开阔的视野、宏大的结构、丰富新鲜的材料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明代徽州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徽州文学本身的演变轨迹，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描述和研究，填补了我国地域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作为徽州文学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本书不完全局限于对本地区作家作品的单一性考察，而是尽可能地将其置于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纵横比较，显示出作者力求通过明代一个地域文学演变发展的复杂多样，来探寻整个明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与特性的匠心。全书论据充分有力，文字畅晓清通，不仅多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而且大部分重要的材料都是第一次被发掘出来，使人耳目一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部地域性文学研究中的优秀之作
文：章培恒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8月   

    地域文化研究已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也缓慢地发展起来了。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而言，较早的有陈建华博士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6月)，最近的则有徐永明博士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虽然学术观点未必尽同，却都是很见功力的专著，陈书尤具开拓性。不过，在总体上，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很希望有较多的优秀论著来加速其进程。

    在我看来，韩结根博士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就是这种类型的著作。它至少有以下三大优点。

    首先，对明代徽州文学的进展过程作了明晰的勾勒，其中有不少引人深思之处。

    根据此书的描述，元末明初的徽州文学不但并不发达，而且明显滞后。如果把它跟同时期的吴中地区的文学相比较，二者的差距相当大。但从明代中叶起，徽州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就逐渐活跃起来，到了明代后期则已成为文学上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了。

    像这样迅速的变化，在明代是极其罕见和突出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此书所已经指出的，徽州文学上的这一巨变是与其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几乎同时展开的。徽州在元末明初及其以前本属于生计较为艰难的农业地区，在文化上则崇尚儒学，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很深；但从明代中叶起，经商的人就逐步增加，并迅速依靠商业而致富，到了明末已经成为全国非常富裕的地区之一。所以，在明代的徽州，文学的繁荣是与经济的繁荣相伴随的。

    与此相应，正宗的儒学开始衰退。在王阳明之前，徽州的程敏政就已提出朱熹晚年认同陆象山心学的理论，以“修正”朱熹学说的手段为心学张目，这也正是后来王阳明的策略；而如所周知，以李贽为旗帜的晚明新思潮正是从继承了陆象山心学的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明代中期，朱熹学说在徽州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就已经动摇了；因而，晚明时期的徽州文学界的主流与以李贽为旗帜的新思潮沆瀣一气也正是顺理成章的事。

    总之，从此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徽州在经济滞后、生计艰难时，朱熹学说一类的正宗儒学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在经济发达起来以后，正宗儒学的统治地位就由动摇而失落，最终由晚明新思潮占据了优势；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文学的发展是滞后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文学就迅速兴盛起来了。对这当然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并导致互异的结论；但此书所展示的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值得深思的。

    其次，书中的上述勾勒是以充分的案例为依据的。其所运用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对有些材料并作了翔实的考证。因此，这是一部相当严格地遵循实证研究的原则的著作。现在有不少人在指责今天学风的浮躁；这种指责是否全都站得住姑不置论，但像此书这样地注重实证研究在今天并不多见，却是事实。

    为了说明其在实证研究上的成绩，不妨以书中对《广艳异编》和《亘史》的研讨为例。

    《广艳异编》和《亘史》都是明代后期的徽州人所编的书。要描述明代徽州文学的历程自然要对这两部书加以研讨。然而，学术界对这两部书本身的研究本来就少，对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更缺乏认识。此书的作者不满足于浮光掠影地说明徽州在明代后期出现了这两部书，而是就此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这一研究不但基本弄清楚了《广艳异编》和《亘史》的来龙去脉，而且更发现了这两部以文言写成的书对晚明白话小说的巨大影响，例如晚明最具代表性的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两拍”中的“两拍”，竟有不少作品都源自这两部书，并大量采用原有的文句(在采用时当然将文言译成了白话)；因而作者认为这两部书乃是“两拍”的两种“蓝本”(参见此书《附录》中《〈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

    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首先，出现于江浙地区的甚负盛名的“两拍”(“两拍”编者凌濛初为浙江人，而出版“两拍”的书坊所在地则属于今江苏省)，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徽州人所编的《广艳异编》和《亘史》，这就生动地表明了晚明徽州文学在当时的先进性及其对江浙地区文学的影响，与元末明初徽州文学远远落后于吴中等地区文学的状况成为鲜明的对照。其次，作为晚明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作而与“三言”齐名的“两拍”竟然如此地依赖同时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这又生动地表明了晚明文言短篇小说对白话短篇小说的巨大影响及其在晚明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宋懋澄的文言短篇小说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大影响已为众所周知，但到底数量有限，不如《广艳异编》《亘史》中的影响白话短篇小说的作品之数量众多。

    在以上两点中，第一点还属于地域性文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点却已超出这一范围了。因为，这意味着在今天的晚明文学研究中，在正确地抉发白话短篇小说的理应受到重视的价值的同时，对文言短篇小说的价值似乎多少有点忽略了。

    在地域性文学研究的著作中，存在着对晚明文学的全局性研究具有如此分量的启示，这也正说明了其实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此书在考察明代徽州文学的发展过程时，实际上是以现代文学——特别是从1918年开始的新文学——作为坐标的。书中所肯定的明代徽州文学中的被作者认为具有进步意义的成分，也正是可以与新文学相通的因素。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始于此书；就地域性文学研究而言，陈建华博士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就已在这样做了。不过，陈书所研讨的是江浙地区，而且其所着眼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此书所研究的徽州地区固然为陈书所未及，而且其所选择的又是一个由经济滞后飚升至经济繁荣的地区，这就进一步展示了文学中的这些新的元素的出现和增长乃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在新文学产生之前，我国传统文学中与新文学相通的因素正在不断生长，由原先的经济先进地区向原先的经济滞后地区延伸。

    我想，这是一种向前看的研究。这样的著作多了，新文学的产生乃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加速了它的出现的这一道理，也就可以不烦言而自明。

    正是基于这三点，我认为此书乃是我国地域性文学研究中的优秀之作；我因它的即将出版而深为欣幸。

文：王振忠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从弘治迄至明末（1488～1644）的明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著名的万历《歙志》将明代中后期的徽州风俗类比为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其中的“冬至以后、春分以前”的那段时光，便是开初的弘治年间。其时，徽州风俗“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一派恬静朴实的田园风光。此后，经过正德末嘉靖初，以及嘉靖隆庆时期，再到万历年间，徽州社会状况变化剧烈。今年4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书，是徽州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作者力图展示的明代徽州文学，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商人开始以整体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约定俗成的“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16世纪初的正德时期，至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极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商从崭露头角到蔚为大观的发展历程。而徽州文学的发展，更与商人的贸易活动息息相关，关于这一点，书中有不少生动的展现。拜读之余，颇多启发。

　　作者韩结根博士出自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该书分诗歌创作、传记文学、小说和戏剧几个部分，对明代中后期的徽州地域文学作了全景式的展示。作者指出：“在考察徽州地区的文学创作时，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时至明代中后期，与明初创作状况相比较，诗歌中以游侠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突出地多了起来。”（第182页）对此，作者从游侠文化的角度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笔者以为，如果从商业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也是徽州商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明代中叶以后，各地商帮此起彼伏。行商坐贾以长途贩运、以有易无为主要经营特点。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转，坐贾行商不得不苦练本领，或雇佣武艺高强者保护自己。在明代，徽州休宁至少出现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两位武术大师，他们分别前往少林和峨嵋学习武术。譬如，休宁汊口人程宗猷（冲斗）还撰有《少林棍法阐宗》三卷，该书反映的是冷兵器时代的传统武术技艺，到火器已广泛应用的晚明，此类技艺诚如程宗猷及其族人一再声称的那样，谈拳论棒主要是自卫身家，其主要用途具体表现为在乡里的抵御欺侮，异地行商时的强身自卫，为贸易保驾护航。类似于程宗猷这样的人物在徽州所见颇多，这与徽州当地的尚武之风及明代中叶以来经商风气的日益炽盛密切相关。换言之，明代徽州文学中的游侠生活题材，与徽州武术的兴盛，恰可比照而观。

　　又如，“无徽不成镇”的俗谚曾遐迩闻名，这主要是指清代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徽商活动对城镇化、商业化的影响。在更早的明代，徽商在长江以北的活动也颇为活跃。尤其是在河南一带，明代徽商的活动较清代更形活跃。这是因为，明代江南与华北地区棉纺织品市场流通的主要格局是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运，在这一过程中，徽商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徽州商人从汴梁购买木棉，而到江南购买棉布。因此，在明代，开封一带的徽商活动及相关的交游应酬极为活跃。此前，我曾根据明人方承训的《复初集》作过较为系统的勾勒。而从《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中，我们得以了解与此相关的文学活动。在“徽州作家与全国文学潮流的整体融合”一节，作者对徽商与当时的文坛领袖（如李梦阳等名家）的交往，作了较多的勾勒。指出，“徽州地区的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商贾作家，他们早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都曾受到李梦阳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为徽州地区的文学融入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新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160页）这当然充分反映了一些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这些例子说明，文史不分家，文学研究可以与历史研究相互印证。

　　除了全景式的展示外，对“二拍”蓝本的考证，无疑是《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的点睛之笔。作者对明代后期徽州人所编的《广艳异编》和《亘史》作了系统的研讨。不仅基本厘清了两书的来龙去脉，而且更发现二书对晚明白话小说的巨大影响，“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意义，读者自可参见权威学者章培恒先生的评价（参见《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8月4日第11版）。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数年前，教育部设立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徽学研究中心”榜上有名。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教育部对于“徽学”这一综合性学科的认可。我以为，“徽学”的核心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鉴于徽州历史文献的巨量遗存，没有社会经济史研究就没有“徽学”，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不过，独木难以成林，一个学科的确立，端赖于该学科内涵量的大小以及研究力量的强弱，“徽学”的研究亦复如此。徽州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史学之外，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侧面的研究均有待深入，只有这样，才可能全方位地支撑起一门学科的各个分支之齐头并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也无疑成为近年来“徽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