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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从1947年秋天至1950年写就，1953年由上海棠棕出版杜出版。这之前，他曾于1947年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根据敦敏《懋斋诗钞》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提出曹雪芹当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受到了红学界的重视。

文：李希凡 蓝翎
出处：人民日报 1955年1月

    周汝昌同志所著的《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自一九五三年出版以来，到现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已经销行了三版，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最近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相并行的一部书。然而有些人在批评到新证时，却往往把它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同等对待，以偏激的态度，草率地将新证一笔抹煞。我们认为，新证和后二者有所不同。在三十九万字的新证里，作者在考证工作上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动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成绩；不过在观点和方法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了某些传统的错误。
    作为一部考证和《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有关问题的著作，周汝昌同志在写在卷首里，曾经明确地提出过自己的任务：
          这是一本关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材料不过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
          步骤；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
          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
          用和价值。因此，在阅读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证时，我们便不能忘掉我
          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
          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注2]
正因如此，所以也就必须首先从这方面来评价新证作者的工作。
    胡适、俞平伯都作过《红楼梦》的考证工作。胡适高唱他的考据是“历史的考据”，“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认为《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但是，他在这方面所考证出的成绩，却是微乎其微。俞平伯除了引伸或说明胡适的结论，并附带一点“趣味”的“考证”外，自己也很少独创性的考证成绩可言。真正在《红楼梦》考证工作中，对作者及其家世提供出比较丰富的材料的，在目前来说，新证还是主要的一部著作。
    否定胡适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绝不等于否定考证工作的必要性，而新证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因此，对它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新证的考证成绩，可以概括成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新证对《红楼梦》产生前后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背景，较之过去的“红学家”，提出了很多可珍贵的资料。尽管作者对“政治背景”还存在着片面的错误的理解，有些成绩也是不自觉作出的。但这些考证材料的提出，对于理解《红楼梦》的内容，确实有一定的帮助。
    通过“史料编年”一章（虽然这也是最浪费笔墨的一章），人们可以从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记载中，了解到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将近百年的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倾轧情况。从曹家世系的官职中，也可看出清朝满汉地主阶级相勾结的残酷统治。清代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镇压和奴役各族人民，他的某些官吏有着几代承袭的特权——政治、经济上的任意妄为、奢华靡费、残酷剥削的特权。曹寅、李煦在江南一带任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的职务时，曾因所造成的巨大亏空，而屡次陈请“继任，以谋偿补”。这对了解《红楼梦》所描写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所谓“护官符”的黑暗政治与封建贵族阶级生活的豪华奢侈，都是很有意义的。从康熙南巡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廉洁皇帝”的行为，给他的臣子造成了多少残酷剥削人民的借口，拿着老百姓的“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一样”，就正是他的“德政”。
   
第二，新证对曹雪芹的家世事迹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批判胡适、俞平伯以至于周汝昌同志对《红楼梦》的“写实”、“自传”说的观点，并不等于否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传性特点的小说，和“红学家”所理解的“自传”、“写实”说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一个是坚决提倡艺术的典型概括，一个是坚决排斥艺术的典型概括。因为它们虽然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小说形象的主要基础，但由于不拘囿于真人真事，进行了深广的艺术概括，仍然是能够创造出光辉的典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样的作品。而所谓“自传”、“写实”说，是认为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现象（包括他自己的和别人的），没有加以任何的选择和艺术的概括，更没有渗入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价，而只是很客观地、冷静地记录这些现象。这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的文学观点，可以导致种种荒谬的结论，这是必须加以批判和反对的。
    新证能够整理出曹雪芹的家世事迹，尤其是从曹寅到曹雪芹的一段，这对于了解《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社会和贵族大家庭的生活内容，以及作者的经历对他创作的影响，是有帮助的。对曹家由盛到衰的较详细的考证，特别是对标明着这个封建贵族家族由盛转衰的主要时代，即从曹寅到他的二字曹颙、曹畹氖贝�的考证，除去掺杂在其中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明外，仅就材料来看，确已叙述出曹家“百年盛世”的生活景象。这就有助于论证：像曹雪芹这样的一个伟大作家，能创作出反映着整个时代的复杂的精神面貌的巨著《红楼梦》，的确是概括着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家庭的生活面貌，这并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