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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出处：新京报 2006年7月

  　杨义先生的新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将地处边域的少数民族文学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从地理空间的维度拓宽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版图。

　　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者的表层旨趣是为中华文化绘制出一幅具有大国风范的完整、博大而体面的文学地图来，但根本原因在于，著者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原本就是在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碰撞、交流与融合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因而，其所谓文学地图的“重绘”，并非只是将多民族文学简单地拼接起来，而是着力发现其间的相互渗透、互动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合力对中国文学发展所形成的推动作用。比如，在“社会文化结构震荡与元杂剧的崛起”一章中，作者分析了金、元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震荡、崩裂与错位，及对元杂剧文体演变的深刻影响，指出“混合着高亢壮伟的胡音及活泼开心的俚调”的元杂剧，正是在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之间的碰撞中，汲取了民间率真、强悍的野性力量，并经由文人之手开出一个文体的新阶段。这样的研究视角，既有助于认识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又能加深理解文学发展的深层动因，显然是开阔而富于穿透力的。

　　地理空间的拓展背后，更为本质的是文学史观念的更新。著者指出，中国文学史观念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古代的“杂文学观”，二是20世纪从西方借鉴而来的“纯文学观”，三是应全球化潮流而生、形成于世纪之交的“大文学观”。著者所秉持的“大文学观”，继承了传统文学观中“知人论世”的思想，注重从无限广阔的人文存在中探寻文学作品丰富的文化意蕴。就此而言，它与时下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相一致。但与理论界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化、社会化属性不同，该书始终以“生命体验”作为文学之“魂”，把握了文学与文化之间最核心的关联。在著者看来，文学作品就是创作者生命体验的艺术呈现。以一个细节为例，在谈及东坡与荆公的金陵之会时，著者感慨道：“诗写得很真率，荡漾着一种人格魅力，两人政见有距离，却不妨碍私谊上相互尊重，此若能成为一种社会风习，不知可以营造出何其清明的人文生态环境！”这样写文学史，不仅能传达知识，还能体验古人的生命境界。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文学史既不是社会史或政治史的附属物，又不至于流为一套精细的、技术化的操作程序，而是呈现出一种人文意蕴丰富却又可触可感、生动鲜活的艺术面貌来。

　　文学史观念的转变，必然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

　　该书引入“文学图志学”的观念，图史互动，为文学史的写作开辟出一条新途径。还有一些图画，本身即是自足的阅读文本，可以从中读出特定时代的生活习俗、文化风尚与精神面貌。比较典型的，如通过南宋马远的《月下梅花图》与金人武元直《赤壁图》的对比，体现了该时期南北地域的文化差异与不同的精神风貌，进而与“永嘉四灵”的诗文作品相联系，深刻地映照出南宋文学的偏安文化特征。再如，著者通过对赵孟睢度寺硗肌芳捌涑び诨�马的艺术才能的分析，讨论了当时的汉族士人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深刻的心灵矛盾与精神痛苦。而王冕咏梅诗与墨梅图的相互烘托，则更能显示作者之逸韵高情。诸如此类对图画文本的体味，均可对单纯的文字阅读形成有益的补充与互动的诠释效果。这部大气的文学史著作，其新观念、新方法，足以给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

文：詹达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6月

　　著名学者、文学史专家杨义穷十年之功精心打磨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土蕃、大理国、元代卷》由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以图志命名的文学史专著，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项目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项目。全书共五卷，总字数200万字、图片2000幅，预计整个出版过程将历时十年，此次出版的是第一卷。

　　这部专著对10世纪—14世纪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工作别开生面，著者彻底摒弃以往文学史家所具有的以精贬杂、以雅贬俗、以汉贬胡的价值倾斜，真正尊重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并勾勒出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演变规律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揭示。

　　首先，它从“大文学观”出发，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气魄，以总览全局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多地域环境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进行整体关照，将雅文学与俗文学、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同一系统，使他们互为参照，并以此为背景探究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与边远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的活力”交互作用的合力机制和动力系统。

　　其次，由于引入了文化学、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的研究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和手段，促使本书对于公元10世纪—14世纪文学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往同类著作有了进一步开拓。该书对家族文化及其迁徙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城市文化、贬官文化、山林文化及馆阁文化等人文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论述，是著作的重要创新之处。

　　第三，这部著作以图志命名，有别于以往出版过的插图本文学史著作，它强调“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图文并茂的著述形式，而且是一种图文相互阐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

　　作者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出版过《中国新文学图志》，曾在学术界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和广泛好评。这种图文互动、图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出版界可谓开风气之先。而当“图文书”在中国出版界渐渐形成热潮，甚至许多学术著作都将插图作为噱头和点缀之际，作者始终坚守自己有关“图志学”的理念。他对插图坚持“无必要者不用，无意义者不用，与人多有雷同者不用”的原则，对每一幅图片都精挑细选，并对图片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在这一卷著作中，三百多幅插图中有不少是著者在国外访学期间搜集到的珍贵图片，而他讲求“以图出史”，为此写下的图片说明达三万字之多，本身就是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

文：袁盛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0月

    杨义先生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学甚或文化的地图。为此，他曾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重要命题，也使他成了当代中国不知疲倦的寻梦者和画梦人。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他现在终于让《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之“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率先面世了。此书的出版，显然标志着杨先生的学术创制又迈出了值得称叹的一步。

    杨先生在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画梦途中，首先选取公元10到14世纪这段文学史来写，其实大有深意存焉。因为在他看来，宋代首先是一个时间比较长、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朝代，但也是在当时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比较有限的时代。有限就是说它一直面临着很严重的冲突问题，宋之北面有辽和金，后面才崛起一个蒙古，宋之西北有西夏，再往西去有回族，回族又分了好几个国家，于是整个中国在那时就发生了各个民族重新碰撞、组合等严峻的问题。因此，要探讨中华文明史怎样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问题，要探讨中国文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的汉化和胡化问题，都有必要对宋辽金元即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文学给出一个全新的绘制。杨先生在这部图志的写作中正是抓住这些关节点来写的。于是，这就显出了跟以往的文学史不一样的地方，它既能带着我们进入那个活生生的历史时代，也能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体悟到发生在文学史上的那些复杂而真切的心情。

    比如，人们过去讲元诗，都是按照唐人、宋人、魏晋人的观点来讲的，这在杨先生看来显然有点言不及义了，他认为根本的问题不在这，而在于元代文学中大量存在的汉化和胡化的问题。举个小例来说，杨先生在解读元代诗人萨都剌的《百字令》时就明确把握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其间更为深刻地蕴藏着胡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体验。因为萨都剌作为一个色目子弟来到南朝故城建康，面对六朝古都的废墟，发出“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的感叹，其间“南北”所要呈现的是南北民族冲突的问题，而不是大江上下的问题。杨先生就是如此别具识见地运用文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的眼光来重新打量中国文学的，他的这一“重绘”，显然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杨先生具有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他看来，10到14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宋代文学与多民族、多形态的边疆文学，在不同地域和文化层面上所共组的一个博大精深、多元一体又充满活力的文学总体。它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边地民族文化之“边缘的活力”互动互化的合力机制或文化动力学形态。中国文学地图之所以需要重绘，原因之一其实也正在这里。在杨先生的这部文学图志中，少数民族文学自然占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发出了奇异的绚丽色彩，它们在完善中国文学结构和丰富中国美学形态上，也就发挥了非常独到的积极作用。比如，在这部书的第17章中，杨先生非常自信地指出，在汉语文学中史诗本是一个弱项，但是吐鲁番陷入割据战乱之后，从11世纪开始传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千年间发展至60万行诗以上，再加上南北少数民族地区数以百计的神话、族源、民族迁徙和战争英雄诸类型的史诗，因而中国为史诗贫国的说法已无存在理由，甚至人类史诗版图应该重绘。正因如此，杨先生在书中可说完全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地形图。

    老实说，我非常神往于杨先生在解读文学经典时所具有的那种包举万千却游刃有余的表达力，也异常赞叹先生所具有的那种细腻独到的审美感悟力。这种感悟力和表达力在杨先生那里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但实则不然，它是反映了先生的一种学术追求和治学境界的，是经历了一番艰辛的磨砺的。杨先生非常重视对文学经典的第一感受，非常重视自己的阅读体验，他把这些感受和体验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不时地溶化开去，也就使他的这部文学史著作呈现了一种活生生的现代气息。

    倘若把它与“图志”这种文学史写作方式结合起来品读，那么全书就更显示了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学品格。杨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率先主持撰述了“中国新文学图志”。而在这部新出的古典文学图志中，杨先生精选了图片317帧，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形式亦是多姿多彩:既有字画、人物像等历史图片，也有《资治通鉴》《元朝秘史》等古籍书影，更有杨先生在进行田野考察时亲手拍摄的实物图片和古迹风情。这些图片不仅在全书的安排布局上别具匠心，跟正文相得益彰，浑然一体，而且在杨先生为其间不少图片所作的说明性文字中，我们更可体会到所选图片的历史价值和人文意蕴。

文：汤晓青
出处：读书 2006年第9期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以下简称《图志》）是对十至十三世纪中华民族文学、文化的整体性的动态过程的考察，著作中建构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学发展模式，明示了文化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编撰工作的积极意义，彰显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关于十至十三世纪，二十世纪出版的各种文学史一般称之为两宋时期和元代。这是一个由诸民族分争到走向统一的时期，这四百年的时间内，北方先后有几个少数民族崛起并建立了政权，主要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分别与北宋和南宋相对峙；西北地区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部分契丹人西迁后建立的西辽，回鹘人建立的喀拉汗国、于阗、高昌等政权，西南有吐蕃政权和白蛮建立的大理国，文化空间大致相当于清朝所确立的近现代中国的版图所覆盖的范围。

　　随着近年来辽金元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于这个时期多民族的文学现象的认识与把握，有了实质性的实破。学者们在关注北方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更将眼光投向了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西夏文学与辽金文学、金代文学与元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研究。然而这些努力还只能说是在写汉语文学发展史；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不仅是汉语文学史，还应该包含已经汇入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文学史。

　　《图志》的作者除了对多民族的汉语文学现象做了全方位的描述，还充分调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利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这个历史阶段各民族文学，特别是用不同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学的发展状况。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研究有其特殊性，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当一些民族的文学仍然停留在口头流传的阶段。即使是一些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由于其书面文学的使用和流传往往是在王公贵族的生活范围之内；又由于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进行文字阅读的人口有限，口头传承仍然是其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各少数民族中间都保存着相当丰富的文学资源，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依靠这些资料。使用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资料也有一定的困难，对于它们的所属年代很难具体考订。但是历代文献中有关民间文化的记载还是有迹可寻的，《图志》的作者以重视文化时空过程的“大文学观”为基本理念，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不同视角介入，在“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互动互补”的层面展开论述，著作中引用资料的范围、种类大大增加。

　　《图志》的作者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接受了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形态的资料作为自己建构的文学史的基础资料；这种注重各民族文学个性的研究，应该是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很好的补充。值得高兴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喀拉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元代的《蒙古秘史》等经典作品在《图志》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华文学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志》的作者在描述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时，特别注重处理好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汉语文学的发展、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双向交流、互动互补的趋势。以金代文学为例，女真族接受了汉语文化，为汉语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女真文化的南渐，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汉族人民的喜爱。金代文学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独特风貌，就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优势互补、相互吸收与融合的产物。还有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既与汉族文化有着诸多的联系，彼此之间因为共同的生活区域、同步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文学的发展更有很多的共同性。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顾此失彼，以某一时段、某一地区、若干民族的文学现象替代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图志》的作者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了处于“边缘”状态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探讨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呈现为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也从少数民族文学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形态出发，尊重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发展的规律，摆脱传统的以汉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水平和文学观念为单一参照背景进行研究的局限，重新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价值。

    写一本书容易，写一本书而能拓展人的文化精神空间实难。
    这部以图志命名的书，开拓了图与文互动互释的文学史方式，读诗文既讲悟性，读图画又知趣味。副题标示“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当是强调考察文学史的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学诸角度，在文学史的时间维度上增加了层面丰富的空间维度。每章之前有楷体排出的“小序”，告白着如何因由这些角度入乎其里而出乎其表。
    借文学史的新形态来考量中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整体特征和动态过程，包括它的文化哲学与合力机制，是一种创新尝试。其旨趣或如作者所云，难道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不应有一幅绘制得完整、坚实、博大、精妙而体面的文学地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