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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史观念认为，写上刘三姐，比大谈二三流的汉语诗人更有价值。”(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第27页，三联书店，2006年4月北京第1版。下文简称此书为“《图志》”)作者淡淡的一语，令我怦然心动——当我按照平时的阅读习惯缓缓翻阅这一大本纸墨飘香、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新书的时候，我的目光停在了这里。做学问须有性灵，有性灵则自成高格。《图志》独具的性灵，使它成为一部饶有特色的文学史。
   
    《图志》以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和元朝为时间断代，广泛地探讨了这些时代所发生的种种文学现象。全书凡25章，90节，穿插了317幅珍贵的图片，而以一篇长达39页的恢弘文字《文学史观念和方法通议》为《导言》(下引此文不注)。《导言》所阐述的观点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石，而其理论的关键在于作者所秉持的“大文学观”。作者说：“过去的纯文学史观，固然解决了文学本体样态的某些问题，但它的阐释框架未免过狭；中国文学总是与中华多民族多地域百川激荡汇流而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命运息息相关，仅靠单纯的文学内部封闭式的研究难以发现其深在关联。”“大文学观的要点”，“蕴涵着一种在新的时代思想高度上综合思维的形态”，“标志着汲取20世纪引进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实践结果，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的科学性，并且在这种价值认知和科学思辨中严密而深入地展开对于文学个性、流派和分类学上的逻辑体系”；也“标志着对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实质性超越，走出纯文学观，看取无限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从而在现代理性的综合思维中，创造性地还原出文学——文化生命的整体性”。作者的理论意识是清醒而深刻的。“大文学观”立足于中华古国多民族文化的蕴大含深，多种文学风格和文学样式以及多种审美趣味的兼容并包，由此《图志》赋予了华夏古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学以平等的地位。这是作者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基本出发点。在摒弃了“以纯文学自居”的传统文学史写作倾向之后，作者“重新发现丰富多彩的文化存在对中国文学形成多元一体的大国风范和大家气象的不可缺少的伟大作用”，避免了“以精贬杂、以雅贬俗、以汉贬胡的价值倾斜”。因此，读《图志》一书，我们既能领略苏东坡的浪漫，辛弃疾的豪迈，林逋的脱俗，也能够体验吐蕃史诗《格萨尔王传》的雄浑，回鹘长诗《福乐智慧》的深沉，蒙族史书《蒙古秘史》的壮美，黄庭坚的老辣生新，元好问的幽并豪气，陈与义的悲慨沉雄，杨万里的自然秀巧，陆游的高昂悲壮，姜夔的清刚幽冷，……河朔的贞刚壮烈，苏杭的旖旎柔媚，塞外的铁马秋风，江南的杏花春雨，种种绚丽的文学景观似万马朝东，奔凑于作者的笔下，汇聚在《图志》书中，从而形成了一部色彩斑斓，多元共存，有趣味性、有可读性、有立体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生动地刻画了华夏古国民族共同体的文学之路，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中也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
   
    由于秉持了这种“大文学观”，作者就能够选择新视点、新视角，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对老问题进行全新的现代阐释。《图志》就打破了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界域，冲决了民俗学、文化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学科的鸿沟，从而回归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原生态”，将中国文学史置于“原生态”的大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知识是不分科的；换言之，一个人具有的知识往往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一个人阅读的书籍通常就是当时的社会所拥有的全部书籍，同时他还要受到种种民间的乃至外来的文化的影响。因此，当时的人们所进行文化创造，也是基于这种文化的“原生态”的创造。由此产生的文化人，也就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多为文化上的通才。如果你想对他进行准确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回归到他所处的时代文化的“原生态”中去。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中，通常是研究文学者论文学，探讨历史者论历史，钻研哲学者论哲学，将古人原本合和为一、交融无间的大文化系统弄得支离破碎。尽管人们在理念上知道文史哲不分，也常常说文史哲不分，然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分的；不仅分了，而且界限划得很严。既然大家各执一端，鲜观衢路，所以用力愈勤，可能有的时候离问题的本质也就愈远。客观地说，《图志》的出现确实打破了这种格局。
   
    《图志》是一部才气纵横的学术著作。作者善于点与面的结合，善于发现并解决问题。那一颗颗散乱的珍珠，经作者的精心打磨和独具匠心的处理，有机地聚合、组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只美丽的钗头凤。作者为撰写此书而做了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至于各种资料、图片的搜集、甄别和整理，更非一朝一夕所能蒇事。作者的辛苦与劳作，作者的苦功与深心，如瀚海中的绿洲，翛然在目，似晴川上的积雪，昭然可见。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

（文：孙延光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