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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1世纪，生态学似乎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300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世界观。“ 颠覆”同时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与重建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过渡，这无疑也是一场精神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看，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又一批评派别。人类的文学艺术迄今为止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因此全都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评判，期待中的生态批评空间应该是更为广阔、更为恢弘的。本书作者鲁枢元是国内最早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之一，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并坚持把学术研究看作一种特定的、持续的精神状态，从不惮于把自己的“心跳”和“同情”、“眷恋”和“沉溺”、“想象” 和“憧憬”挥洒到书写的字里行间《生态批评的空间》照例不是按照某种体制化的学术写作模式制作的；作者渴望的是，在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中，真诚地与人们沟通、交流。

文：赵燕瑚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输入和刺激是中国文艺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过，生态批评似乎是一个例外。2002年，青年学者王诺以论文的方式将生态批评比较全面地介绍到国内。与这一学术背景相对照，鲁枢元于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一书，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了系统考察，表明我国学者的思考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时间差正在逐步缩小。最近，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进一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大致轮廓。

　　鲁著不仅是一本关于文学的生态批评的书，就其精神底蕴而言，这是一本探讨精神学科研究新路的书。鲁著将生态批评从最初的文学作品环境题材研究、文艺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学考察进而扩大到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批评”。鲁著提出，这次文学批评理论的“转移”，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时代的转移将为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提供一次“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在相对缺乏西方相关学术参照的情况下，作者之所以能够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于生态危机的紧迫感，尤其是对于日益恶化的精神生态状况的忧虑。这显示了鲁著所期待的生态批评空间应该是更为广阔、更为恢弘的。

　　鲁著从时代发展方向的高度提出，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生态学研究应当意识到，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从关注精神生态出发，鲁著比较充分地论述了生态时代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走向。作者甚至偏执地认为，文艺是一种恢弘的弱效应，是一个审美化了的生态乌托邦；而进行文艺研究必须开拓自己的心性资源和心灵境界，执著地追求人文理念，无论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迂腐或陈旧。作者用自己对于生态精神的执著追求具体显现了生态精神的内涵。

　　上面的学术背景介绍已经初步显示：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中西学术精神的交流已经发生了新的结构性变化。鲁著对此具有清醒地认识和追求。作者提出，在生态话语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共同话语之际，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显然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并将产生更为切实的效用。生态时代将是中国学术精神世界化的开端。为此，作者在充分梳理中国传统文献的基础上，选择汉字“风”进行了极其精深的个案研究，提出“风”的一系列用法构成了一个涉及物理、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主义场”，该语义场是一个“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一种更富于有机性、整体性的文化，因而也就更切近生态哲学。这样，作者回答了自己《生态文艺学》已经探讨的中国生态文艺学的建设方法问题：走出文艺学与生态学的分离和对立，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危机。为此，作者指出：我们首先需要学习的应该是西方这些学者对于社会强势文化的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在纠正西方文化的灾难性倾斜时，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精神，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针对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学术界现状，作者指出：面对地球生态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危机，生态批评应当是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任和道义的批评，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生态批评者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还应当是一个古道热肠、勇于担当的“操心之人”。生态文艺学不只是大学课堂上的高头讲章，更应当是一个探求者、朝圣者心灵深处滋生的憧憬和信仰。

　　生态批评在西方至今尚未成为成熟的学科，西方学者也正在为此而努力。鲁著对于生态文艺学学科有着自己的构想。作者认为，生态文艺学应当在学科形态上区别于先前的物理学时代的“科学”，应当有自己的生态观念，有自己的伦理信仰，有自己的社会理想，有自己的绿色修辞，有自己的民族声腔，有自己的地域风格，有每一个研究者独自的体悟和发现。生态批评是一种更看重内涵的文艺批评，它决不只是一些概念、规则、结构、模式，它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文艺理论家应该尽快改变以前那种与作家、诗人、艺术家的工作背道而驰的做法，在追求理性化、概念化、逻辑化、确定化、普遍化的同时，认真反思如何真正面对文艺创作的感性化、情绪化、个性化、流动化、独特化。这样，才能够避免在失去语言之前，已经失去了时代、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生活的自信和学术的自信，失去了提出问题的心理机制，失去了对世界感悟与整合的能力。

　　为此，作者书写了一个精彩的比喻：文艺学可以比作一棵树，一棵将根须深扎于大地、将枝叶伸展向云天的大树；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就是这棵大树的成长。这是一个生态学意味上的比喻：开始是一粒种子在混沌中萌动发育、破土而出，这棵看似独立支持、界限分明的树又必然生长在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中，它从生态系统之中吸收生命需要的营养，也在与这个生态系统进行着多方位的交流。作者深情地写道：对于文艺学学科这棵大树来说，本土的文化传统就是它丰腴的土壤，西方的文艺思潮就是它迎面扑来的季风，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态学……就是它生命不可缺少的阳光、雨露和各种养分，所有这些学科通过各种方式滋养着、浸润着这棵大树的生长；同时文艺学也在为这些学科施加着自己的影响，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生态文艺学”研究与作者从事过的“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一起，是作者生命之树上伸展出来的三根枝杈。

　　从这种学术宗旨出发，鲁著对于学术研究的精神内涵与具体方法进行了独具个性的思考。作者认为，所谓的“研究”，就是一种特定的、持续的心境或精神状态，是一种对于研究对象的悉心体贴与无端眷恋，一种情绪的纠葛与沉溺，一种心灵的开阖与洞悉。它应该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思”的状态。于是，作者往往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心跳”和“同情”、“想象”和“憧憬”挥洒到自己的文字里，把那些无端的“眷恋”和“沉溺”渲染到文章中。这些饱含浓烈文学性的文学，大大增强了学术专著的文字魅力，是一种典型的“生态批评”。

文：曹元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2006年10月，鲁枢元先生告诉我，他筹备已久的一个“生态时代与文学艺术”学术交流会将于年底在海南岛举行，而且会议将与田野考察穿插进行。据说，海南现在是我国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省份之一，因此，把一个与生态时代有关的学术会议放在海南举办，而且在会议期间还要贯穿零距离亲近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的大自然，其意义和魅力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参加这次会议之前，为了更多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和生态时代的文学艺术观念，我抓紧时间浏览了一些相关书籍。其中，给我带来很多启发的是鲁枢元先生的《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

    在鲁枢元先生的研究视野里，生态问题、文学艺术及批评问题均不再是狭隘意义上的学科范畴，而是立足于地球人类所处的时代状况和存在状况，内涵更为宽阔，并且充满浓郁审美和人文色彩的重大范畴。的确，正如许多中外学者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生态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发展，一方面给地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文明，另一方面也给地球生态造成了再也不容忽视的危机和困境。在这样的时代，生态学的研究必然超越当初狭隘的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而把人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与观念、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社会文化与地球环境的关系等统统纳入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成为更具有现实和时代意义的人文生态学。具体到文学艺术和批评，站在生态全球化的高度去看，“自然”在文学艺术中的边缘化、在文艺批评中的严重缺失，从某种程度上正好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自然所具有的认识与观念状况。

    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有一篇文章——《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从知识考古学、字源学和古代哲学的角度，缕析了汉语语汇“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丰富意蕴，进而展示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生机勃勃的体认。按照鲁枢元先生的阐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汉字“风”不只是指称自然界的天气现象，它还可以代表大自然的情绪和意志，还可以反映一个社会、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民风民俗、价值取向、社会状况，从而拥有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广泛意蕴；不仅如此，“风”还与所有门类的艺术(音乐、舞蹈、诗词、绘画、雕塑等)有关，与社会中个人的人格仪表、精神气质、个性涵养有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风”又是宇宙万物之本体“气”的形态化表现。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风”之丰富的语义场“将人类主体与其生存环境、将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融会贯通为一个和谐统一、生气充盈的系统”，它所表述的是“一种人类文化黎明时期的‘活力论世界观’”。但是，技术文明的演进致使像“风”之类的语汇的语义场所体现的这种人与自然原初的和谐统一状态不断遭到弱化和清理，以致在现代社会中“风”只是空气的流动，“气”只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现象；“风”和“气”再也不是体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和谐统一、活力生动的饱满存在，而是统统被简约化为外在于人和人的精神的自然物质。与“风”和“气”相似，诸如月亮、星辰、大地、蓝天、鲜花、山水、草木等等，自然界的所有这一切，最初都曾赐予人类丰富的精神滋养；但是，在技术文明突飞猛进的三百多年历史中，它们丰富的语义场都遭到了压缩、剥离和“净化”。

    由“风”的语义场的萎缩和简化所昭示的正是人与自然原本生气充盈、和谐统一的生态关系的崩溃，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实世界中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此，鲁枢元先生有着精辟的论述:“语言与自然的割裂催促了人与自然的疏离，语言的功能性偏执导致人类社会生活的失衡，语言的简约化酿成当代生活风格的粗鄙化，语言的干涸造成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萎缩，语言的衰变招致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的败落，语言的塌陷甚至还加速了生态系统的崩溃。如此种种，即现代人面临的日趋严重的整体性生态危机。”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在当今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化问题面前，文学艺术的责任就变得极其神圣了。因为，文学艺术从本源上讲正好与技术文明相反，它需要的是增强语言的精神生殖力，需要的是扩张语言的审美属性和诗意张力，而不是减弱和压缩。

    在海南岛的“生态时代与文学艺术”学术交流会上，众多学者对文学艺术和批评研究在生态全球化时代的神圣使命达成了共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比如诗人、批评家徐敬亚先生认为，生态是一个严重的、斗争的词，生态问题如同熊熊大火、是不能静态地、坐在书房里进行研究的问题，而文艺批评却是可以静态地、优雅地进行的；徐敬亚先生由此对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在生态危机面前的作用提出置疑。然而，正如当我们的家园面临洪水或是大火的威胁时，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袖手旁观，都应该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样，面对生态危机，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由于它的特质，当然应该积极地参与，而不可能视而不见、游离其外。而且，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的特质使得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有责任用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去唤醒人类对自然的亲近感、审美感，有责任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审美关系，有责任召唤人类除了认识自然的实用价值，还要更多地开掘自然可以为人类提供的丰富的精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