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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佚名

张爱玲的“灵魂学“是深邃的，她的文字所散发的那种末世气息，让人心惊，让人颤栗。张氏的敏感是超常的，她说：“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张是痛苦的，她过早地觉察到了时代的摇摇欲坠，却又要在说碎就碎的生活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强颜欢笑

“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

张爱玲创造了一种细腻而深刻的修辞，一种刁钻而又耐咂摸的趣味，一种机智而不油滑的世故，一种乱世造就的传奇和亲切。一针见血的女性眼光、谙熟人情的成熟心思、婉妙复杂的话语方式、精致自得的写作姿态、自恋天真的性情诗意无不构成了张腔的魅力。难怪模仿张腔成了女性作家的功课。海外批评家王德威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中用“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来描述着张氏风格绵延之不绝如缕。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介于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之间，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保持一种有分寸的疯狂。张氏的聪明就在这里，既不与现实硬碰硬，又不失个人的诡秘，她很清楚地看透了世俗的圈套，却又不大呼小叫，而是从容地接受生活的无形束缚，因为她早已经预见了逃亡或出走的下场。缺乏生存资源支持的挣扎只能是一种徒劳，但是，放弃激烈的对抗并不是绝对的逆来顺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放弃表面形式的反抗，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背叛。在没有权力的境地中保持沉默，一旦得到机会便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怨女》中银娣便是这样一个不事言语的报复者。王德威认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活牌位。”弱者有弱者的生存方式和自我保护手段，在权力和欲望的缝隙里，弱者的权宜之计似乎更加具有技术性。张爱玲笔下女性貌似是在按照男人的尺度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细究起来，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每个人都是自我命运的负荷者，即使是失败者也有自己的算计和乌托邦。生长于“流言”内部的张爱玲对灰暗的生活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

张氏特有的生存智慧

张爱玲的写实风格，是一种高傲的清醒，也是一种苍凉的抒情。张爱玲是感性的，看透世道人心，看破繁华后面的憔悴，所以，对生活的描述和期待便有了几分超脱，她之所以保持着对世俗生活的兴趣，甚至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获取些许的温暖，是因为她在承认人生的苦难本质的同时，又学会了用感官的享乐来满足自己，麻木自己，这种世俗气说到底是一种无所选择的选择，是对抗末世虚无的一种隐蔽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坛上所出现的“张爱玲神话”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文革”对日常生活秩序的破坏。革命话语和政治狂热替代了正常的、琐碎的、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当激情消失、幻梦破碎、理想放逐之后，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过日子”的状态，不得不学会迁就和让步。张爱玲在《传奇》中，这样来描述严酷现实面前头脑混乱的主人公传庆：“他跑不了”。在一张无边无际的网面前，关于出路的话题已成为奢谈。张爱玲越是强调“我们回不去了”（《半生缘》），那种对繁华春梦的留恋怀念就越加强烈。在华丽中转身，一下子转入落寞和虚空，不管对现实何等接受、何等适应，都无法抹去对昔日辉煌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张爱玲的这种红楼梦式的孤独感很容易在那些不甘心的落魄者种引起同感。面对“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空空荡荡，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似乎都是意料之中的了。风光不再，喧嚣不再，惟一可做的就是独自感伤了，不同凡响的是，张氏的悲戚是在电车的叮当声、噪杂的市声、昏黄的弄堂中完成的，所以显得格外有味道。其实，在生活中是不难见到这样的愁女人的，虽然神情暗淡，却照旧在做着各种营生，按部就班，一点儿也不乱，这是生活磨练的结果。虽然一败涂地，却不一定要颓废；虽然看透一切，却不一定要游戏人间，这是一种地狱里的情调，残酷而又不失温情。一个混乱时代的一地鸡毛，到了张爱玲这里便成了悲剧处境中的一种寄托，正是有这些头绪繁多的细节纠缠着，所以才不至于滑落到大悲大恸的绝境中去。张爱玲总是能够与周围现实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紧张却又不至于崩断。这是张氏特有的生存智慧。这是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技巧乃至艺术。她清楚脆弱而卑微的个人注定是无法与生活来不了几个回合的，被命运打倒是迟早的事情。

张爱玲的“灵魂学”是深邃的

张爱玲的文本里并不是一点理想化的东西都没有，只不过是变异成为一种更深的绝望而已。时代先于理想而死去，现实先于梦幻而破灭，一个大都市的倾覆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更是一种心灵悲剧。在繁华摇落的“大历史”中，张爱玲用零碎琐屑的女性话语诉说着一种惆怅，一种悲悯。张爱玲的“苍凉”是个人化的，是在红尘金粉间闪现的。一个人的怒火是很容易被时代大熔炉化掉的，但是，一个人的叹息却无比悠长，即使成了时代的弃儿，也仍然有哀叹感怀的权利。张爱玲的“灵魂学”是深邃的，她的文字所散发的那种末世气息，让人心惊，让人颤栗。张氏的敏感是超常的，她说：“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张是痛苦的，她过早地觉察到了时代的摇摇欲坠，却又要在说碎就碎的生活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强颜欢笑。由于装作得过于从容不迫，所以有了几分诡秘。在“张腔”中，充满着对俗世的牵挂。即使家业破败，花容衰落，生活仍然要继续。和日常生活过不去，无异于把自己连根拔出。所谓的“传奇”不过是从日常生活出走，经历了一番大起大伏、大悲大喜之后，最终偃旗息鼓，归于平淡。施叔青在小说《微醺彩妆》的结尾写道：“呵，碎碎吧！一切的一切。”这种感叹未免太过悲凉。只有耐得住虚空，抗得住虚无，生活的延绵、故事的发生才有可能。王德威很喜欢台湾作家钟晓阳的诗《未了期》：“越中年越爱想人生的问题／越想人生／越觉得她并没有什么。”这就是“张腔”。活着，忍着，体会着，没有多少道理好讲。

文：苏七七
出处：声色笔记 2004年7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新又出了一套阅读张爱玲书系。除了一本陈子善编的旧评论，刘绍铭、梁秉均、许子东编的一套新评论之外，还有一本水晶的《给张爱玲补妆》（这书名真肉麻！）和一本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我对被列为“张派”传人的朱天文、朱天心、黄碧云、钟晓阳、袁琼琼、王安忆等等大多爱读，就买了王德威的这本来看，看之前，倒自己先想了想：张爱玲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祖师奶奶”这样的人呢？
　　
　　作家里头，是大体可以分为“优秀作家”与“重要作家”的。优秀作家就是写得好，作品响当当，比如钱钟书，凭着一部《围城》就称得上；而重要作家呢，作品未必好，但因缘际会时势造英雄，文学史必定要提上一笔，甚至还地位显赫，如果我举郭沫若作例子，有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当然一个“伟大作家”，那就必定是既“优秀”又“重要”的，比如鲁迅。而张爱玲是慢慢被“发现”的，人们慢慢发现她的优秀、重要，也许还要发现她的伟大。
　　
　　张爱玲的重要，在我看来，不仅仅在于小说的艺术价值——当然，一个小说的艺术价值与这个作家的思想能力是不能分开谈的，而且还在于她有着一种预见性的世界观。在一个时代转折的当口，她有着敏锐的触觉，体会到了一种“现代性”，而同时，对于这种“现代性”抱着一种悲观的观望态度。这在我看来，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与她对此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但在同样的感受的起点上，鲁迅以一个男性的社会责任感，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当下”的民族与民主问题中，即便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也要给年青人一点希望，种种支持。而张爱玲却对政治漠不关心，她关心的是人性，乃至于物质性，在对人与物质的摹写中，寻找可以不败不毁的存在。鲁迅将希望搁在坟前的一个小小花圈上，这是精神的祭奠与追求，而张爱玲将希望放在唱嘣嘣戏的女人身上，这是身体的原始力量。
　　
　　在对于世界的“自觉”观察与对于语言的“自觉”运用上，张爱玲是一个比鲁迅更为“现代主义”的小说家。她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自己的文章》）她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这种伟大的可能性中途夭折了。在离开上海之后，她再没写出饱满的作品来，在我看来，一个语言艺术家脱离了自己的母语环境是十分可悲的，她只能在一本《红楼梦》里尽着自己“梦魇”。而同时，她太过自闭，她知道怎样的人身上有生命力，但她却不能接近底层，而将力气花在了回望那早就“惘然”的贵族出身。
　　
　　但张爱玲不算太多的作品，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可供开发。她的思想与语言，都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设起了一条软索桥，同时留下了成熟的写作技巧，可供参考与学习。在一个“现代社会”真正来临的时候，张爱玲的“复活”，只是验证了她的预见性与丰富性。无数的“现代女子”可以在她开创的感受与思想空间中，各取所需，再走向各自的方向。在这些“张派”传人中，有些是非常认可自己的继承人身份的，比如朱氏姐妹，也有恐怕不以为然，比如王安忆。有趣的是，王安忆未必在她的学习阶段就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但在细密画一样的写作风格上，两个人还是有接近之处的，这也许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作品的影响吧。而王安忆也确实是在张爱玲的止步之处试着再往前走。她批评张爱玲在面对巨大的虚无时不敢再向前去，而返身沉迷于细节的爱赏，这个出身革命家庭的现代女作家，不再去找一个已经被抽象化的蹦蹦戏花旦，而将视线投下了底层，在《桃之夭夭》里，建构起一个旧式的新理想。
　　
　　回头看王德威的这本书，他虽然名字又“德”又“威”，倒是个女孩子家的贴心人，尽着耐心说各家渊源长短——而且大体说的长，不说短。他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理论，有视野，有文学史观，但文章倒没有被这些东西压得枯重，还是宛转好看。而翻到这一句，觉得很对我的想法，心有戚戚焉：“对世纪末世景的洞悉，才是张爱玲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