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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分6个单元，共40讲。作者以文学形象问题开篇，阐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诸多理论，如表达力、想象力、审美价值、审美规范等。作者特别重视对文学文本的微观分析，从《诗经》到朦胧诗，从李白、杜甫到艾青、王蒙，从托尔斯泰到马尔克斯，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文本均有涉及。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对一些传统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与批判，揭示其不合理的因素，进而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观点和审美范畴，体现了批判与超越的魅力。全书幽默风趣，热情洋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文：叶勤
出处：光明日报 2006年11月

　　孙绍振著《文学性讲演录》是一本关于文学性问题的讲义，同时也是一个相当严整的理论体系：由分析文学形象的结构出发，提出真善美三种价值错位的核心理论，接着解剖创作心理，探讨了感受力、想象力、表达力和形式感等心理要素，之后分别对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审美规范及开放性做深入分析，最终结束于审美规范的解构与重构。它既不同于由抽象概念演绎而成的具有宏大体系的古典美学理论，又不止于微观的文本分析，而是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将诗歌、散文、小说这三种文学形式置于一个整体的框架（生活特征与情感特征结合于形式特征）中予以区分和统合，从而形成一个介于美学与文本批评之间的理论体系。

　　出于对国内学界所盛行的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及以之为前提一味演绎的“研究方法”的不满，作者特别强调由经验直接归纳出来的理论才具有原创性，但是，“要从经典文本的阅读中直接抽象出观点，从个别的观点衍生出文学的特殊性，再经过反复验证将之上升为范畴，比之从现成的理论前提进行演绎要困难得多。”其困难并不在于是否注重经验，而在于那个“上升”的过程，非具备相当的概括、抽象与逻辑推演等理性思维能力不可为之。

　　因此，与其说归纳法是作者获得如此丰硕的理论成果的重要武器，不如说归纳法更像是他在理论上的一种姿态、一种立场，既是对理论原创性的看重与自信，又是对失去原创能力已久的国内文论界的一种挑战。

　　而真正决定了孙氏理论之原创性的，其实还是他的理性思维能力。

　　作者的理性思维能力是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为基础的，他首先必须从具体的文本中感受出如此之多的审美体验，然后才谈得上予以问题化的处理，运用非凡的理性思维能力，从中提炼出核心范畴，再辐射出体系化的理论。似乎分属于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的能力在作者身上居然就结合在了一起。这，或许便是作者偏爱归纳法的个体心性原因。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回答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受听众欢迎的文学理论，如此具有操作性和原创性的理论，在同行圈子里却少有回应？

　　作者的寂寞，并不在于其理论的超前性（如有论者认为，这个时代偏好大理论，而作者偏好微观的文本分析）或滞后性（作者因不满于文本分析实践相对于文学理论的落后而倾注了大量心血于具体文本的分析）。如前所述，作者的错位理论是对机械反映论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早该彻底进行而尚未充分展开的，因为我们的文学教育（包括中学和大学）至今仍充斥着该类话语，并由此影响着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因为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而接受了此类话语，同时又因为对文学没有太大兴趣从而不可能通过更深入的阅读来纠正这一谬误。就此而言，孙氏理论正逢其时，并不存在接受上的障碍，这一点由课堂反应的热烈便足以证明。

　　作者的寂寞，真正的原因在于当前学术的泡沫化。巴赫金认为，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学术研究亦然。如果没有同行之间的检验、确证、批评、反驳等学术批评行为，我们永远只能停留在知识的零碎状态，无法建筑起知识的大厦，更无从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的公共空间。但令人怀疑的是，他的同行有批评的能力吗？要批评作者的范式，起码也得像他一样从经验出发，证实或证伪他的理论，更进一步，则必须经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逻辑推演等理性思维的环节，来获得新的范式和理论。但在热衷于理论搬运和概念演绎的当下学术界，又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篇幅所限，本文亦无法对作者的范式展开真正的批评，但我们对于作者的学术批评已然展开，唯愿此举能够为本土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