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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内容的需要采取了多种方法。第一编采用历史的方法，介绍了许多背景材料，一方面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另一方面也为后面的许多分析和论证打下了基础。对莎士比亚本人的介绍中，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共同抚育着这位伟大的作家，交代了全书的立论基础。第二编和第三编是本书的核心，所占的篇幅也最多。这两编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和对比的方法，系统整理莎剧与圣经的联系。值得称赞的是，编者不仅注意二者的联系，而且注意二者的差别，因此在列出莎剧如何运用圣经资源的同时，结合着分析和论证，辨析其中的异同，说明莎士比亚对圣经有时引用，有时化用，有时是创造性地借用的特点，避免了某些西方学者把莎士比亚宗教化的偏差。这两编也吸收了大量的国外成果，但正如本书导论所说，编者对它们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第四编主要采用审美的方法，同时结合运用实证的和历史的方法，三者结合，把问题引向深入，引向理论的高度，并展开讨论（其实，在第二编，特别是第三编，已经有一些理论性的探讨）。这一编提出了许多有意思有启发性的问题，然崦又仿佛是想到哪些就提哪些，不大周全。这也许是缺乏全面规划的缘故。

文：刘建军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1月

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圣经文学研究日益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１８８０年国际圣经文学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ＢＬ）应运而生，当时会员仅４５人，而目前己超过１００００人。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折射出该学科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

在中国，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朱维之等现代学者对圣经文学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但由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我国遭遇长达３０年的学术断层，新时期的圣经文学研究大体上是从零起步的。１９８０年朱维之先生发表长文《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燃响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惊雷。从那时起到如今，２０多年过去了，国内学者对圣经文学的评介和研读己取得可观的成就，其中梁工教授的耕耘和成果引人瞩目。

梁工教授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师从朱维之先生攻读圣经文学，其后始终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成绩斐然。曾陆续出版《圣经诗歌》、《圣经文学导读》、《圣经百科辞典》、《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指南》、《耶稣的一生》、《凤凰的再生》、《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基督教文学》、《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圣经与文学阐释》、“圣经文化解读书系”等著（译）作。这批作品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留下了圣经文学研究者不断求索的足迹。

近年来梁工教授显然不满于国内学界（包括他本人）研究圣经文学的已有水平，而寻求更多地汲取西方学术的精华，在若干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据我所知，他为其领导的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制定了三个研究方向：第一，运用西方当代文论深入探讨圣经文学的基本面貌和艺术特质；第二，运用比较文学理论进行圣经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平行比较及相互关系研究；第三，致力于评介西方圣经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方法、重要著述和知名学者。这三个研究方向的确立，为梁工教授又一次学术飞跃制定了目标。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梁工教授的新著《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及其主编的《莎士比亚与圣经》（上下卷）、《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在我看来，这三部著作就是依循上述三个方向所取得的新成果。它们不但实现了著者的自我超越，也展示出了当代中国圣经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表明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走向与国际衔接的轨道。

《莎士比亚与圣经》

如果说《圣经叙事艺术研究》体现了著者从叙事学角度对圣经文学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意在开掘圣经本身的艺术潜质，那么，《莎士比亚与圣经》就是一部从个案角度多方面揭示莎士比亚与圣经之复杂联系的专著。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戏剧家，圣经是世界文化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古代经典。由此可见，本书关注的乃是两个“世界之最”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一个重大选题，其理论意义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部著作首先应该受到肯定的，是梁工教授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文化因子的自觉注重。在一段时期中，国内学术界过多地强调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而忽略了他们与圣经及基督教文化的联系，甚至误以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作家是对抗基督教的。其实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基督教，他们反对的只是在中世纪倒行逆施的天主教会；他们主张通过宗教改革返回信仰的源头，基本途径是把圣经还给所有平民信徒，使每个人都能借助读经实现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这样的学术视野，就使本书超越了两个文本之间的单纯比较，而成为对欧美文学之文化特质的科学把握。大量材料表明，莎士比亚本是对圣经相当熟悉的基督徒，出生后即在家乡斯特拉福镇的圣三一教堂受洗入教，婚姻和生育状况皆在教堂中留下记录，死后也葬在教堂的墓地中。他生逢宗教改革和圣经英译的盛世，历经《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等英译本相继流行的时期，见证了圣经文化如何渗入英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胞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满腔热忱地拥抱希腊精神，肯定人的正当欲望，歌颂人性、青春、爱情和友谊；同时也真诚地张扬希伯来精神，由衷赞美高尚的道德和仁慈博爱理念，为人类文库贡献出一部部既洋溢着现世欢乐，又引导人趋于崇高的戏剧精品。从这样的角度所进行的莎士比亚研究，必然能改变以往的学术视野，超越狭隘的个案比较的窠臼，而给人以文化史意义上的深刻启迪。

该书第二个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较为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知识含量。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一代代西方学者热衷于探讨莎士比亚与圣经的关系，推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这方面的课题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相关述论应运而生。由梁工教授主编的这部《莎士比亚与圣经》洋洋百万余言，分四编对莎剧与圣经的关系做出全景式的论述。

首先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圣经文化语境”，论及英国宗教改革、圣经翻译对文化生活的影响、莎士比亚生平与基督教的联系。第二编讨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的事实联系”，按照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分类，逐一考察３８部莎剧对圣经的引用、化用或改写，所列词目计达１４９６条，每条都针对莎剧的某段原文，指出其间可能引用的圣经典故，并对引用的特征进行扼要点评。梵·第根称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为“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这种寻微索隐式的考证充分体现在本编的论述中。第三编研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圣经文化母题”，其间也贯注着缜密繁详的考证，只是在考证的同时还加强了文化分析的比重。这部分内容以３０个关键词（包括爱、仁慈、正直、宽恕、祈祷、忏悔、上帝、王权、审判、荣耀、崇拜、天堂、人、选择、自由、苦难、恐惧、罪、骄傲、伪善、恨、报复、死亡、赎罪、自然、天命、魔鬼、末日等）为单元，较为充分地揭示出莎剧与圣经之间普遍存在的语词呼应和精神关联。第四编是“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关系专题论述”，汇集一批专题论文，或为综合评论，如《莎士比亚戏剧与圣经原型》；或为特定剧目分析，如《〈暴风雨〉中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指向一个最终结论：莎士比亚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多种要素，其中一个不容忽略的方面是圣经及其滋生的基督教文化。

《莎士比亚与圣经》深化了学界对莎剧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所蕴涵的大量知识和信息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