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 杰
出处:文景 2006年第11期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固然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而其《人间词》也堪称中国文学史上动人心弦的杰作,久已为识者所推崇。顾随先生说:
一切治文学的伟大创作家往往易成为曲高和寡,得不到一般人欣赏,虽成功等于失败。那么我们是降低身份俯就一般人呢,还是把一般人提高到作者境界来呢?后者在势有所不能,一作家之天才、功夫、修养如何能使一般人都有?则此为不可。然前者之俯就又为作者所万万不肯作。这一点可苦了。
“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淮南子·说山训》)。此可送给每个天才作家,即使无人欣赏,它照样香它那香。静安先生亦有其自己之悲哀:“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虞美人》),这真是静安先生的悲痛。像静安先生那样古板厚重能写出这样美的句子,“自簪花”而且“坐赏”,此便是“不为莫服而不芳”。有人看是为人,没人看反而更要好。真美。
静安先生不但美且太孤高了。一般人不肯走的路他走,不肯做的事他做,虽明知这条路是冷清的,且总这么悲哀。无论在家庭、社会、国家,不当这样孤僻冷淡地生活。因此静安词亦为寂寞的境界。(《顾随诗文丛论·论王静安》)
周策纵先生说:
王国维词令人读之有“无可奈何”、“似曾相识”之感。古今大悲剧诗人无不使人有此感也。其令人有“无可奈何”之感者,因其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其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者,则因静安所写,要皆其自己所谓“常人之境界”为多,所谓“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言”是也。
自清末西学东渐以后至“五四”以前,能熔近代感情与想象入旧体诗词而足以惊心动魄、移情沁人心者,寥寥无几。在诗,当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苏曼殊;在词,则王国维一人而已。(《论王国维人间词》)
王词已有数种注本,相关评论更是有加无已。叶嘉莹、安易先生合著的《王国维词新释辑评》是叶氏主编、中国书店出版的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中的殿尾之作,也是王词研究的集成之作。王国维本是叶氏的研究重点之一,所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早已流布海峡两岸。本书除承用叶氏若干篇旧稿外,由追随叶氏多年的安易女士执笔,叶氏既“参加了全程的研讨”(叶撰丛书《总序》),复“对每一篇稿子都作过不止一次的详细审批和修改”(安撰本书《前言》)。全部作品都有明白的注释、详细的讲解和丰富的辑评。所辑评论从吴昌绶、赵万里、缪钺等老师宿儒,到张新颖、邓红梅、吴蓓等青年学人;从研究王氏的专著专文,到钱钟书《管锥编》中的片言只语,具见用力之勤。所作讲解,亦每体会细密。如《临江仙》(过眼韶华)下阙:“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红墙隔雾未分明。依依残照,独拥最高层。”有论者断言:“‘独立荒寒’,实开一代伟人‘独立寒秋’(毛泽东《沁园春 长沙》)之境,系王国维《人间词》最显意气风发的豪壮之篇。”而本书讲解说:
天地的寥廓,愈发衬托出人的渺小;天地的永恒,愈发衬托出人的无常。面对着开阔苍茫的宇宙,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感慨,这感慨一定是与性格有关的。有的人悲从中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有的人志在进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有的人雄心勃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沁园春》)而王国维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独寂寞——“独立荒寒谁语”。这一句在这首以写景为主的词中,是意味深长的。“谁语”,是“向谁诉说”。显然作者有许多要说的话,但实际上却一句也没说。因为这里并没有一个理解他和倾听他的对象。他只是回过头来继续写眼前景色,于是这些景色突然之间就似乎有了一种“造境”的迷离恍惚之致。
一曰“意气风发”,一曰“孤独寂寞”——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首词读者的不同感受也如此。我相信本书的分析不是误导。内容赏鉴之外,更以专家法眼,兼及形式特点。如这首《临江仙》,下阙按例应该首句七字,次句六字,而王作则反是。前人于此或视而不见,或以为误排,或疑“此乃静安有意变动声腔,学前人自度之曲,未知是否?”本书则明确指出:
在《人间词》中,不合格律的地方并非仅此一处。其他如《西河》中的“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按格律都应该是七、四停顿的句子,却都用了四、七的停顿。又如《贺新郎》一调,《词律》中特别指出“至于两结三字,用仄平仄,是此调定格”,而王国维《贺新郎》上片结尾的“天地窄”却是平仄仄。这说明,王国维很在意词的内容和境界,对格律却不是像南宋词人那样精益求精的,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这既足以释疑解惑,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王氏的文学观念。其实王氏之于词律,恐怕不是不能“精益求精”,尤有可能就是“有意变动”。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王氏即抨击自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更回忆在王氏亡命京都时,曾上门求教如何给词断句,问及万氏《词律》,得到的回答是“那种东西不行”,原因并不是如时人所指摘的那样在于万氏“疏于考据”,而根本是“对中国人来说,这类规则性的东西没有也罢”。其言或正可与其创作互相参证。
本书体例之善同时也带来了不易克服的两难。一是汇录研究资料,很难竭泽而渔。如据后附辑评著作目录,著者盖只从《国文天地》杂志中见及了朱歧祥《人间词选评》之五、之六、之七三篇,显非全豹。按朱氏选评王词二十首,已编入1995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印行的朱著《王国维学术研究》第六章。所见难以周遍,乃是不得已的憾事;有时失在眉睫之间,就更是不应有的遗憾了。如在《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下收列评语十数则,却失载我们开篇所引顾随对“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句质直而由衷的赞叹 —— 这样的大家这样的赞叹,应该是读者所乐闻的。而顾文不仅已列入辑评目录,且本是叶氏自己整理的听课笔记。二是为诗词作讲解,很难把握好“过”与“不及”之间的度。本书作为王词称职的向导一如前述,但有时也不无过度诠释、甚至画蛇添足之处。如《点绛唇》(暗里追凉)讲解之末云:
茅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过一篇散文叫做《雷雨前》,写的也是人们在闷热的夏日对雷雨的渴望。我们不能断定他是否受过王国维这首词的影响,但至少在对社会现状的愤懑和对改变社会现状的渴望这一点上,他们的感情是一致的。
又《蝶恋花》(百尺朱楼临大道)讲解之末云:
郭沫若早年所写的新诗《炉中煤》说:“啊,我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烧到了这般模样!”读王国维的爱情词,我们不是也常常产生这样的感动吗?
似皆不免牵强无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