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 杰
出处：文景 2006年第11期
值此天花乱坠高谈阔论古典小说已成时尚之际，云南人民出版社作为《二十世纪国学要籍重刊》丛书之一推出的这部古典文献研究大师余嘉锡先生的著作实在太不入时——内容太实，噱头太少，难免枯燥。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1939年首刊于《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二期。余氏自少熟读《水浒》，终年以后乃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纪事本末》等史籍中得见“有关宋江诸人事迹，足以订证《宣和遗事》、《水浒传》诸书者，随手摭录，日久积成篇帙。比而观之，知诸说部书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附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于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详加考索，不仅于北宋末年震铄一时之英雄事迹，可以粗明大概；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在付梓后十余年间，余氏又增辑订补，至辞世前两年始写成定稿，1955年曾由作家出版社印行。《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完成于1945年，全文分故事起源、流传因果、杨业传索隐、杨延昭文广传索隐四篇，除了博稽史料、条列史实，还特别措意于彰显杨家将故事的意蕴，亦即作品中固存的“《春秋》攘夷之义”：
当元之时，天地闭，贤人隐，晦盲否塞极矣。物不可以终否，杨家将之作，如《板荡》之刺时，《云汉》之望中兴，其殆大义之未亡、一阳之复生者欤？
而“充此志也，山可移，海可填，日可复中，曾不百年而朱氏兴，遂驱胡元，复禹域，此岂一手一足之烈哉，正赖国亡而人心不死，有以致之耳”。所以“杨家将事虽杂剧小说，先民之至节、立国之精神存焉”。在文末复总结道：
杨业与契丹角胜三十余年，卒之慷慨捐躯，以身殉国。子延朗于澶渊之役，请饬诸军扼其归路，袭取幽、易等州。孙文广，亦献策取幽燕。虽功皆不成，而祖孙三代，敌忾同仇，以忠勇传家，诚将帅中所稀有。由是杨家将之名，遂为人所盛称，可谓豹死留皮、殁而不朽者欤。爱国之心，人所固有，后之人何乐而不为也！
其一咏三叹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以及同类题材的作品就艺术性而言，本非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上品，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乃成为胸有块垒的学者关注的共同话题，差不多在余文刊布的同时，卫聚贤先生发表了《杨家将考证》，翦伯赞先生发表了《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而论考证之详确、感慨之深切，允当推余文为翘楚。
与余氏《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诸传世名著一样，以上二文也深受同辈与后学的推崇。稍远的例子是四十余年前陈垣先生为《余嘉锡论学杂著》撰写序文，即称其“证据充足，实事求是，有许多新的论断”。最近的例子是前两年陈尚君先生为《四库提要辩证》撰写重刊弁言，尤强调余氏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已与传统旧学颇有不同：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文，将传统经史考据的方法用于通俗小说的研究。《杨家将演义》虽多虚构故事，但并非全无事实依凭。余先生从宋元史籍、地志、笔记、文集中广积史料，指明孰出史实，孰出虚拟，并进一步推论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文化背景，揭示了因其弘扬民族正气而得广传民间的原因。在抗战后期的沦陷区有这样的论文写出，尤足见作者感时愤世的情怀。《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则将《水浒传》前身《宣和遗事》所述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故事，追踪文献，弄清了《水浒》主要人物的历史原形，并从文本、制度、地理、民俗等多方面，还宋江起义以历史真实。
由此“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极富现代学术意识，已非传统意义的考据之学所能牢笼。又因其探讨的深入和结论的精辟，他的许多看法至今仍为学界广泛称道”。
除了广泛称道，更有继起而为之续补者，如孙楷第先生的《水浒传人物考》、王利器先生的《水浒的真人真事》，都是在余文的影响下产生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若干不同的意见，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考校的方法，例如赵景深先生在四十年代末撰《水浒传简论》，其中第二节专论《水浒传》的真实性，指出三十六人故事“只是民间传说，过于穿凿，会失去文艺的本身价值；《水浒》是想象的故事，不比《三国》七真三假，根本连百分之一的真实性都没有的”。二是考校的结果，例如张政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撰《宋江考》，其中第四节专论宋江不征方腊，据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中折可存先后俘腊取江的记载，力辨《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中兴姓氏奸邪录》与《林泉野记》、《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十朝纲要》中的有关文字皆不足信，虽未标举余氏之名，而其言显然都是针对余文而发的。
余文固不无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但余氏博极群书的湛深功力使其文元元本本，讨源纳流，材料丰赡，交待明确——一言以蔽之，都是不带水份的“干货”，因此尽管后来的读者未必全部认同其考校的方法与考校的结果，但在探索《水浒传》跟史实的关系与分析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时，取资往往不能出其范围。这正印证了余氏在《目录学发微》中的经验之谈：“夫考证之学贵在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证实则虽或谬误，而有书可质，不难加以纠正。蹈空则虚骄恃气，惟呈词锋。”而余氏虚怀若谷的谦谨态度，则使其言坦白明晰，平实恳挚，鲜见意必固我、哗众取宠之词。如余氏怀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史斌，即《水浒传》中的九纹龙史进，张政先生称其所论“颇有可能”，王利器先生亦从其说；但余氏仅用一个“疑”字点到即止，并特别提醒道：
其余诸人，虽见于史传，姓名时代亦复相合，然人之同姓名者正复不少。宋时武人，多喜名“胜”、名“顺”、名“俊”、名“平”、名“横”、名“青”、而名“进”者尤多。裒各书所见，可得数百人。其名既如此之同，若其姓又为张、王、李、赵，则名氏皆易同，无由别其为一人二人也。今于显有可疑者，附著案语，余但条举事迹，以俟论定。
为了对历史负责，也为了对读者负责，将重要发明中的疑点毫无藏掖和盘托出，启发读者质疑问难，共求其实；而不是但见一二断井残垣，就将之幻化为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且居之不疑而顾盼自雄——从中我们正可领略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具的教养。集博极群书的湛深功力与虚怀若谷的谦谨态度于一体，余著的可贵可传在此，而余著在今天特具的典范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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